何谓“105室”？就是当年在吉林大学等待平反时被学校当局安排住进招待所的房间号。在这里住的基本上都是原吉林大学的师生员工，前来申诉；在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前的临时性住所。也有个别人是已经解决甚至已经上班，由于住房尚未解决，暂住。
这个105室特殊的地方在于免费，住其他房间是要交费的。那是外地、外单位来吉林大学办事人员，交费以后回去报销。
既然免费，当然就没有其他各项服务。例如每天搞卫生都是我们自己动手。谁勤快就多干一点，全靠自觉。
1979年暮春，我从当时所在的辉南县沙松岗煤矿洗煤厂自费来吉林大学办理右派改正事宜。火车到达长春已是晚上，华灯初上，但公交车早已没了。那个年代没有出租车；即使有，我也打不起。只好迈开两条腿，从车站经过胜利公园、新发路、重庆路、人民广场、解放大路共计5站地。那个时候我将近50岁的年纪，身体还可以，走得动，也受得了。走到吉林大学校部大楼已是晚10多锺。值班人员是一位身裁高大的朋友，姓尹。后来他担任法律系教学秘书，我则在经济系担任同样的工作，只是暂时尚无明确身份。多次被校教务处或科研处召集开会，彼此熟悉起来。我还特别感谢他热情接待我的往事。
尹先生立刻写条子安排我去招待所住宿，并且不厌其烦地画图并介绍如何走。其实距离很近，但陌生的外来人员恐怕要走上半个小时也未必找得到。到了招待所，大门紧闭，使劲敲、敲、敲，无人答应。忽然路边一人告诉我：走后门，也许会有人。又绕行到后门，再一次使劲敲、敲、敲！终于有了回声：“你他妈的还让不让人睡觉啊！什么时候了？明天来吧！”这个时候，我无路可走，无家可归。只得低声下气地哀告了：“我是来学校平反的，没地方过夜。您行行好吧！”一听说是来平反的，对方立刻生起怜悯之心，马上开门，把我让进105室。临走留下一句话：“明天办手续吧，先住着。”
终于找到了住宿的地方，放心了。环顾全室，上下铺，四面靠墙安排10张床位，几乎住满了人，且都已入睡。我轻手轻脚地坐在一张空铺上，开始打开行李包，也准备快快入睡。“啪”的一声，不知是谁打开了灯。这才发现好几位熟人：法律系的宓超群（最早的海归人员，按照当年的毛氏逻辑：凡是从美国归来的都值得怀疑，大部分都是间谍、特务。否则，为什么放弃在美国的高薪，到中国这个穷地方来？所以一律被打成反革命）、中文系的李文学、法律系的边某（名字忘记了）。他们都认出了我。因为当年我是臭名远扬，众矢之的。 简单交谈几句。时候也不早了，于是闭灯睡觉。
叫我“胡老右”，那是我的光荣
住在105室的，大都是几天时间就结案，随来随走。只有我和王永铎、刘明几个人是长期住。刘明是因为给蒋介石写效忠信，按现行反革命判处15年徒刑，问题比较复杂、棘手，所以时间拖得很长（他父亲是南方某省的副省长吧？曾经给学校来信说明：刘明是我和前妻所生的儿子。思想反动，望校方依法处理，不应姑息）。王永铎也是经济系的，比我低一班。他最先认出我。他原来是从轻处理，送到学校自己办的农场劳动，但却和几个中文系的搞到一起，弄了个“百花学社”。于是升级为反革命集团，被送去劳动教养。在教养期间又陷入什么集团里，再次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判处5年。我对他戏言：我是一步到位，你是分三步走。最后殊途同归。哈哈！他的问题本来很清楚，为什么也拖得很长呢？是工作安排问题。这个时候已经是落实政策工作临近末尾，分配不出去。自己留下又难以安排。所以就一直“耗”着。
校方落实政策的步骤是“先易后难”，把那些明显冤假错案或“罪行”轻微的，先行解决；留下来的当然都是难题：至于我，全校都知道，处理得最早，处分最严重，落实政策当然是最后一个。为什么？据说：有人请示邓小平，是不是全部改正？邓公回答是：“毛主席搞的，留几个吧!”潜台词则是：不留几个，全部改正了。岂不等于说全部搞错了？为了证明反右没有全错，以维护毛的英明形象，只好留几个。问题在于：“留几个”是指全国而言，还是各个单位都要“留几个”？如果各单位都要“留几个”，那么，吉林大学该留谁？当然非我莫属了。如果“留几个”是指全国右派，那就轮不到我。经办人员拿不准，就只能观望，先不下结论，看看别的单位怎么干的？这就是他们无奈之举，只好“拖”！既不“改正”，也不“不予改正”，就这么“耗”着。
忽然有一天看到《人民日报》头版发了一条消息，公安部全部右派改正。短短几百字的消息，我仔仔细细看了三遍！公安部是干什么的？刀把子嘛!
既然公安部都全部改正了，其他文化教育部门还用说嘛？“留几个”肯定不是每个单位的要求了。我心中有了底。你们“耗”着，我只好奉陪到底！
由于是长期户，天长日久，和服务员们都混熟了，彼此说说笑笑、嘻嘻哈哈，无所谓。开开玩笑也在情理之中。那个年代，电话很少，只有办公室一部。所谓“办公室”就是服务员们休息的地方。有了电话就登门去叫。一般人电话不多，只有我的电话比较多：其一是原来在一起劳改和就业的难友们听说我回长春，回到吉林大学了，纷纷打电话联络感情，叙叙旧，请吃饭等等。其中也许有某种功利意图。比如：当我被“落实”、并安排在吉林大学经济系上班后，就接到两位旧日难友的来信：要求“搞”一张毕业证书，必有重谢。我的天呀！对不起，让你骂我吧，我绝对没有这个能量，更没有这个胆量。
其二是原来的老同学，一别20多年，生死未卜。听说当年那个“世人皆欲杀”的反革命叛国犯竟然没有死，而且回来要求平反了。莫不感到惊讶，想看看这个家伙今天的面貌。好比长春市民听说动物园里新来了一种非洲的什么珍稀动物，都想亲眼看看，见识见识。好奇、猎奇是人的本能嘛！当然其中也有带着几分歉意而来的。例如：已在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担任处长的李贤祖就是。见面第一句话是：“这么多年你受苦了！我们后来也反思，当年对你确实有点过分，极左嘛！”不久还邀请我去他家做客。
由于电话多，这些服务员不胜其烦，就隔着老远大声喊：“某老师电话！”（对于我们这些人，一律客气地称呼为“老师”。）对于我，开始还是叫“胡老师”。不知道是谁最先开玩笑，改成“胡老右”。我照样应声而来。从此，人人仿效，包括105室的室友们也这样叫。
住在105室的还有一位转业军人，已经办理了手续到校工作，并已上班。但由于住房紧张，一时没有解决，暂时住在105室。他是全家四口，其妻则住在105室对门的女室（房间号忘了）。他们有一个小女儿，牙牙学语。时间长了，这个小女孩也学会了“胡老右”这个专有的称呼。她妈妈严肃地纠正：“不许这样叫，没大没小的，应该叫胡伯伯。”把这个小女孩吓得哇哇地直哭。我马上赶过来安抚：“没关系、没关系。我就喜欢你这样叫，以后就叫我‘胡老右’。有糖吃！”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水果糖塞给她，并且学着山东人的口音说：“叫我胡老右，那是我的光荣。”从此，几乎大家都这么叫，只有几位年纪大一点的服务员仍然保持“胡老师”的尊称。同室的室友们也这样叫。我更是来者不拒，高高兴兴地答应。
关于左与右的区别，我最近做了一点考证。自古以来（套用官方媒体在对外宣传时经常使用的语言）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传统的语境里，向来是尊“右”而贬“左”的，以右为尊，为上，为优；以左为贱、为卑、为劣。试举几例：
当官的被降职称为“左迁”。汉族人民被异族统治被称为“左衽”（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官职高者称为“右”，（《史记》里介绍蔺相如时说：“位在廉颇之右。”就是说比廉颇还吃香，还走红。）称赞一个人的学识高明就说：“无出其右者。”（没有人比他更高明了。）批评一种学说或行为就说：“旁门左道。”（相当于“歪门邪道”。）人们都有两只手，但吃饭、写字、打球等等经常使用的是右手，所以被称为正手。也有人使用左手，被讥为“左撇子”。如此等等。巧啦！再查外文词典。英文里有个词儿：Right 什么意思？既可翻译成为“右”，也可翻译成“正确”。看来，在老外的心目中，“右”通常就代表“正确”。
这个悠久的文化传统到了1949年，完全颠倒了：以左为荣、为尊，以右为耻、为贱!凡是不符合毛泽东个人喜好的，统统被打入“右”字行列：右派、右倾等等！这真是大逆不道！我们经常说“拨乱反正”，就是要拨开毛泽东立下的逆天之道的坏规矩、错规矩，反过来恢复正确的老规矩；把被颠倒的历史和是非标准再颠倒回来。以右为荣，为尊，为尚，以左为卑，为贱，为耻！所以，我欢迎人家叫我“胡老右”。
昨天如此，今天仍然；以后永远！
每月“借”30元吃饭
天长日久，我的口袋开始瘪了。想当初从洗煤厂来时，尚有百十元的积蓄（如果下井挖煤，每月有近百元的收入，可是我坚持不下井。理由是有关节炎。但车间领导人说：你的腿不红不肿、不痛不痒，谁能证明你有关节炎？一定要我下井。当时把我们这些“就业犯”从镇赉四方坨子转移来这里，就是为了补充下井劳动力的不足。因此大部分都安排井下作业。待遇很高，每月各项收入合起来有百十来元。此外，每天升井以后就可以领到一个大面包，大概有2两吧。今天看来，这个面包并不稀罕，但在当年可是一大福利啊。许多人吃腻了这种大面包，还可以和老乡换鸡蛋等等农产品。但是我的考虑是：
吃了几十年的辛苦，马上就要“天亮”了。下井的死亡率很高，如果为了几个钱丢了小命，岂不可惜？所以坚决不下井。车间领导给我两条路：乖乖地服从命令，下井干活；要不然就关禁闭，即所谓“小号”。我很快回答：宁愿去小号蹲着。小号里每天两顿稀粥。还不准自己买任何食品。我宁可挨饿，也不去下井。双方对峙了好几天，我是决心把牢底坐穿；但他们感到不合算了。事情也真凑巧，正在双方僵持的时候，忽然传来井下出事故。死了几个人。其中有一个是和我们这批人一块来的。更令人唏嘘的是：原来转移的名单里并没有他，是他死乞白赖地要求。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这次转移的人待遇一定会很高，发财的机会到了。就业单位的领导才特别恩准，把他补入转移的名单里。为了钱而丢了命，合算吗？
也许正是这次事故，让领导人多少明白一点。终于让步了，让我去运输部报到。运输部是干什么的？顾名思义，就是把井下需要的坑木运到井下大巷道里，让井下作业的人自取，用于支撑每个巷道，以免坍塌。不下井，当然收入就少了。大概只有30~40元吧。还不到井下作业的一半。但我认了。几十元钱够我吃饭就足矣。）
经过多年的积蓄，才有了这百十来元钱。在上访期间好几个月，俗话说：“坐吃山空”。记得有一部电视剧里，演员侯耀华有一句台词是：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于是动脑筋、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依靠组织嘛！
当年接待我们这些上访人员的是党委办公室秘书潘志才。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升到秘书的职位也算是很不错了。据我的观察，这个人还算是比较富有人性的，属于温和派吧。原因之一也许和当年的政治气候有关。那个时候，社会上普遍有一种情绪：老毛犯了错误，影响几代人。其中受害最大的一批人就是右派。所以对右派，社会上普遍给予同情。有什么问题或需要，几乎有求必应。这一次也是如此。我说明自己的经济状况以后，半开玩笑地说：要不然，我就去国营食堂“捡折箩”吧，不偷不抢，也不算犯法（“捡折箩”东北方言：在饭店、餐厅捡人家的残汤剩菜。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里那个小孩就是）。只是我需要亮出自己的身份呀——吉林大学尚未改正的右派分子，弄个牌子挂在背后，以便识别呀。
我本是开玩笑，可他一听却当真了。“哎呀，千万不可。那多丢人啦!你别着急，我会想办法。你给我几天时间，行不？”我心里明白，他自己做不了主，需要向领导汇报。几天后，他递给我一张条子：大意是：“财务处：今有胡显中同学，前来借30元钱。请予办理。”这张条子我看了三遍，初看很生气，再看才颇有体会，三看则佩服得五体投地。
初看生什么气呢？就是“同学”两个字。我都快50岁了，还“同学”，和谁“同学”？
再看则有新的体会了。不叫“同学”，叫什么？难道叫“同志”？不行吧？“同志”二字说明你是自己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可你目前尚未改正，就不能叫“同志”。如果称呼你“同志”，将来对你的问题“不予改正”，怎么办？岂不是犯“右倾”错误了？在中国，不论什么错误，涉及“右”字就是了不得的罪状。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嘛!权衡利弊，只能暂时称呼为“同学”！还有：那个“借”字大有讲究。将来如果检查他的工作，大大咧咧地给我发钱，这个钱算什么钱？说不清，道不明。所以只能用“借”字，借钱将来可以扣还嘛！看来，这个“借”字是可进可退，伸缩自如，滴水不漏、无懈可击！因此，由衷地佩服！真不愧是中文系毕业的，一把好手！
说是“借”，由于“改正”了，当然就不了了之。
当年的30元钱可以做什么呢？有几个参照系：最近我看了一个资料，当年秦城监狱普通犯人的伙食费就是30元。
一般公职人员的工资也就是40元左右吧，那可是一家人的伙食费呀。我的大姐，当了几十年的小学教师，工资也只有43元。她要养活三个孩子，有几年还要供养我的小弟弟，还要从牙缝中抠出一点点，隔三差五地给我寄10元。大概每年两次吧。如此算来，真是难为她了。我的好大姐呀！遥想当年，雪中送炭，实在是恩重泰山呀！
还有，我当年的女朋友、也就是今天的老伴，当时是中学教师，每月40多元工资。按照他们家的家规：大部分上交家里，自己留20元零花。当她向老父亲及众多兄弟姐妹介绍我这个“对象”的情况时，大家首先关心的是每月收入多少钱？听说每月才30元，几乎都投了反对票：30元钱，能养活一家人吗？一个大老爷们（东北方言，相当于“堂堂男子汉”吧）还赚不过女的，还有脸谈什么恋爱？拉倒吧！
全家只有一个人例外。就是她那位在市政府当科长的大哥。据说：大哥早就向她透露一个信息，最近大批落实政策，在这些人中很可能有合适的，值得关注和期待。可惜呀，她这位大哥在多年前就去世了，终年才73岁。
另外，还有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堂兄，也被称为“大哥”。近年来在网上出现一则关于我的传闻。说是“找了一位副司令的女儿结婚”云云。前几年，在一次饭局上也有朋友向我核实此事。这完全是捕风捉影，向壁虚构的瞎编。我的岳父是地地道道的普通工人，退休后继续在公交公司打更，可怜巴巴的赚点补差，也就是几十元而已。至于“副司令”一说，很可能就是指这位堂兄。但她和我谈恋爱的时候，这位堂兄不过是个团级干部。为了对堂妹负责，当年也确实回长春一次，除了看望他们全家，主要目的恐怕正是对我进行一场“面试”吧，面试的结果大概还算是“合格”。有了两位“大哥”的赞成票，我这个只有30元身价的“待业中年”才得以迈进他们家的门槛儿、登堂入室。扑克牌里不是有“大王”、“小王”两张“王牌”吗？后来成为一家人以后，我曾开玩笑说：你们家也有两张“王牌”啊！
这位潘志才，此后多有来往。由于他也住在南湖新村，彼此经常见面。后来我搬到警官公寓，又经常在省老干部局办的干部食堂多次见面。有一次，我刚走进大厅刚刚落座。还没来得及吃上一口，他从里边绕过好几张桌子奔我而来，口里还嚼着饭菜，让我看他的手机。手机里显示的恰好就是我不久前出版的那本《精英是怎样被毁灭的？》“是你写的吧？”我点点头。“这就不够朋友了。连我都不能拜读一下吗？”我马上道歉，同时还辩解说：“你不是在商海搏击吗？哪里有功夫看这种东西。”他解释说：不错，是干了几年，但现在洗手不干了。见好就收，知足常乐嘛！“好，明天你也来 ，一定奉上拙著，请你斧正！”
几年后，我的另一本书《纵论国是续新篇》出版。这一回别再让人家说我忘了老朋友，应该主动送给人家。所以每天上午我都带着那本新书，签名、印章等等准备齐全。就等见面时送请他斧正。左等右等，多日不见踪影。奇怪！于是跑到三楼阅览室去查询（因为他也经常来这里看报）。阅览室那位女同志答：“走了。”什么意思？“‘走了’都不懂？就是死了嘛。”怎么可能呢？他才70岁吧？她的回答更富有哲理：“黄泉路上无老少。”同时拿出一本新书给我。《纪念文集》封面上印的正是他的头像。这是千真万确的了!他才74岁呀！走得太早了!太可惜了。
室友散记
住在105室的，除了上访者以外，还有几位在职的朋友。其中大名鼎鼎的要数被《人民日报》（1979年2月8日第四版）报道过的“亡命兴安岭”10年的“野人”任化民。他原是吉林大学数学系的学生，由于是地主家庭，再加上某些言论，“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关押在数学楼的二楼一间厕所里。他趁月黑天高之夜，冒险爬出跳楼逃生。最后跑到野外，再亡命兴安岭。在那里生活了10年之久。在那里娶妻生子。终于盼来了改革年代 ，才大胆回到学校，要求平反。一时间舆论哗然。他已经安排在数学系教学，但由于住房没有解决，也住在105室。其妻廖氏则住在对门女室。有个小孩名叫“双喜”。
他的妻子廖女士，是众多为我介绍“对象”的朋友中最热心的一位。某天她站在105室门口，小声叫我：“胡老右，你出来一下。”“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实话，到现在你到底定没定对象呀？”“还没有。”“那就好，有个女知青，30好几了，一直等着你哩！看不看？”“当然看！”她还面授机宜说：“你不要说四十七八了，当年任化民也对我瞒了好几岁，你就说——（用目光对着我的脸扫描几秒钟），就说40出头吧。人家肯定会信。”
这次“看”的结果因为“颜值”不理想，不予考虑。虽然如此，我还是非常感谢她的美意。这个女人也真够坦率了，对另外一个男人泄露自己丈夫的隐秘。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可见其对我的信任和真诚。
事后，刘明向我要了那位女士的地址和电话，踩着我的脚印走。很快就成功了——这是后话。
还有一位张汝楫老师。他并不住在105室，而是享受优厚待遇，住在二楼的单间（前面所说的宓超群，也属于海归人士，却没有享受单间的优惠照顾）。因为都是“天涯沦落人”，而且还是经济系的讲师，所以彼此接近，有共同语言。据他自己说：25岁就担任武汉《大公报》的主笔，被戏称为“娃娃主笔”。后来留学美国，学的是经济学。1949年后，他以左派面貌力劝也在美国留学的著名化学家唐敖庆一道回国。唐后来担任吉林大学校长。每年春节期间都会特别邀请他去聚谈，以表情谊。他自己则在经济系担任讲师（中级职称）。因为某些言论1955年肃反时就被冲击一次，后来被平反。反右时期再次被冲击，送到辉南县劳动教养。回校后较早得到安排。在经济系开课，好像是中国经济史吧？
他和我有过一次长谈，对我的触动很大，至今记忆犹新。他知道我喜欢泡图书馆，但仍劝我：不要泛泛地阅读。你读过《庄子》吗？有一句名言：“生也有涯，学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殆矣！”所以，建议你选择一个突破口，深入地研究下去，坐几年冷板凳。争取拿出一定的成果：一本书，或者几篇含金量比较大的论文，就足以证明你的才华。否则，平平庸庸地过几年，到年龄退休，啥也不是，多遗憾啦？我不断地点头称是。但，从何处入手呢？他建议：研究孙中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孙中山是两岸都能接受的人物，至今大陆的研究很不够。这是个空白点，也正是你的机遇。经过再三思索，听他的，没错！下决心研究学问，方不虚度此生。于是天天泡图书馆。
除了图书馆，我还发现：有个教师专用的阅览室，但需要教师身份。我没资格！奈何？
我又想起了潘志才。不过，这个要求似乎有点过分了。超出落实政策的范围，也太出格。我连“同志”都不是，更不是“教师”。真没想到：他竟然痛痛快快地答应下来。几天以后，他告诉我：你可以去了，提我的名字就行了。（他是党办秘书、校领导眼中的红人，一般人都争着巴结。这点小事，能不给面子吗？）但是只能看，不许外借。还要注意保持安静，千万不可惹烦人家啊！我喜出望外，同时表态：保证做到。
从此，我就开始了在孙中山研究领域里的“新长征”。 在教师阅览室，我读到了台湾出版的《总理全集》，内容十分丰富。大陆当时只有两卷本的《孙中山选集》。几年以后才陆续出版《孙中山全集》。当我第一次读到那文采飞扬的《上李鸿章书》，不禁拍案叫绝!这既是切中时弊、振聋发聩的政论文，更是文笔优美、议论纵横、文言文的典范。当年没有复印机，只好手抄。直到今天，虽然我书架上的《孙中山全集》、《孙中山选集》都有这篇文献，但当年的手抄本仍然被珍藏在我的抽屉里。那可是一番心血啊！
其中有许多经典段落都能背下来。尤其是下面几句：
窃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形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为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多么深刻，多么中肯！如此宏论滔滔的文章竟然未能打动昏庸老朽的李鸿章！孙中山此文写于1894年，一个28岁的热血青年对于国家大是大非的恳切建言，被束之高阁，没有产生任何实际作用。但却给后人留下了十分珍贵的精神遗产。今天读来，仍然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
最打动我心灵的正是那“人尽其才”四个字。强制一个大学毕业生下煤矿挖煤，是人尽其才吗？强制他去到荒凉的北大荒开荒种地，是人尽其才吗？不是，不是的！！是什么？那叫迫害，瞎胡闹，倒行逆施，开历史倒车！因此，我在自己学术著作的前言里写道：我这双曾经挖过煤、挥镰刀、抡大锤、撸锄杆的手，终于有机会、有权利写作了。可惜，出版时被编辑删掉了。由于职业的敏感性迫使他们不能不做出这样的选择。我理解。
由于一年多时间打下的基础，上班不久，就拿出了《孙中山民生主义初探》的长篇文章，经系主任关梦觉先生的审阅同意，送到《吉林大学学报》编辑部，很快就被发表。既可以说是“牛刀小试”，也可以说是我这个“老右”在众人视野里消失20多年之后的初次亮相。这个“亮相”也等于向所有的朋友们、所有的批判者们宣告：
我是一颗“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当当铜豌豆！”（借用关汉卿的词）
大概是1980年的秋天吧？当我一如既往地“泡”在教师阅览室时，招待所里发生一件大事。上班不久，服务员就接到一个电话，找我的。她习惯性地大声喊“胡老右”。连喊好几声无人答应。“啪”！习惯性地挂断电话。紧接着电话又响了。电话里传出严肃的声音：“找你们所长听电话。”服务员不敢怠慢，请他们的领导（就是服务员的头儿，女性，姓名忘记了）接听。电话那头告诉她：我是落实办的，你们必须马上找到他，让他马上过来一趟。（落实办就是落实政策办公室的简称，也叫“55办”即落实55号文件办公室。）可是找不到人，怎么办？这位“头儿”跑到105室问在坐的几位：谁知道他去哪儿？大家面面相觑，无人回答。沉默一会儿，王永铎站起来说：我去找找他吧!
在图书馆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仍然没发现我。情急之下，他想起了潘志才，找他问问，也许潘志才让他去教师阅览室看看。果然，找到了。我当即跑步前进，来到落实办。落实办实际就三个人：头儿李绮思（女）——原化学系党支部书记；主力骨干李方志——原法律系讲师；还有一位老太太张女士，原党办工作人员。当时三位都在场，当然是头儿先开口：现在向你宣读吉林大学对于你右派一案的改正文件。然后就是李方志朗读。再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没有。那就签字吧。一切手续完毕。下一步就是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销毁全部档案材料。我忽然提出：可不可以让我自己保存这些东西？他们迟疑了一会儿，相互点点头，然后对我说“你先回去吧，我们研究一下。”临走时，头儿喊住我：“你们那些服务员怎么喊你胡老右？太不正经了。”“奇怪了，你这么知道的？”“我从电话里听到的，小丫头大嗓门儿喊了好几声。我听得清清楚楚。”“我本来就是右派嘛，他们又不是喊我胡小偷。”“好，从今天起，你已经‘改正’了，不许他们再乱喊了。回头我还要批判他们所长。怎么教育的!”“这个事儿你们就不要管了，小事嘛！何必呢？”“影响多不好呀，算小事吗？”
第二天电话叫我去，李方志老师交给我一包资料。我知道：这就是如影随形地跟随了我几十年，但从未与我面对面的所谓“档案”材料。接过来并道谢，就要走。他拽住我的胳膊往外走，一直走到走廊的尽头，才对我耳语：今天看来，你当年那些意见都是对的。只是说早了，早20年！听了这个话，顿时热血奔涌，热泪盈眶。我不得不把头往后仰，以免流下来。然后抓住他的手，使劲摇晃、摇晃。这段经过被写进那篇《当年的罪证，今日的文物》一文，发表在境外的《明报》月刊2007年第10期上，并且收入我最后那本书里。
三年后，一部11万字的《孙中山经济思想》初稿完成。这部书稿本来送到当地的吉林人民出版社，但很快就被退回。原因在于：他们不是审稿，而是先审人。他们派人来我所在的经济系，找到专门管理人的党支部副书记。如果当时我是个讲师或者副教授什么的，书稿也许能够出版。但当时我却是个白丁，一无所有！这位副书记的回答是：此人大学毕业就进了监狱，最近落实政策才回校。现在也没有从事教学或研究工作。（对此，有朋友看到后质疑：她回答出版社的话，你是如何得知？问得好！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她没有单独的办公室，而是与系副主任、党支部书记共用一个办公室。）
这位副书记的话错了吗？没错！既不是造谣污蔑，也不是嫉妒中伤。她说的完全是事实。但她的回答并够全面。是有选择性的，只介绍了我的短板、弱项，而没有同时介绍我的强项和有利因素。什么叫“偏”？就是不全面，偏重某一方面，自然失真了。
我记得鲁迅先生在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过：“‘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是同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贬褒，更离真实。”
我并不甘心自己的心血白流。马上复写了好几份“内容提要”分别寄到与孙中山有关的省、市出版社（北京、武汉、湖北、广州）。很快就陆续收到回答，同意审稿。最早回信的恰恰就是最具有知名度的上海人民出版社。这正是应了那句话：“因祸得福”。比较而言，上海人民出版社比吉林人民出版社的知名度总应该高出一大截吧？
有了这本《孙中山经济思想》，就等于拿到了进入学术圈的入场券！
1980年初冬，结婚。自然离开那住了一年多的105室!
105室，是我结束穷困潦倒生涯、迈上人生新舞台的中转站；
是我后半生再度奋起、重新创业的起跑线！
再见，105室！
【后记】跨入新世纪，原招待所改为留学生公寓。但同时可以对外营业。我曾经两次光顾此处。第一次是人请；（因为被人请，才知道这里可以对外营业，而且比较实惠。所以才会有第二次。）第二次是请人。请什么人？
女儿考上重点大学，在她第一次离家远赴北京求学之前，为了庆祝，也为了给她饯行，作为家长邀请在长春的亲朋好友欢聚一堂，聊聊天、品品美食。老伴的全家老小都光临，两桌坐得满满的。美食之余，抱着怀旧心理，
寻寻觅觅，发现当年的熟人中只有那位厨师张女士仍然在，其余各位早已各奔东西。再寻找当年那个“105室”呢？没了。他们把西墙拆了，扩大范围，改成拥有好几个淋浴、盆堂的大浴室。
看来，这个“招待所”，也“鸟枪换炮”了。
注：2020年微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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