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沧桑，转眼间反右派60周年了。关于这次浩劫的性质、背景、人事变幻种种，许多学者写了许许多多的文章，进行了很有价值的探讨。在下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就是：此次浩劫共有多少人士中枪？
在1957年那场“阳谋”中，被划为右派者到底有多少？先后看到好几个数字：最早看到的是《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作者戴煌）第17页的记载：“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达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占国家干部总数九百五十三万人的百分之五点八……”长期以来，许多学者都是按照552,877这个数字来研究的。岂不知这句话里有两个限定词：公职人员，被改正的。除了“公职人员”以外呢？还有多少大学生、其他自谋职业者？甚至还有中学生被打成右派者（或反动学生、坏分子等等），并不在其内。另外，这里是指被“改正”的，那些一直没有被“改正”的又有多少？已经死亡而又没有任何亲友为其申请落实政策，当局也无法主动为其复查，因而永远未能“改正”的，更不知凡几。
直到最近，被解密的资料显示：1958年5月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阶段性成果”： “定为右派分子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列为中右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于是人们又根据这个数字来确定，即3,178,470人。和前面那个被“改正”的数字相比，增加到将近6倍。
3,178,470人是不是最后的定论呢？否！
这个数字是1958年5月3日公布的，而且只是“阶段性成果”。毛泽东喜欢以诗言志。他曾写道：“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他还具有“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坚韧意志。为此，再进行“反右补课”就是势所必然的事情。许多人战战兢兢地过了“反右关”，刚刚喘口气儿，暗自庆幸侥幸过关，又被“补课”补进右派行列。于是，人们发现了一个右派“新品种”——补划右派。
“补划右派”有多少？
笔者孤陋寡闻，仅在朋友圈子里，就知道有6位：
1、在青年时代就着手翻译医学权威性经典著作《希氏内科学》、在医学界享有盛誉、担任过江西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的王贤才先生就是“补划”右派。据王先生说：和他同时被“加冕”的还有3位。
2、笔者的老同学、老战友陶懋颀。陶和我是南昌心远中学高一的同班同学。1949年后，我步入社会；陶则继续升学，1951年高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数学系。1952年北大、清华、燕京三所大学合并为两所，凡是学工的并入清华，学理的都并入北大。此后陶懋颀就在北大数学力学系就读。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而留校担任助教。按照北大的规矩，助教没有资格上讲台，只能做一些教辅工作。但由于陶懋颀精通专业，且知识渊博，善于表达、深入浅出，口才独佳。校方破格让他上台讲课。果然，他不负众望，教学效果突出，颇受学生欢迎，一时传为佳话。
摆在陶懋颀的面前的，似乎是一片光明、辉煌灿烂的远景。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场旷古未有的“阳谋”即将在神州大地上演。他的“罪行”说来非常简单：参与翻译赫鲁晓夫那篇“秘密报告”。本来已经调出北大，到内蒙古支援的陶懋颀也在“补课”时被补划为右派。
3、早在新世纪初，常住香港的热心人士自发组成了专门研究1957年“阳谋”的“五七学社”。该社主要成员之一陈愉林先生原来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生。也是在“补课”中被补划为右派的。陈先生于1992年移居香港。从事写作，成果颇丰。
以上只是个案。总计“补划”了多少右派，仍然是个高度机密。不过，我们还可以从另外的渠道来推算。
根据丁抒所著《阳谋》一书第十七章，即有一例：据1990版《南阳县志》第39页载，该县于反右运动中已抓了892名右派，从1958年7月开始，“又在工商、文教、卫生界开展向党‘交心’运动，再划‘右派’272人。”
最近笔者在香港“五七学社”负责人武宜三先生积多年心血所收集的资料并刻录成光盘《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D区中发现：当年曾领导反右运动的北大历史系学生支部书记郭罗基的一篇文章说：“到1957年10月底，北大戴帽子的右派有526人，反右补课又增加了173人，总共699人……”郭先生的文章提供了一个大致比例，即补划的右派大约占原划右派的1/3。再按照前述《阳谋》一书所提供的例子来计算，补划右派272人，占原划右派892人的比例大致也是1/3。按照这两个实例来推算，全国的右派总数应该是在3,178,470的基础上，再增加1/3，则总数应大于400万。
此外，还有明令不划右派、不拿国家工资的中学生，以及工人、农民、工商业者中被扣上“坏分子”的，又是多少万？
根据张英于《反右五十周年祭──实际错划“右派”800万人》一文中的揭露：“据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民政部负责人和法院院長告知，我也早已在媒体上披露：还有被扣“坏分子”帽子的工农右派三百四十万人！（“工农右派不戴右派分子帽子”，这是当年毛的最高指示，请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9年，中共中央依据胡耀邦主张給“右派”改正，法院对工农右派即“坏分子”也就按改正“右派”精神予以改正，並由民政部“做善后工作”云云。）
两者相加大致符合张英文章的标题：“实际错划右派8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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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实际错划右派800万，远远超过所谓55万的陈说。这个结论有什么意义呢？当然有！
首先，可以据此计算右派分子的死亡率。最先人们所说的55万是胡耀邦主持下“改正”的数字；这个数字大体代表了幸存下来的右派人数。为什么说“大体”呢？因为有个别被“改正”者本人早已死亡，是由其直系亲属代为申诉而获得改正的。笔者本人就是在上访期间，在中央统战部接待室外面排长队时，认识了一位中年女性（因为她听我回答工作人员询问时知道我也是来自长春的，就攀谈起来。她就是东北师大著名右派徐乃祚教授的女公子）从她口中得知徐教授早已亡故。
现在，排除个别情况，姑且以55万幸存者来计算：如果右派总人数是3178470的话，则死亡率是82.65%(幸存者为17.35%)。如果实际右派人数为800万的话，死亡率就应该是93.13%（幸存者为6.87%）两者相差10个百分点以上。实际情况如何呢？在这里举两个比较典型的例证：
根据2005年4月28日的《文学报》，头版文章《翻开一页尘封四十年的历史》的报道:两位作家所采写，集中于甘肃省夹边沟一个劳改单位劳改的三千多名“右派”，饥饿、被虐致死者超过百分之八十。后来又有杨惠显先生的《夹边沟记事》问世，该书所揭露的情况也进一步证实了这种惨状。在很短的几年里，死亡率就已超过80%。再经过漫长的20多年劳累、饥饿、批斗、折磨，死亡率超过90%就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恶果了。
另一个例子是新华社资深记者戴煌根据亲身经历写成、于1999年出版的《九死一生》第25章的记载，在辽宁省锦西煤矿劳动的1,200多名右派分子中，直到作者本人‘死里逃生’离开时，已经死了1,001人。其死亡率也接近90%。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补课”，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补划’任务，基层党组织领导人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发明”了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手段，并因而产生了奇奇怪怪、荒谬绝伦的右派新品种。如果说：以前的右派都是自己“跳出来”，因而多少有某些明显的“罪行”。到了补课时，却很难再发现谁有什么明显的“罪行”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这种人“隐藏”得很深，因而需要‘深挖’。
如何“深挖”？那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最常见的是：号召大家向党交心。当然所交的都应该是“黑心”，而不允许自我美化、表功。于是从交心材料里寻觅，终于找出了符合要求的“罪证”。此外，还有的人在看大字报时，心有同感，情不自禁地稍微点头，被人发现举报，于是便有了“点头右派”。也有的人在看大字报时，不以为然，稍微摇了一下头，被人发现举报，于是就有了“摇头右派”。还有一种更为稀奇的情况是：上面下达一个“补划”的指标，于是大家围坐讨论：应该补划谁？众人面面相觑，三缄其口。其中某位因为内急，不得不上厕所。好了！大家一致通过：就是他！等这位朋友从厕所里出来，回到座位上。组长宣布：大家一致通过：补划你为右派。于是就有了“撒尿右派”。还有的情况是：奉命押送若干名右派前往某地交差，但途中跑掉一个，于是这位押送人便被填补这个空缺，于是就有了“充数右派”。更令人拍案惊奇的是：竟然有一位12岁的右派，因为年纪小，改称“右童分子”。瞧，又一个新品种。还有的情况是：实在找不出什么“罪证”，于是搜查日记，从中摘取只言片语，无限上纲。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如果说以前所划的右派，大多数都属于“错案”（即当事人确实存在某些言论或行为，但领导人夸大其辞、无限上纲，做出了错误的结论）。那么‘补划’的右派中，更多的则属于“冤案”、“假案”（即根本就是无中生有，或者虚构的“罪状”）。这些右派新品种真是五花八门，说明基层组织大有创造精神和发明才干。
这些“往事”的价值在于：留给未来的作家们十分丰富、万分精彩、无限生动的原始资料，足以写成大部头的中国文网史、中国罗织大全等巨著。实在是全世界都找不到的极佳素材。
反右派运动过去了一个甲子，亲历其境的当事者也大多死亡或失聪、失忆。现在的中青年们很难知道当年那场政治狂飙的真相，更难以了解其细微末节。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右运动势必成为说不清、道不明的谜团。再加以当局刻意隐瞒许多关键性资料，历史似乎真正成为一个大大的黑洞。
如果再隐瞒若干时日，所有的知情人统统死光了。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段历史必将被人为地“虚无”了。这岂不是天大的遗憾？又如何对得起那些含冤而逝的亡灵？如何向我们的子孙做交代？因此，乘我们这些健在者还走得动、写得出时，抓紧行动，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力求有所作为，把历史的碎片尽量保存下来。交给未来，让未来的人们去研究、去处理。我相信：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会比我们这一代人更加聪明、更加理智；更有计谋、更有勇气来完成一部不加掩饰的反右派运动全史。
笔者三生有幸，也曾荣获“右派”桂冠；当然也曾经历九死一生，两次休克。所幸上苍爱怜保佑，让我从死神手里跑了出来。我想：为什么那些无辜的难友们一个个都含冤而逝，唯独极少数能够存活下来？估计是上苍的有意安排：为了让这段惨无人道的历史被真实地留存下来，应该保留几支笔，让这些人写，写，写！本着这种历史的责任感、使命感，凡是存活下来的人，都应该义无反顾地执行上苍赋予的神圣义务：写！
谨以此文与众难友及其下一代子子孙孙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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