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歌功颂德与“反现状”
我们是青年人，和过去的青年人不同，生活在幸福的时代。有了共产党，有了革命的老前辈和勤劳的劳动人民，才有了今天美好的生活。过去很多小说家、诗人、音乐家、画家，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歌颂过今天美好的生活，歌颂了党的伟大，歌颂了劳动人民，这些都是合乎人情的。过去不是歌颂得太多，而是歌颂得还不够。虽然开国以来出现了很多文艺作品，但是这些作品很大一部分受了庸俗社会学的影响，犯了严重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不能动人地、深刻地反映现实社会中美好的东西。所以我们的艺术家、作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们应该花费更多的精力来创造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深刻而动人的作品，来歌颂今天的幸福生活。这是我们作家和艺术家们应尽的义务，也是我们对他们的期望。
但是，生活好似五光十色的万花筒。有合理的东西，也有不合理的东西；有好的地方，也一定会有它的阴暗面；我们生活中有欢呼和歌舞，也有流泪和死亡。把生活描绘成只是鲜花和“万岁”是不符合现实的，是有意回避现实。只会歌颂，不会批判；只会说好，不会说坏，而且只允许别人说好，不允许说坏，都是有意回避现实的表现。遗憾的是党在过去默认这样做是对的。生活，在那些人的意识里成了完美无缺的东西。他们根本没有思考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即使看到了缺点也没有积极地去干预。造成这些社会风气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思想工作中的粗暴和专断，绝大部分人民组织起来了，成为思想工作的对象。他们只能歌功颂德，虽然没有“文字狱”、“偶语者弃市”的事情尚不多见，但有些看到现实生活中不合理东西的人，敢于揭发和批评，就要被认为“落后分子”。党不仅没有及时地帮助人们去纠正这些错误，反而默认并且实际上纵容了这些做法。这样，这些所谓的“落后分子”就不能不有意见了。“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他们对于压制民主的最初反映就是以发牢骚的形式出现的，这样一来，他们又要被载上“不满现状”、“对组织有对抗情绪”等帽子。类似这样的帽子一个接一个地来了。在这些人当中，很大一部分人在感情上和党的距离的确越来越远了，他们的确成了“落后分子”，因为人们强迫他去做“落后分子”。这样埋没了不少天才，因为这些人当中绝大部分是好心的人，是诚实的人，也许还是有异常才干的人。他们落后的过程是经历了内心剧烈的震动、精神世界痛苦的搏斗。他们之所以落后，一方面当然和他们个人性格气质、政治勇气和政治胸怀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受过打击和委屈，社会风气和组织压力使他们性格的棱角被磨钝了，他们青春的光彩失色了，雄鹰的翅膀被折断了。他们的心灵开始变得暗淡了，他们的脉搏可能缓慢了、低弱了。“未老先衰”，精神的创伤使他们过早地衰老了。这是他们个人的不幸，更是我们时代的悲剧，或者说是阴暗面。
但是，除了我们时代的悲剧人物以外，在我们的社会里还有相当一批人扮演了讽刺喜剧的主角，他们是生活中的小丑，他们善于阿谀逢迎，揣摩领导者的意图。他们热中于歌功颂德，他们是我们时代伪装的歌手。他们曾经利用党的错误和那些真正歌颂生活的人们所犯的错误来达到个人主义的卑鄙目的。他们口口声声说党是伟大、英明的，今天生活是如何美好….等等。他们是生活中的演员，他们在党的面前扮演着一个正派人物，一看起来确实无愧于当一个被尊敬的人，也许叫这些人去当电影演员一定会表演得很出色，他们善于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善于控制自己去适应这样的环境，也善于抓住一切有利的时机。他们是我们生活里的蛀虫，是出卖灵魂的娼妓。他们不仅善于“歌颂”党和人民，更勇于打击那些敢于批评现实的、真诚的人，并以此来表示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在我们的生活里，被这些人牺牲的人太多了。而通过这种方法取得“宝座”的人也太多了。他们利用别人的眼泪来浇灌自己的鲜花，来炮制自己的葡萄美酒。这些人是对我们人类尊严的侮辱。遗憾的是，他们在我们的时代里仍然存在，仍然有着广大的活动地盘（虽然比旧社会少得多 ）他们的实际监护者和保镖人就是那些糟糕的领导人。他们需要别人的恭维和奉承来填补自己灵魂的空虚，需要在别人的阿谀逢迎声中得到廉价的满足。他们陶醉在一片“英明”和“万岁”喝彩声中。在这样虚情假意的安定合唱中，逆耳的忠言对于这样的领导者来说变成了难听的噪音。于是，“噪音”被禁止了，这批可恶而又可卑的“歌手”得势了，他们平步青云、飞黄腾达。这是我们时代的耻辱，是我们社会的黑斑。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社会风气腐蚀了人们的心灵。过去党被这些好听的“歌手”和响亮的“万岁”声所陶醉，而没有看破他们心胸深处所隐藏着的肮脏东西，却最大限度地信任了他们。他们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去满足个人主义的需要（物质的和精神的）。这样，不仅原来虚伪的人继续欺骗党，而且很多原来纯洁的人也纷纷效法那些虚伪的人了。这是因为党只注意欣赏对自己的歌颂，而不注意听取对自己的批评（甚至不愿意听）。因而使那些纯洁的人也染上了虚伪的习气。很多人从心理是不愿做那种虚伪的歌手。但为了生存不得不如此。这些人虽然经常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但在生活的逼迫下违背自己的良心而去做违心的事情。他们是痛苦的‘伪善者’。
当然，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是极其复杂的。在那些虚伪的歌手当中，有连一点良心也没有的野心家，也有些人既有某些野心，又保存了部分良心的，还有人虽然有一点个人主义思想，但主流还是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只是染上了某些虚伪的作风和习气。这种人有自己的痛苦，他们知道自己的罪过。更有些人不仅自己不去批评党的错误和缺点，也不允许别人去批评。结果是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去歌功颂德，对于不合理的现象避而不谈，甚至逢迎讨好。党在过去所以没有看到最近所揭发出来的许多严重问题，正是因为陶醉于对自己的歌颂和称赞声中。中国古代有这么一个故事：齐国有个名叫邹忌的人，长得很漂亮。他还听说附近也有一个很漂亮的人。他就问自己的妻子，我和他比谁更漂亮？妻子回答说：您更漂亮。后来又问自己的妾，还问了自己的朋友。他们的回答都一样。当有一天，附近那个人来了，对着镜子亲自比较之下，才发现原来自己的容貌比他差得多。于是，他立即上朝见皇帝，并且告诉这件事情。最后，他劝皇帝不要相信自己身边人的好话。皇帝倒很开明，马上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讥谤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
我们认为党应该接受那位大臣的教训，更应该向古代那位国君学习。广开言路，鼓励忠言直谏，贬斥阿谀小人，要教育每一个党员和党的领导者有闻过则喜的政治风度。我们的时代需要有更多死谏的忠臣。
我们说这些，并不是同意杨玉清的说法。他说：“文人的笔杆天然是反现状，真正的文人都是反现状的，从古以来好文章都是反现状的。”我们认为文人应该追求真理，应该揭露生活中一切不合理、不人道的东西。但也应该去歌颂美好的、合理的东西。只强调哪一方面都是错误的，歌颂美好东西是合乎感情发展规律，揭露和谴责生活中不合理东西也是合乎感情发展规律，并且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文人之所以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是因为他能够做到这两方面的结合；如果谁只强调某一方面而否认另一方面，不是粉饰生活就是歪曲生活，那就不配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我们对杨玉清的话还应该说，他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推翻党的领导，或别有所图。他是对过去只会歌功颂德现象的严厉批评。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那就是反对一种错误倾向感情冲动走入另一个极端。杨玉清的话正是对于现实生活中虚伪社会风气感情上极端厌恶的表示。说他别有企图实在是武断之说。
现在人们批评党，对党提出很多意见，这并不意味着党的领导削弱了，也不如某些人所断言那样，党处于危险之中。这个现象只是说明了人们对党的要求提高了，要求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些都是在信任党的基础上产生的，是维护党的利益的目的下发生的。过去党所犯的错误，就在于没有了解这一点，却不让人们去提意见。
现在人们批评党，也不是意味着完全抹杀党对人民所做的伟大贡献，也不是说党过去所执行的政策都是错误的。过去党为人民所作的贡献是主要的、基本的；过去党的政策绝大部分也是正确的。问题在于贯彻政策过程中有不少的失误，压制批评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由于压制批评，以至于工作上的错误没有得到及时的反映和纠正。很多人在理论上承认有正确的政策未必就有正确的实践。也就是说有了正确的政策仍然存在犯错误的可能性。但很多人在实际行动中却忘记了这一点。如果谁批评党的错误，那些教条主义者就出来进行“反批评”。他们从党所依据的马列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开始，谈到政策的基本精神，并且举几个所谓“典型的例子”，最后的出结论说批评者是主观片面的，不符合实际等等。这种所谓“反批评”实际上就是一棍子打死，不允许批评。
我们诚恳地建议这些同志多看看生活，更要多思索人们所发现的真相。教条主义者只注意空洞的、抽象的理论，而闭眼不看现实生活；而“反现状”的说法则是对这些人的反感。用生硬的教条去压制这种反感，实际上是压而不服、适得其反。
我们要求党认真贯彻政策，及时地纠正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不良现象。因此应该广泛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尤其是自下而上的批评。。是时候了。停止那种盲目乐观既欺人又自欺的歌功颂德吧！我们不应该反对基本的现状，但我们赞成对“三害”之类的现状大反而特反。思想家既应该综观泰山之巅，更应该明察秋毫之末。我们也愿意歌功颂德，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写下一个虚伪的字眼。
二、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与形式
现在，人们普遍提出“党天下”、“三害之源在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要求成立“政治设计院”。这是关乎我国政治生活根本是非问题的大论战。是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方向，乃是我国六亿人民根本利益所系；同时，如何调动国家机器，以便正确运用无产阶级专政，又是事关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国家大计。在第一个问题面前，某些右派人士作了错误的回答。但是对于第二个问题，却并不为人们所重视，或者也作了错误的回答。
刘少奇同志说过：“无产阶级专政不但需要无产阶级对于国家机关的坚强领导，而且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机关的积极参与，二者缺一不可。”他并且从同盟军的意义上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即一定形式的阶级联盟”这个公式。在现代中国，离开了党的坚强领导也就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就成了空话；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全世界人民包括我国人民最大幸福所在。这是必须首先肯定的，同时也像太阳一样明亮的，所以无须赘述。但是在今天的条件下，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积极地参与国事，我们政权的形式有必要作某些修改和完善。
谈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区别两个方面：实质与形式。惜乎，目前的论战多未察此。就专政的实质方面来说，历史上只要有国家政权，总是阶级专政的工具。目前世界上存在着两种阶级专政：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比起古今中外曾经有过的一切专政都更高明之处，它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这也是它强而有力的原因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民主比之资本主义民主更为高级。但也只是在这个意义来说，上述命题才是正确的。我们过去在这方面说得很多，但却忽视或者不敢正视另外一方面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问题。资本主义民主专政的形式如议会制度、党派关系，难道没有可资学习和吸取的吗？
马克思早在《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一书中，根据法国1848~1851年阶级斗争的经验，得出了摧毁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结论。我们体会也仅仅是作为专政的实质而言。至于形式方面，当时马克思预言过国会制的民主共和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至于具体国家、具体时代的国家形式问题，他留给了今天的政治家和理论工作者。
资产阶级专政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政治制度。历史上任何阶级、任何政党为了更好地进行统治，都必须很好地学习前人的政治经验。何况无产阶级是人类一切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当然的继承人。我们更应该学习、消化，变成“为我之物”。在这方面我们做得够了吗？不，很不够。在过去，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政治舞台上仍然是阶级斗争的条件下，与阶级敌人、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作斗争成为当时的首要问题，必然暂时忽视这个方面。但是今天的形势下已经有可能和必要提出这个课题了。
关于阶级专政的形式，应该充分考虑各国的政治传统，并且应该互相学习。那么，试以东西方为例作一比较：
我国没有西方国家那样悠久的民主传统：西方国家经过几个世纪的资本主义统治，垄断前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19世纪以前的时期里，布尔乔亚还是民主、自由的伟大骑士。为了组织政治力量去与封建势力作斗争，资产阶级不得不发动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如果说，资本主义在经济方面的功绩是：大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和使劳动社会化，那么与此相适应，资产阶级在政治方面的进步作用就在于，成为人类精神觉醒的启蒙者、民主思潮的发韧人，使人民大众普遍意识到和努力去争取作为人的一切权利。例如：普选权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伟大的产儿。从此，政治不再是贵族阶级的专有物，森严的等级制度、人身隶属关系……等等的废除。总结这一切，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所做的就是人性的解放。但是在我国呢？
几千年来，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指示过：由于东方特殊的自然条件，人工灌溉工程的需要，产生了中央集权的专制政府，自然经济闭塞的特点，是东方封建专制政体的经济基础。这一切情形也完全适合于中国。所以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以及特殊的专制政体长期存在，造成了人性的被压抑，思想被束缚、禁锢。到了近代，又陷入了半殖民地的地位。总之，我们没有自己的1789年；别人引以自豪的人权宣言和独立宣言，我们没有；别人时代的骄子——卢梭、孟德斯鸠……我们没有。
再往后，是军阀混战、政局混乱，更是不堪名状。“五四”运动时，“德谟克拉西”的口号喊过一阵子，但是昙花一现，随后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虽然表面上也有个“军政、训政、宪政”时期，最后还搞了个“还政于民”，那实际上只是个民主政治的讽刺画，是西方政治丑陋的复制品，是反动独裁政权的遮羞布。所以总的说来，直到1949年为止，我国实际上就没有过民主政治的传统。比之西方，真是望尘莫及。
1949年开国以来，党所领导的政权，正是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揭开了我国人民政治生活史上斩新的一页，开创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民主的新纪元。但是由于我国人民缺乏民主传统，大多数人没有接受过‘德谟克拉西’的伟大洗礼。人民暂时还不善于运用它。再加之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国内政局需要有强有力的专政，所以国家机器的螺丝钉拧得比较紧，这一切都是必要的，人民也是能够接受的。《斯大林时代》一书的作者斯特朗女士对苏联当时的专政作了公正的评价：“为要在一个落后的专制的亚洲大国，单独地、首先建成社会主义，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专政是不可能的。”
但是今天的形势不同了，主要矛盾性质转换了。党的英明之处就：面对新的形势提出了新的课题。根据形势适当地调整无产阶级专政的某些环节，不是削弱，正是为了加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向西方学习，吸取一切对我们有用又有益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不需要西方政治的盲目崇拜者、歌颂者，也不需要对西方政治粗暴的咒骂者。前一类人是拜倒在西方文明脚下、丧尽民族自尊心的可怜虫，他们不了解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实质上是更广泛、更高级的民主。后一类人则不了解在民主政治的形式方面西方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比较完善的政治机构，足资我们借鉴、学习和吸取，用来丰富和充实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他们对西方政治盲目骂倒，实际上是不学无术、不求长进的自大狂。
有些人把“三害”的根源归结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严重的误解。“三害”的根源在于旧社会制度。但是，三害所以在新社会以新的形式存在着，却是由于人们思想意识落后于客观现实的结果，因而错误地运用了这架专政机器，以至于虽然出于好心，但事与愿违，甚至利用专政机器来追逐个人私利。从揭露的情况来看，问题却是普遍存在的。所以不能仅仅用某些党员或领导人的个人意识、品质来解释，而应该求之于制度方面的因素，也就是专政的某些环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未尝不可以把“三害”的根源归之于专政机器中的某些部件、零件，因为它们不合适，或者已经不合时了。
列宁认为：从鄙陋的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只是胡说和诡辩，但从辩证唯物主义看来，哲学唯心主义却是认识过程中的一个特征、一个方面被夸大、脱离现实，变成为神化了的绝对物的结果。（见《谈谈辩证法》一文）
我们许多驳斥反动言论和错误议论的文章，类似列宁所批评的鄙陋的唯物主义者，他们不是科学地对待错误意见，而是一味抹杀，实际上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其实，许多错误意见往往是现实生活中阴暗面的反映。我们决不应该在驳斥错误言论的同时，却对这些阴暗面熟视无睹，那是自欺欺人。例如报上所揭露的“以党代政”现象、“民主党派有职无权”……等现实生活里的素材，就很自然地成为储安平先生“党天下”意见的现实基础。在同样的意义上，“政治设计院”的提议也是值得考虑和探讨的。以我们的浅见，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并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以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乃是我国人民最大的利益所在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认为：
1、今后应该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他本来就是最高的权力机关，权力似乎不成为问题，但是过去在许多事情上，却流于形式）。特别是应该改变人大会的议事方法，不仅共产党，而且其它民主党派及个人都应该允许自由提出议案，或互相提出修正案，充分讨论、秘密表决。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活动，应该允许各党派组织议会党团。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决策的随意性和犯错误的可能性。
其次，改进选举办法，实行普遍的、直接的秘密投票。人民代表应该由群众自下而上地提名，并且必须达到2/3多数票才能当选。代表随时可以被选出单位撤换。
国家各级负责人员经过选举产生。但是选举时不应该是等额选举制，更不应该自上而下地提出候选人，因为那几乎是在制造“民意”，也就是取消“民意”。选举时应该由各代表团（议会党团）自由地提出候选人（不一定是党员）。共产党员应该在平常的工作中 用自己的行动和表率来争取选票，而不是靠作为党员的身份。
企业单位实行主管部门领导下的工人委员会制度，缩小厂长的权力。厂长应该由工人委员会定期选举产生，交由主管部门任命。
考虑到精神产生的特点，一切文教、科学研究、艺术等单位应该实行更广泛的自治。负责人经过民主选举产生、轮流担任。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确定研究和创作方向，并创造有利条件来保证科学家、艺术家心情舒畅地进行创造性的劳动。
考虑到武装部队的特殊作用，军事、公安系统仍然应该由党直接领导。但应该加强和健全法制，充分保障人权，尤其是应该实行绝对的言论自由。
三、“鸣放”问题
“大鸣大放”在目前阶段是配合党的整风运动，但又是党在思想领域里的长期政策，也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之一。言论的绝对自由正是体现我国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为了确保言论自由，除了法律条文规定以外，更应该做到：
物质条件的充分提供。党报可以不登不符合自己口味的文章，但应该允许民间办报，并且一视同仁地供应纸张和印刷条件。像萧军的《文化报》在当时条件下禁止出版也许有一定的理由，而今天的条件下则应该允许其出版。
特别重要的是提供精神条件。具体说来就是消除 对任何人、任何言论的精神压力。“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将誓死维护你说出自己观点的权利” ，这是布尔乔亚阶级在其黄金时代的豪言壮语。社会主义民主既然是世界上更高类型的民主，更应该充分尊重这一原则。最近报纸对于右派的言论进行批判，如果是充分说理的，我们完全赞同；但那些夹有痛斥、声讨的，我们不同意其方式；而那些强词夺理、穿凿附会的所谓“批评”，我们反对。理由如下：
（1）有一种论战的方法很不民主，不是根据逻辑思维的规律进行严密论证，而是根据微言引申大义，随意猜测，首先置对方于不利的地位。在军事上往往置对方于不利地位，那是军事家的谋略。而思想领域则恰恰相反，应该抓住对方最强、最有力的论点来批判，如果照搬军事上的办法，只能说明理论家的偷懒。举一个例子：有人把社会上的人分为四等：其一是唯唯诺诺、溜须拍马，反而成了积极分子，甚至入了党。大会反驳者却加上“丑化积极分子”、“离间的党群关系”等大帽子。实际上谁都明白，人家原来是指那些假积极分子，其用意不是使群众远离党，而是使群众更靠近党。同样的手法也运用在对“政治设计院”、“党天下”、“反现状”……等的批判中。因为篇幅不允许详细分析，细心的读者自可辩明。
（2）工人、农民说话问题。不可否认：工人、农民及其它劳动者过去和今后都是我国政治、军事斗争中的主力军，也是我国物质生产领域里的基本力量。但是在思想战线上的交锋，他们是不能胜任的。试问：工人、农民能够说服储安平、葛佩琦等人吗？显然，思想领域里的斗士不是他们，而是思想家。工人和其它劳动者如要在这个斗争中取得胜利，也只有通过自己的思想家——马列主义的理论战士。回顾开国几年来思想生活方面几次大的交锋：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批评胡适、梁漱溟、俞平伯等人，都不是工人和农民。能够彻底批判黑格尔、康德、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不是普通的工人和农民，而是无产阶级的科学家马克思、恩格斯。从阶级出身来说，恩格斯是大资本家，而劳动人民出身的蒲鲁东却成了小资产阶级反动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这说明什么？思想领域不是依靠划分阶、评成分来解决的，那是土改时期的办法，现在过时了，用在精神生活中就更为荒唐。马克思在《拿破伦第三政变记》里正确地指出：“一个阶级在政治上、文学上的代言人和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不过是思想家在理论上所达到的任务和解决方法，正是这个阶级为自己利益在实践上所达到的。”所以，在思想领域里，用发动群众的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近来所谓的“痛斥”之类，部分的是自上而下地组织座谈会和声讨会，由此制造舆论；部分的是影响舆论。制造舆论和影响舆论，实际上也就是取消舆论。因为我们认为舆论只能是自发的，而不应该是钦定的；只应该是大脑的产物，而不应该是机器的产物。
（3）关于“痛斥”问题。近来报纸有一股风，几乎清一色、或者至少是主要版面重要地位都用来刊载驳斥反动言论，《文汇报》稍微差了一步，就遭到批判和压力。目前的情况使人想起来过去思想批判的老办法。例如说储安平是“别有用心”、“四处点火”、“有人支持”……云云。我校的李降心同学在校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虽然错误百出，但纯系出于幼稚。《吉林日报》居然也列为“反社会主义言论”；《光明日报》把尹肇雄先生极平凡的发言也按上《恶毒攻击共产党》的大标题，看了使人心寒啊！总之，今天的形势使人想起了二年以前。现在已经普遍超过了正常的反批评范围，而是声讨、痛斥，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势。可是，这样的局面能解决思想问题吗？只能激起当事者的反感，也引起旁观者的不平。
这种形势的造成，当然是党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几篇社论和近日版面所刊载的文章所致。但这里也反映了我国思想界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
1、旧的思想方法作祟。例如我校有人反对痛斥，写了几张小字报，竟然被目为“别有用心”。警惕性高在过去阶级斗争尖锐时期是必要的，但在今天对待人民内部矛盾，就变得疑神疑鬼、神经质了。
2、相当多的人不是客观地冷静地审视形势，而是毫无主见，只会揣摩上面和党报的指示精神。当然，党中央是我国各项事业的掌舵人，代表其发言的《人民日报》当然也应该细读。不过仅仅据此行事，对于一个组织成员来说也许是遵守纪律的模范，但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却未免缺乏必要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
我们认为：虽然根据中国革命史证明，现在的党中央在一般情况下都是正确的，但也难免今后不会犯错误；特别是在今天“鸣放”问题上。因为这完全是我国政治生活中新的课题，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新的课题。党中央绝对不会犯错误吗？不见得。不但从抽象的意义来说有这个可能，而且实际上已经犯了错误。这表现在本月8、9、10三天《人民日报》的社论上。
大家都承认：目前对右派言论已经超过了普通的反批评范围，而具有政治压力性质。对此，《人民日报》社论说：“这种言论受到一些妨碍有什么不好呢？”是的，这么一压，公开的反社会主义言论被压下去了，但的确有许多副作用：
（1）一切具有反动思想的人，不管是已经发表过的葛佩琦，还是未发表意见的其它人，他们的思想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离我们更远了。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满意党，反对社会主义，今天我们又用自己的行动给他加上一条理由，他们必将认为：连言论自由这一条起码的民主权利都没有了。因而更加反对社会主义了。这种反感当然不会再发表了，也许还会来一番检讨，但这些情绪不但仍然存在，而且加深了。请问党中央：让他们公开说出来，然后用和风细雨、促膝谈心的办法去说服好呢？还是一棍子打回去，让那些思想长期存在并发展下去好呢？前一办法是征服他们思想、俘虏他们心灵后的好办法，他们会在夜深人静时扪心自问、佩服党的英明。而后一办法则是丘八对秀才、征而不服的办法。“三军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虽然他们敢怒而不敢言，但从心理、从背后来骂我们。
（2）从极右派到马克思主义者有无数中间色层。左、中、三派不过是大别而言之。同时，人的思想是极其复杂的。对甲事情他可能是右派或准右派，对乙事情也许又成了左派或中间派。这样，情绪交错、色层重叠，更增加了思想的复杂性。我们今天的做法，必将使那些接近于、倾向于或者只是在个别问题上同情右派言论的人离我们更远了。结果，我们的朋友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
（3）把言论划分为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两部分，对后者加以压制，这样就造成一个后果：以后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者会把自己所不喜欢的言论，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定为‘反社会主义’性质，打入禁宫。对发表这些言论的人，则用制造舆论的办法歧视之、排斥之，并贬为‘落后分子’的冷宫。于是，整风运动把‘三害’从大门赶了出去，却开了一个窗口，让其爬进来，危害我们的事业。
作为一个明智的政治家应该权衡利弊得失，让我们把上述正、反两方面的后果，都放到政治的天平上好好地比较一下吧！
党中央所以犯这个错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1、新的问题，没有经验。任何人包括毛主席在内，不能不受到旧的思想方法的影响。过去总是“提高警惕”特别是由于去年的“匈牙利事件”中有一个“裴多菲俱乐部”。于是就把问题看得太严重、太复杂了。其实，我国和匈牙利根本不同。我们有几百万军队，这是人民子弟兵，是党亲手缔造、培养出来的。我们的党在工人、农民群众中、享有绝对威信，与西方、东欧国家不同。在我国人民主体——工、农群众中没有其它党派与共产党争夺领导权。有了这两条，就没有必要神经过敏。2、匿名信事件和葛佩琦情绪恶劣的发言，刺激了人们的体温，中央领导人也可能受其影响。总之，今天绝对的统治权力归于党，大权在握，紧松由之，易如反掌。但是，明智的政治家不仅应该考虑江山问题，更应该考虑人心问题。历史上任何阶级和政党要夺取江山易，而要征服人心则难（葛佩琦就是最好的证明）甚望党中央明察之、善辩之、慎思之！
四、结束语
我们的意见就是如此。在结束本文之前再一次声明：我们既敢于发表意见，当然也准备迎接任何批评和论战。不过，鉴于现在流行的“批判”方法，我们认为有必要就方法论作以下声明：
1、如果有谁要开放理论的唱机向我们播送陈词滥调，那就大可不必！我们探讨的是现实生活中国存在的问题。我们的目的不是否定理论，而是为了实现理论。虽然论战没有理论的指导便不能进行，但今天的问题是：理论不通过论战便不能实现自己。
2、如果有人说我们在情绪上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所谈问题没有普遍意义……云云。我们的回答是：什么是普遍性？我们没有走遍三山五岳、九江八河，那么我们只好沉默。全国所有的老百姓都只是生活在一个具体的单位里，他们也只能沉默。对待社会现象的研究方法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现象中典型的东西并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但却具有本质意义。今天我们所揭发和鞭挞的社会风气和伪君子，是一个已经死去时代幽灵的回光，是我们时代儿童时期的母斑。而‘党天下”、“反现状”……云云则是代表了一部分人士的情绪。这种情绪乃是对我国政治制度某些不合适、不合时的环节所做出的反映。知识界对于时代所特有的敏感，使他们尖锐地意识到问题的所在。这些言论应该引起明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认真的思考和检讨，而不应该引起误解和歧视。对于认识过程中有“夸大化”、“绝对化”的部分，也应该善意地批评和解释，而不应该招致“莫须有”的罪名。
注1：东北人民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委员会资料室《右派分子胡显中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及对其批判汇集/反右派斗争参考材料学生部分之一》195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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