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戊戌的开局与定鼎 |
吴称谋
从1838年清国发生戊戌禁烟以来，社会变革一直是中国近两个世纪以来的不变主题。可以说，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探索如何社会变革的历史。然而，2018年的戊戌修宪，是一部毅然决然要开倒车走老路的历史；上溯60年的戊戌公社，是一部将七亿民众通往奴役，制造饥饿的历史；上溯120年的戊戌变法，是一部中华民族如何救亡图存的历史；上溯180年的戊戌禁烟，是一部文明与落后、保守与开放激烈较量的历史；再上溯960年，公元1058戊戌之年的王安石变法，是一部华夏民族如何发展农业文明以抵御游牧文明侵蚀的历史。中国进入近代史以来，围绕着四个戊戌年的碰撞与诅咒所形成的破局，如何破除历史的诅咒，如何解除千年的困局，如何实现从破局到开局以及未来的定鼎，过去中国变革经验如何，当下中国理应变革之法，未来中国将会变革之路，一直是民族精英们持续思考与探索的主要历史课题。
当下党国政治改革的紧迫性，已是不言而喻的首要历史任务，这也是各个历史时期民族精英们未竟的历史使命。北宋画家张择端的画作《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北宋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及汴河两岸社会繁华的盛世景象，随着1127年的靖康之耻而永久地画上了休止符。清朝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所描述清国奢华没落的宫廷生活场景，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响而烟消云散。当下红朝电影《厉害了，我的国》的盲目吹嘘，无法演奏出一片盛世祥和之音，历史开始重演1838年以来的中外较量，而“四个伟大”的新造神运动，似乎更是一种历史的诅咒，党国上下再次陷入文革式的高压恐惧与钳制囚禁。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再度来临，旧梦浮华的自我膨胀，不许妄议的刚愎自用，不顾百姓死活的对外撒币，还真让国人忧心。新造神运动能否再度得逞？文革是否即将再来？党国将走向何方？民众将被引向哪里？中共党内外，党国海内外，人们内心的恐惧与彷徨愈发浓烈，不安情绪也愈发躁动。
自北宋以来，华夏匮乏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精神财富；自明朝以来，落后的不是军事与经济，而是政治与文化；自清朝以来，缺乏的不是帝国的荣耀，而是社会的活力，缺乏的不是人的忠君思想与奴才心态，而是浩然正气和气节尊严；自红朝以来，泛滥的是理论思想与响亮口号，多余的是伟大领袖与主义真理，稀缺的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丧失的是人的良知与道德。极而言之，当下中国是一个人性扭曲，道德堕落，光怪陆离的互害社会。虽然中国经历几次戊戌的破局，几次变革的开局，但至今没有出现定鼎式的社会转型。这既是历史的遗憾，也是实现的挑战，更是未来的期待。
回顾中国近代史上四个戊戌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其社会影响是深远的，其历史经验是丰富的，其教训是深刻的，其使命又是紧迫的。1838戊戌禁烟，由于不遵守贸易规则且蛮横粗暴，引发了一场清英之间的贸易战争，其失败的正面效果是清国打开国门，随后被逼发起了自救的洋务运动；1898戊戌变法，其失败的正面效果是十三年后爆发了辛亥革命，清国灭亡建立了中华民国；1958戊戌公社，惨败的负面效果是饿死三千万百姓，随后升级引爆了痞子政治---文化大革命，其正面效果是二十年后中共开启了改革开放。2018戊戌修宪的负面效果，国内政治倒退，思想僵化，言论窒息，造神崇拜，个人独裁，官员怠政，举国闷怒。国际上引起西方国家形成遏制战略，一路一带的撒币战略受阻（既不懂历史又不了解现实，根本走不通的一个经济幻想）。民间有樊立勤的大字报，董瑶琼的泼墨事件，学界有清华大学许章润的公开呼吁等。其正面效果必然会迎来名符其实的自由、民主、宪政，结束假共和，实现真共和，建立中华第三共和国！
鉴于上述分析，似乎历史上的戊戌年都与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着若隐若现，且又不可分割的渊源。这种历史现象背后的哲学和易学的深层逻辑，本人在《戊戌的脉动》一文已经做了粗略的分析论证。除此之外，在中国上溯千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历代文字狱 迫害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促使中国文明没落的主要原因之一。自公元十二世纪的金朝开始，特别是从十四世纪的明朝以来，统治者们大兴文字狱的过程就是皇权登天人权落地的独裁史。皇帝愈加控制官僚臣子及知识分子，使得人们的思想越来越禁锢，人格越来越扭曲，精神越来越颓废，社会越来越窒息，最终使得中国社会逐渐丧失自我革新、突破创新的活力，文明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从此中国的历史进程进入了《易经乾卦》的“亢龙有悔，盈不可久。” 的专政独裁的穷途末路，也踏入了《易经坤卦》：“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的，囚禁专制主义的历史阶段。
然而在同一历史时期，处在地球另一边的欧洲，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 签署了《自由宪章》，主动限制国王对教会和贵族的权利，给予教会和贵族一定的自由。十三世纪英国的《大宪章》运动，确立了英国贵族享有的一些政治权利与自由，同时保障教会不受国王的控制；同时改革法律和司法，限制国王及王室成员的行为。大宪章运动使得欧洲社会获得了自由，自此西方文明逐渐崛起并影响了世界。1778戊戌年前后，清国正在大兴文字狱迫害运动，统治愈加专横暴虐；而1776年的美洲大陆，却起草并签署了《独立宣言》，东西方的历史进程进一步朝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演变。至此西方文明进入了《易经乾卦》的“群龙无首，吉” 的宪政民主的人间正道，同时也迈入了《易经坤卦》：“利，永贞。”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
在世界历史上，或许历史学家们可以认为公元十二世纪是东西方文明兴衰的分水岭，其标志性历史事件就是东方的“文字狱”迫害和西方的“大宪章”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由于明朝统治者的自卑，开国皇帝朱元璋当过和尚做过贼，怕知识分子揭他的短，抖他的丑，朱棣的异常残暴；清朝统治者的自惊，满族是胡狄蛮族，少数满人殖民统治多数汉人，内心恐惧，便以滥杀的淫威震慑；当下红朝当权者的自虐，毛泽东是从山间走出来的乡下痞子。毛曾在北大图书馆做零时工时被歧视训斥，性情孤傲，内心仇恨，后来自以为掌握了宇宙真理，用外来的思想主义全盘否定中国文化道统，大搞愚民政策，企图异想天开地在其有生之年搞出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故而，中国文明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的文字狱迫害的蹂躏摧残。
同样，西方文明经历了英格兰的《自由宪章》，英国的《大宪章》，美国的《独立宣言》为主线的，在同一文明形态相承之下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再经过后来美国南北战争的战后和解，上帝的博爱与宽容造就了西方文明领先于世界潮流，也使得美国独领风骚地强大崛起。相比之下，中国的南北战争---国共内战却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厮杀，哪怕战争结束了还要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地进行政治迫害。那种成王败寇、不共戴天的仇恨文化心态，以党为中心、以权力和利益为基本点的文化形态，使得中共党内外，党国海内外，至今都无法真正彼此信任，平等和解，和平统一，文明互融。至今中国大陆与台湾还是处于分裂状态，与西方国家还是两种敌对的意识形态。
从公元十二世纪以来，东西方文明各自种下的因，在十九世纪以来各自结出了完全迥异的果。正是因为上述两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造成近代东西方文明发生近距离的碰撞与较量的历史因果。特别是有代表性的四个戊戌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引发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对民族发展命运的持续思索与探讨。鉴于先总理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言，乃至当下中国社会转型依旧不成功，更是为了结束假共和，实现真共和，建立中华第三共和国的历史目标，使得近百年来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们有很多关于变法、改革、转型、宪政、宪法等方面的研究论述。
如何将零散的花火聚成火炬，把闪烁的智慧汇成智库，将分散的能量化为动力，在戊戌变法120周年之际，天问学会基于当下和未来中国社会转型的迫切需求，将这些淹没在互联网中的零散文章，通过一个主题给找寻出来，将那些闪耀着思想光芒和智慧火花的珍珠，用一条主线给串连起来。将这些文章汇聚成文集出版，在当下或未来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寄希望其学术思想的影响力或如航海之灯塔，其社会转型的价值或如宇宙之晨星。
天问学会此次征文及遴选文章的主题是“戊戌变法120周年”，其主线是“中国社会变革”。《中国变革之路：戊戌变法120周年（1898-2018）转型文集》共收集了27位专家学者的优秀文章，有些是非常有分量的学术论文、研究报告，字数达几万字，由于文集篇幅有限，编辑组只能忍痛割爱做整段删节，但内容文字未作任何改动。文集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部：海外的宪政探索；下部：海内的政改期待。上部有10篇文章，下部有17篇文章。
文集上部的文章顺序，编辑组原本将严家祺先生的文章放在第一篇，但严老获悉后来电话特别强调应该将本主编的拙文放在前面。严老的理由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回顾和反思》，主要针对120年里面的一段历史进行分析，而本人《戊戌的脉动》一文是对四个戊戌180年的中国近代史的综合论述，甚至是对近千年中国历史演变的宏观剖析，故而放在文集最前面比较恰当。陈奎德先生的《当代中国的反戊戌运动》，指出戊戌变法后的120年间的政治博弈，都可以找到与当年似曾相识的政治力量和政治逻辑，各种博弈的主角都依稀可见慈禧、光绪、康梁的历史身影。文章强调，当年的国是，是戊戌变法维新。如今的国是，是屡仆屡起的康梁、光绪们开启国门进入宪政秩序之道的“中国梦”。
严家祺的文章从遗传生物学的心因概念出发，推导出英雄的种子和历史的种子，从而论证出历史不是人民创造的，而是英雄创造的。他提出马克思是一颗改变世界历史的“种子”，但是中国革命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传统农民革命的现代版，由于根源不同因而造成中国社会转型出现不同步的问题。文章分析了八二宪法的缺陷是导致了八九六四的悲剧，以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停滞的重要原因。他进一步提出中国第二次大转型，就是要最终结束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循环和分合循环。作者提出未来需要制定一部《中国第三共和宪法》，以及建立“中华第三共和国”的政治构想。
张博树的《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主报告》，本文集节选了前面两部分。文章从大背景的百年中国现代制度转型的角度，中背景从中共建政以来党专制体制的角度，小背景从八九六四以来中共党专制的困境与变异，三个不同层面的历史背景出发，回顾了中国现代政治转型的百年历程，并从不同时间意义上分析了中国宪政改革的背景。这个专题研究报告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系统全面的建国方略。不过有学者认为，百年中国只有宪政理想，并无宪政体制，毫无宪政改革可言。故而此报告分析的主要对象仍然是中共的专政体制，提出的方案是如何解构专政体制。值得注意的是，严家祺和张博树的观点有一定的共识，而张博树在2008年出版的著作中就提出了建构“中华第三共和国”的构想。
罗慰年的《中国宪法的困局》一文，指出宪法有正确的，就有错误的。中国宪法其实质是为中共一党统治服务的党法，故而是一部错误的宪法。戊戌修宪是进一步强化了中国错误宪法中的错误，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治国的困境。冯胜平先生写给习近平的三封公开信则属一家之言。公开信的行文风格独特，内容丰富，苦口婆心的劝谏使得海内网络并未对其屏蔽，正因为此，其传播的广度和影响力非同一般。公开信提出党主立宪、党内民主、依法治国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经之路。其实，中共于1954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就已经实现“党主立宪”了。现在是何时依法行宪，如何真正行宪的问题。
谢选骏的《戊戌变法120周年三题》属于随笔性散文，但文章的思想深刻，观点独特、犀利。作者主张君主立宪，而不是提倡普遍流行的共和政治，当属另一种类型的方家之言。固然，这种不同观点，不同思路的百家争鸣，值得读者去比较思考。文章指出了上古时期及西方语境中“革命”的真正本义。近百年来，中国人犯了“革命幼稚病”。他认为革命无法口头告别，而只能通过法律来结束。中国需要一次“最后的革命”，一场“结束革命”的革命。日吉秀松的《后文革时代权力交替的变革》一文，指出中国的最高权力交接的问题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文章以史为镜的角度，间接地论证了戊戌修宪是违背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
台湾学者朱云汉的《国民党与台湾的民主转型》一文，分析了台湾政体转型的三个支柱因素、四个特质，以及国民党双重转型的两个原因等。作者给读者总结并提供了台湾转型的宝贵经验，对大陆的社会转型有借鉴和启示作用。台湾另一位学者钱永祥与大陆著名独立学者陈子明合写的《台湾为何能和平完成宪政转型？》一文从四个方面来阐述台湾的宪政转型经验。台湾之所以能够和平完成宪政转型，并非出于蒋经国的恩赐，而是台湾民众持续不断抗争的结果。只有自下而上的抗争，才能推动自上而下的改革。
文集下部共17篇文章。第1-4篇，主要是对当下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探讨与建议，以及当下思潮的辩论与思考。原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过程》一文出自其回忆录《改革历程》第六部分的第四节。作为一名真诚的、有良知、敢探索的共产党人，赵紫阳先生曾经提出了几个主要的改革设想，但遗憾的是，这种设想直到他过世还只是停留在他的脑子里，历史并没有给予其机会去改造共产党，去改变中国的专政体制。杜导正在《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中步前进了》中认为，根据当下党国的形势与走向，政治体制改革有一种强烈的迫切感。解决中国的危机，必须做改革派的坚定拥护者。政改步骤应该是中共完成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实现过去的承诺和主张等。值得强调的是，所谓中共在延安时期的政治承诺，根本不是什么 “历史的先声”。只不过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共出于夺权的需要和统战的策略，所做出的虚假宣传而已，并不是其真正的政治主张。建政以后，当然不可能指望其兑现了。多年来很多人拿此说事，其实是很幼稚的。
张千帆在《宪政民主应成为基本共识》一文中分析了时下流行的一些新提法。他认为，“新民主主义”毫无新意可言，而“宪政社会主义”概念含糊，内容矛盾。他指出，没有宪政，民主只是招牌。没有民主，平等只是梦想，只有宪政民主才是中国改革的方向。文章有力批驳了那些玩弄概念，企图别出心裁的一些浮躁思潮。作为一名体制内的改革参与者，蔡定剑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分析显得很接地气，他指出政改的关键是中共与人大分开，分析了当下的两个阻力和新动力。作者的观点一针见血，大胆独到，非常值得品读思考。
第5-13篇文章，偏重于对宪政民主的历史回顾与经验总结，对于如何推进改革有很强的警钟和借鉴意义。体制内学者应克复的《怎样改变党内的集权体制》是在胡温执政晚期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写成的。因为深入了解体制，作者非常大胆地开出了改革的具体方案，应该说非常有现实的可操作性。他指出集权的危险性不在党外而在党内，并提出改变党内集权的五个具体建议。他的观点与海外冯胜平的“让党内先民主起来”的思路有相通之处。两头真的老共产党人杜光的文章《宪政民主在中国的百年轨迹》是以书信的形式，将自己的政治观点大胆地表达出来。他的“有宪法而无宪政”，一言道尽百年中国立宪史。他还认为目前的宪法是矛盾的，具有两面性的。海外学者罗慰年与其观点亦有共识。
萧功秦的《二十世纪中国的六次政治选择》，分析了近代史上发生的六次政治选择。那是中国人追求富强，探寻现代政治文明的历史过程，但却千回百折，跌宕起伏。如果沿用作者的分析方法和标准，2018年已经出现了第七次政治选择，那就是中共重走老路，强调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超极权模式。王铁群的《近代中国宪政民主的轨迹》将近代史上的宪政民主历程分为十大内容。文章对中共建政后的历史避而不谈，但文章借古喻今，以史为镜的良苦用心非常明显。文章最后强调，中国近现代史的主线是现代化，主题是建设一个自由、民主、法治、文明、富裕、独立的现代化国家。体制内学者梁统锋的《中国第一次多党制的尝试及其教训》中，介绍了历史上曾经出现的统一党、共和党、国民党、民主党的一些社会活动，文章难能可贵地部分还原了民国时期复杂的政党活动的真实面貌，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也是中国人活得最本真自由的年代。由于政治立场的考虑，作者在文章最后明显有些违心之言。
耿云志的研究虽然只局限于分析中共建政前的近代史，但他在《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中却把1949年后的政治乱象活灵活现地影射出来了。百年探索与抗争就是专政独裁换人不换曲，陈词滥调轮番登台表演的历史。他指出：“在中国，对人立法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握有军政实力的独裁者，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修改法律。” 还有：“从清末到民国，中国的宪法，搞了一个又一个，但没有一部宪法真正经过人民的认可，没有一部宪法真正实行过，兑现过。”其实何止那般，不仅仅是从清末到民国如此，直到当下的2018戊戌修宪，中国依旧如此！
郭世佑的文章指出“百年宪政”的说法欠妥，质疑“洪宪”和“党宪”与宪政的关联。他尖锐批判“革命”添乱，鼓吹告别革命的奴役论调。他通过胡适等人起草的历史文献，委婉地提倡当下中国要有“计划的政治”来推行宪政，还强调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在历史与现实中的意义。王占阳的《新中国：百年来的理想与实践》一文指出，中共建国的目标是创建“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而不是对中华民国的否定。从近代、现代到未来，中国的建国理想和目标始终都应是“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作者含蓄地指出，当下的中国，既是现代的，又是古老的；既是新中国，又是旧中国。应该更直接了断地说，当下中共党国是物质形态上的新，而制度形态上的旧，中华民国才是货真价实，名符其实的新中国。同样，雷颐的文章认为中国并没有提供新式独裁的条件，并引用胡适的预言：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这恰恰指出了当下中国政治体制的表里不一、挂羊头卖狗肉的本质。
文集下部第14篇收录了段振坤出版的《政治五原则》一书的序言。他认为凡是民主，必然包含民有、民治、民享这三项永世长存的基本原则，做到了这三项才能算是自由、人权、民主、法治、民生五项原则的真正民主。他还认为，上古大道是中国实行宪政最根本的文化和精神资源。根据上古文化和三民主义之间的逻辑传承，三民主义不仅是中国本土文化之正道，更是中华之大道。官伟勋的两次巨变的观点和秦晖相似，文章概括地将中国历史分为两次大变局，第一次发生在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间，第二次巨变是从鸦片战争到当下。他们都认为第一次变局是秦始皇的帝制，第二次是辛亥革命试图建立的共和制。实现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是第二次大变局的主题，官伟勋和秦晖的观点也符合本人的历史观。
文集最后收录了2018年引起海内外各界广泛关注的两篇檄文。一篇是樊立勤先生于五四青年节在北大校园贴出的大字报，共有二十四张纸，七个方面的内容。在恐怖气氛笼罩，犬儒风气盛行的当下，樊立勤的勇气和胆量无疑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壮举。尽管大字报的部分内容似乎论述得不太妥当，但很可能是作者出于避嫌或某种自我保护的策略，故意而为之。因此，编辑此文时作了删节处理，但整个内容瑕不掩瑜，铿锵有力，振聋发聩。大字报是当下的醒世恒言，是悲愤中的告诫，绝望中的呐喊。就如鲁迅所言，总会有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随后董琼瑶女士舍身泼墨，此举之意义非凡，犹如近代的秋瑾，当代的张志新和林昭。她们巾帼不让须眉的大无畏精神，激励着更多越来越彻底失望且明白真相的人们，终于越来越多的人不顾一切地、勇敢地对极权体制大声说出了“不！” 紧接着，清华大学法学院许章润教授的《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又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死水一潭的理论界和学术界，终于涣起了些许波澜。尽管文风朴实，不是严格的学术论文，但内容针砭时弊，尖锐且又不失中肯理性。
可以认为，上述这些民族脊梁前仆后继的抗争，正是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动力之一。虽然文集中的作者们绝大多数都算不上是改革家，但他们都是勤于思考，敢于表达，有着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有些海外学者，文风粗犷，逆耳告诫，肝胆赤诚，直言不讳。体制内学者，则委婉含蓄，往往是借古喻今，字里行间透出点到为止，言不尽且意不止的无奈心态。在中国历史上，有春秋时期的管仲，战国时期的李悝、商鞅、吴起，宋朝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清朝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这些著名改革家所面临的改革阻力几乎都是来自权贵利益集团，虽然不少人物的结局悲壮，但历史影响巨大；虽然有人当时失败了，但后世名垂青史。文集的作者们都是先贤追随者，薪火传递者，精神继承者，家国守望者。值得庆幸的是，这种爱国情怀，似乎千古不变，且又后继有人！
近120年来，关于中国变革主题的文章实在太多了，这些优秀作品淹没在文山书海或互联网中，天问学会无法逐一找寻到，也无力全部收录于此部文集。天问学会本着对中国问题追本溯源的朴素精神及公益出版的原则，在民族转型的关键时刻，仅以此文集抛砖引玉，希望引起更多人关注中国变革这一历史主题。另外，大部分的文章作者无法及时联络上，文集注明了文章来源或出处，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文章作者和相关刊载媒体谅解。
《中国变革之路》文集的出版发行，期待当下和未来中国在结束假共和，实现真共和，建立中华第三共和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给予那些敢于担当民族使命与责任，内心拥有道义与良知的优秀中华儿女，作为研究之用，参考之书，治国之鉴。
正如一首词所言：
《虞美人﹒开局定鼎》
四个伟大何时了，思想有多少？
慈禧垂帘毛还魂，故国造神几度起狂潮。
一尊论调今又闹，独裁不害臊。
戊戌脉动玄又妙，终迎开局定鼎宪政肇。
天佑中华，诚如是，则足矣！
注：本文出自天问学会编辑出版的《中国变革之路：戊戌变法120周年（1898-2018）转型学术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