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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文化运动100周年论文集 |
丁证霖
个人简介：
丁证霖，1947年生于江苏丹阳，曾获华东师大教育学博士学位。一生专著、论文和译作颇丰，此外还登场演京剧老戏十余出。1991年移民美国。曾在《自由时报》《世界日报》等刊撰稿。
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有大四贡献：一是全盘西化，即从政治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方式都要西化；二是，白话文运动。陈独秀与胡适掀起的文学革命运动，通俗说，就是白话文运动。语言的平民化对“开民智”起到不可估量的助力作用；三是，新的民主概念。“五四”所言民主已非仅是西方近代的三权分立的宪政概念，而是二十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教育改革家杜威的民主概念——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四是，实验主义。胡适教给中国人的科学，决不是一堆科学上的具体的发明或结论，而是杜威的实验主义的科学态度与方法，即：要有大胆怀疑和理性批判的态度，要用实验的方法即智慧的五步法，去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
综上所述而得出结论，“五四”精神对中国之今日与未来，乃至对世界之今日与未来，都还有着很深远的指导或参考意义。
文章最后提到新文化运动是从何时起始，其实是一个模糊的史学概念，早在陈独秀以前就开始了。
关键词：
全盘西化、白话文运动、实验主义
“五四”一百周年了，华人对之似乎颇淡漠。要知道，“五四”无论在中华[1]史上，还是中国史上，都是改变社会进程的一个重大的节点。如果说，辛亥革命诀别了二十六姓氏之王朝, 缔造了中国这个国际近代的民族国家之框架结构 [2]; 那么，“五四”（作为大众的反殖民主义和反军阀政府的运动，一下子就被有识之士们用来标识该时期的文化改造运动）这场新文化运动就为中国的国家构架充塞了新中国
[3]的文化内涵。这场新文化运动让新兴的中国投入到了现代国际上民主化的和科学化的浪潮之中。中国无论什么党、什么政府经过苦难的历程一路走来，之所以能获得诸多巨大的社会进步，全仗了国父孙中山所奠定的西式近现代的国家基础，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的发展所奠定的破旧立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基础。
“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贡献有四：
一是全盘西化，即从政治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方式都要西化。鸦片战争时期，冯桂芬、魏源及林则徐高呼要“师夷长技”，即要向西方学习。从此，向西方学习就成为了中华近现代社会生存与发展的主旋律。洋务运动为求“船坚炮利”，便更要向西方学习，但限定了“中体西用”的原则。这半吊子的西化被甲午海战证明了是豆腐渣的西化。故，当年的有识之士郑观应、孙逸仙、严复等都力推全面西化，但李鸿章辈不予理睬。戊戌变法可算是有点象全面西化的政改，但被西太后及愚顽权臣镇压了。中华民国刚诞生，总统之位就让旧军阀霸了去。这都是因为西化遇到了拦路虎——华夏传统的宗法社会结构与儒佛道文化。所以，“五四”激愤的学人们叫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旨在为西化扫清小农文化这个障碍。他们从东西文化的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中，深刻地认识到：中华之所以积弱、积贫、积愚，全在于几千年来各朝各代的君臣士子都死守在早已腐烂不堪的破竹简和破故纸上面，他们世世代代在“猢狲盘卵子，盘来盘去老样子”。老样子也就罢了，居然还有不少朝或代是被诸胡蛮夷侵占蹂躏，甚至灭绝或大肆屠杀汉人及其他民族的人；居然还有不少朝或代是饿殍遍野、十室九空。华夏大地处处是演不完的凄惨场面，纵然是帝王将相、豪强地主都少有幸免。某些搞民族自慰的人，非要唠叨三、四个盛世，其实那都是社会崩溃后的休养生息而已，不过对此赞扬“说来也不算过分”[4]。如此社会实践证明了传统文化的什么价值呢？鲁迅是从史实出发，对华夏传统文化与华人的劣根性进行了鞭劈入里的批判。所以，要建立中国文明就必须与华夏文明决裂，走全盘西化之路。恩格斯说得好：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定表现为对某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趋于衰亡的但又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所以说，“打倒孔家店”与全盘西化是大破大立的事。不过，全盘西化这条路很难走，连胡适这样西化的先进人士都没能把西化之路走彻底。难在何处呢？
从根本上说，要把小农经济的社会改造成现代化的工商业社会，必遭到旧生产方式下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本能的对抗。这个看法依据的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工业革命一旦动摇了封建制，破产的地主与农民就成了旧生产方式的同病相怜者，成为工商业与城市化发展的阻力，他们将本能地对抗社会的工业化发展，拒绝“奇技淫巧”。自由自在的小农要离乡背井成流民，然后成为如奴隶般的工人，这属实是非常痛苦的事。但没心肝的历史总是证明了：人民总是社会前进的铺路石。
从社会实际上说，在晚清和中国，农业人口的阶级性质虽落后、保守或反动，但真正可怕的是其人数之众，其宗族关系之深广，其习俗之顽固，致使无论什么样的有识志士、革命党团、领袖伟人，都必然面临这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因为这种情境是中国特有的，世界史上并没有可供选择的参考经验或教训。西方世界的工业化之路，是走在地中海周边地区的航海商业文明与城邦政治传统的基础上的，是自然地展开的历史实践。而华夏文明的农业封闭性与地理上的与世隔绝性，决定了它只会永远地在原地反刍祖宗遗传的经验和说教。若无外力的强迫，它的自给自足的小农之路并未走到尽头。这条还不知要再有几个千秋万代可持续之路，硬是被西方列强所掐断。所以，西化对中国而言，完全是逼上梁山的事。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宿命。满清朝廷利用义和团也罢，遗老遗少不肯剪辫子进入民国也罢，如此等等，都不奇怪。更为
宿命的是：中国要现代化，农业必须农场化、机械化和商业化，但因中西农业水平的落差太大，在社会前进的路上又不可能丢下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不管，于是社会改革者们无论左、中或右，都不得不选择土改这个战略。这不是前进中的倒退，又是什么呢？但不肯让步、妥协、怀柔或鼓动利用，那就叫你被人海所淹没，叫你什么改革也做不成。解决这一宿命的两难国策，慢一步是完蛋，急一步也是完蛋。所以西化在这个坎上，需要大智大慧，需要抓机遇。现在，中国这一个坎终算跨过来了。但曾为主政争斗的左右双方，都在为
跨不跨过这道坎的生死攸关的战略决策上，让人民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后遗症如何，只能拭目以待。也就是说，改造农村与农民的西化之路还未走完。
再从人的素质上说，尽管华夏本来根本就没有的学校、医院、工厂、铁路、科学、数学（不是算术）、哲学、语法、经济学、逻辑学，等等，等等，晚清后都陆续从西方拿了来；尽管现在中国的城市化及现代化建设已取得非常长足的发展，但从旧农民转变身份而来的革命家、官员、军人、教师、工人、白领职员或老板，等等，他们骨子里头还是旧农民或乡下土包子，他们在人的素质上不经过三、四代以上时间的潜移默化、脱胎换骨，很难成为合格的现代公民。何况，中国的公民教育几乎一直被党化教育所取代。这就是如今中国人悖逆“打倒孔家店”的理由之一，也是如今中国人中不乏有相信巫术迷信的理由之一，更是如今有人要“弘扬”国粹的理由之一，引得袁世凯、张勋等死鬼笑开怀。所以说，全盘西化与“打倒孔家店”这天经地义的事，志未竟。
二是，白话文运动。陈独秀与胡适掀起的文学革命运动，通俗说，就是白话文运动。语言的平民化对“开民智”起到不可估量的助力作用。但白话只是文体上的形式，白话文运动的内核是人人表达上的内心自由，也即是周作人所推崇的“人的文学”。可中国长期、连续、轮番的政治独裁，给文学带来漫漫长夜，弄得民族语言何其贫乏、单调、无聊、粗卑、虚妄或生造，甚至数亿人到十几亿人都学说整齐划一的话，学写整齐划一的文。呜呼，哀哉！所以说，白话文运动志未竟。
三是，新的民主概念。“五四”所言民主已非仅是西方近代的三权分立的宪政概念，而是二十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教育改革家杜威的民主概念——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后来唐德刚问胡适“哪种生活方式才叫民主呢”？没有下文。于是，唐德刚就根据杜威和胡适的著述，揣摸认为是“美国的生活方式”
。可美国是个文化极为多元的社会，“美国的生活方式”一说过于笼统，没说服力。我受刘佛年老师之教，同意老师1940年代的看法：杜威的民主是指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杜威的思想属于进步主义，故并不敌视社会主义。杜威认定的良社会，是民主的社会，用陶行知的话说，那是个“四通八达”的社会，即如杜威在他的《民本主义与教育》（陶行知译）所说，民主的社会无论遇到什么事，人与人之间、社区与社区之间、上下之间、国与国之间，都能彼此沟通、协商与合作。杜威认定的恶社会，是极权的社会。但并非所有的社会主义都是极权主义，同样也不是所有的极权主义都是社会主义。要知道，孙中山曾幽默地引用过一条海外的成语：“社会主义有57种，不知哪一种是真的。”所以，不分青红皂白地把社会主义乱骂一顿，是缺乏理智的表现。何况，资本主义也可以是极权主义。当年海归精英宣传的杜威学说，深深地打动了“五四”时期广大的学者、中小学教师和大学生，从而使他们中很多人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自由主义者。可叹，目下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警惕冒牌货！）安在呢？美国的进步主义处境又如何呢？目前，世界性的问题是，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于极少数人之手，中产阶级队伍急速萎缩，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恐已沦为贫民化的生活方式。形势如此，进步主义、杜威主义怎能不受豪富们的奚落与打击呢？所以说，杜威主义，即“德”先生志未竟。
四是，实验主义。胡适教给中国人的科学，决不是一堆科学上的具体的发明或结论，而是杜威的实验主义的科学态度与方法，即：要有大胆怀疑和理性批判的态度，要用实验的方法即智慧的五步法，去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于是，民主主义的科学，不是少数人（专业人士）的专利，而是包括大众在内的人的智能的、经验的生活方式。这种中产阶级的科学生活方式之理想，至今在全世界恐都尚未达标。
科学这个词，经“五四”宣染后，其词义被曲解得很厉害。也难怪，华夏本就没有科学，一听到“科学”，便趋之若鹜，赶紧启蒙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知识，于是人们误将诸多的具体的发明或知识，崇奉为科学，并进而把科学作为绝对真理。广大民众从政府、学校、书报或广播得到些知识、信息，便深信不疑。从蒙昧而一下子得到些启蒙，确实使人有一种解放感。但这种幼稚的解放感很易升格为夜郎自大感。于是他们就凭借半桶水的“科学”，自信地与科学作对。从1950年代到现在，不乏有把自以为正确的东西统统嘘为“科学”的社会风气；不乏有把自以为别人不正确而实际上是正确的认识统统指责为“不科学”的霸道风气。人们因为只是听到“科学”的名号而并不懂得何为科学，所以就把决议、指示、新闻、经验、知识、广告、宣传和学说等，通通看作为科学。这种错误的科学观实质上是反科学的。在此错误的观念指引下做出的“科学”“成绩”，往往属于伪科学。这种伪科学的氛围来自政治对科学的操控。
科学的真谛在于大胆怀疑、探究、假设，并加以实证。科学一定是发明，但发明未必是科学。世界史上，科学是从伽利略的实验发端的。实验就是在一定控制的条件下，来发现并检验具体事物的表现形式、结构特点及其运动规律的方法。科学永远处于过程中，决不是绝对真理。中国教育系统，恐怕有必要把常识、知识、哲学、数学、科学、科学学和逻辑这些名目的概念理理清楚，更要将学校教育中哲学课的内容清洗一番，哲学教师都该读读杜威的《哲学的改造》。所以，中国人在经历了不可思议的一场又一场的浩劫后，很有必要重新认识科学，重新回到杜威的实验主义的方法论上来。所以说，“赛”先生志未竟。
综上所述，可肯定，“五四”精神对中国之今日与未来，乃至对世界之今日与未来，都还有着很深远的指导或参考意义。所以，我们应对“五四”一百周年隆重纪念，以期大家来弘扬“五四”的精神。梁任公之所以说“二十四姓氏”是因未纳入古代断代史史书元史以及到1927年才定稿的清史，故我辈应该顺其意而改说二十六姓氏之王朝。
新文化运动，陈陈相因地被说成起始自1915年，理由是说该年陈独秀创《新青年》。其实，1915年陈独秀创《青年》杂志，到1916年改名为 《新青年》。《青年》与《新青年》虽是新思想的重要刊物，但其中大多思想在二十世纪初都已发端。随便举些个例子：1899年2月，《万国公报》第121期上刊有李提摩太节译的《大同学》，简介了马克思主义；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着文涉及马克思；1912年5月，上海出版了《新世界》半月刊，曾连载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903年4月，女留学生胡彬夏成立共爱会，倡男女平等；1904年1月丁初我编《女子世界》月刊于上海，宣扬女权，在全世界都数得上极为先进；1903年秋至冬，陈天华的《猛回头》《惊世钟》在日本出版，又林懈在上海出版《中国白话报》，差不多同时期，还有《宁波白话报》《扬子江白话报》《安徽俗话报》等闻世；呼吁成立“中华共和国”的邹容，因1903年《苏报》案入狱，1905年死于上海英租界监狱，蔡元培等为之开祭悼大会，到革命成功后邹容被孙中山追赠为大将军；1904年《东方杂志》在沪创刊；1905年11月，《民报》在东京创刊，孙中山在《发刊词》中提出三民主义纲领；1906年秋，蔡元培着《国文学讲义•叙言》，斥书面语与口语不一之怪现象；1909年11月，革命文学组织南社在苏州成立；1912年1月19日，蔡元培为教育总长之教育部颁《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有诸如“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小学读经一律废止”等条。
如是例证不一而足，盖与新文化运动志趣殊无二致，故不必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段硬设个时限。世上不是什么事都讲得清楚，有的反倒越说得模糊越贴切。最讲究精确的数学、逻辑学都有其“模糊”学的分枝学科，何况历史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