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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显中 |
我在南昌心远中学读高一。由于对旧社会黑暗现实强烈不满，诉诸笔墨，发而成文。偶尔被报社的编辑看中，发表几篇豆腐块大小的短文。
正是这些稚嫩的文字，引起报社里的中共地下党员张自旗的注意〔注1〕。后来被他发展为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初，张奉命转移。行前告诉我：将来另有一位领导人联系我，并指定我担任心远中学党组织的组长（另还有一位同班同学钟纯民也是党员）。这位新领导人就是南昌中正大学的袁孝鹑。他听取了我的汇报后，要求我发展几名党员。于是我介绍了四位同学参加地下党组织。
1949年5月南昌“解放”。我们几个人同时被集中学习。当时称为“江西省委组织部训练班”（简称组训班）。学习尚未结束，我和刘振辉二人调出，到南昌市军管会房产处工作（具体任务就是为路过南昌的解放军带路到指定地点住宿，或者组织民工在赣江边烧开水，让过往的解放军喝。等等。
这些工作结束后，我被留在江西省政府办公厅文秘科工作（具体工作是校对所有的来往公文）。
1950年末，由于家庭穷困，父亲没有工作，家中没有积蓄，坐吃山空。经常无奈地说：“大崽不养爷，细崽要爷养”（细崽，即小儿子）。我就萌生了一个大胆的行动：利用同一个办公室里，杨秘书办公桌上的公用信笺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南昌市政府，要求对方安排胡某某工作云云，盖上了办公厅的公章。准备交给父亲自己去办理。但由于害怕，最后没敢出手。
本来这件事可以悄悄地销毁，神不知、鬼不觉。但和那个时代所有年轻人一样，奉行的信条是：事无不可对党言。所以便主动向科长交代了全部细节。次日即被大会批判，后来又被清洗，由杨秘书写了“辞职证明”（避免使用“开除”两个字）。
我当时真是无家可归。母亲已于1950年秋天去世，父亲无力在城市生活，只得回到家乡——郊区。大姐在市内做小学老师，一家四口拥挤在狭小的住房里。
万般无奈，只好临时住在姑母家里，非常尴尬。这样勉强度过了3个月。1951年5月份，报纸登载一条信息：中央税务学校中南分校招生。我即报名应试，获得录取。赴武汉学习一年多。分配去广东省税务局，再分配到石歧市税务局工作。一年多以后，从报纸上得知：大学招生。那个时候，中学毕业生之数小于大学招生数。所以鼓励在职干部、社会青年以同等学历报考。我即刻向领导要求去报考。
1953年，被东北人民大学录取，被分配在经济系学习。
1955年发生了所谓“胡风反革命事件”。当年被我介绍入党的刘振辉被诬陷为胡风分子。在被迫的情况下，招供说，我是他认识胡风的介绍人。其实我根本就不认识胡风。既然有材料转来，组织自然就把我列为肃反对象，被送进校内的学习班，严加管束，并勒令交代和胡风的关系。经过半年的运动，校方毫无所获。但在我心中不免留下深深的烙印。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我写了《胡风等人是反革命吗？》的文章。被《东北人大校刊》公开发表。
胡风案件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大案，也是最大的冤案。冤案之所以造成，不是由于办案公安人员渎职，（当时就有办案人员公开提出怀疑，认为证据不足。公安部长罗瑞卿回答说：这是毛主席定的案子，谁敢翻？）也不是由于客观条件所造成的失误。更不是如御用文人们所粉饰、美化的所谓“好心办错事”、“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探索中不可避免的失误”等等。
冤案之所以构成，千真万确，就是毛泽东个人的主观故意所造成（老毛曾经私下里对人说过：就是要给他做点“文章”）〔注2〕。如果在西方民主国家里，仅凭这一件事完全可以被公开弹劾，责任人必须下台，并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在我们这个号称“民主共和国”里，却无人敢于说一个“不”字！这是新诞生的共和国最大耻辱！即使有再多、再大的“业绩”在这件冤案的面前，也显得黯然失色！
我的那篇文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对毛泽东所制造的这件冤案说“不”的文字。与此同时或先后，中国人民大学的林希翎受北大的邀请而发表演说时也公开否定，但并未形成文字。（至于具体时间谁先谁后，我手头没有足够的资料来判断，只好留给未来的学者们去研究了。）
值得注意的是：那个时候，中国有６亿多芸芸众生。其中精英分子至少也有几百万。有的是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的大学问家；有的是功勋卓著，身居高位的高级干部。这众多的精英人物，难道就没有一个看出来毛泽东的霸道行径，挟权报复的恶劣做法吗？这些精英分子的良知和理性哪里去了？为什么一个个噤若寒蝉，哑口无言？更有甚者，竟然公开表态，拥护毛泽东的恶劣行径，公开谴责和严厉批判胡风等人为穷凶恶极的反革命。气势汹汹，令人胆寒。这些人的行为简直就是助纣为虐、伙同犯罪的帮凶！正是在毛泽东的淫威裹胁下，才形成“万家墨面”、万民钳口的可悲局面。在这个时候，勇敢地站出来，公开抵制和谴责毛泽东错误的历史重任，竟然落到了两个年纪轻轻，涉世未深的学生身上。让两个大学生用自己稚嫩、柔弱的肩膀去撞击那扇极其沉重的专制大闸门。并勉为其难地充当了时代的急先锋，充当了向专制政权冲锋陷阵的敢死队！无疑这两位年轻人的勇气可嘉，肯定会受到后人的敬佩和历史的褒奖！可是，我们不能不追问一下：那些大人物干什么去了？一个个躲得远远的，让几个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付出死亡的代价去承担中国历史上庄严神圣的任务。这些大人物的智商和胆识竟然远不如两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难道就不感到害羞吗？不惭愧吗？这种集体沉默、失声，正是我们时代的悲剧，也是所有知识分子集体的耻辱！
当然，我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被划为极右分子。大思想家孔子在回答关于曾子被父亲暴力殴打应该如何做的问题时，有言曰：“小仗则受，大杖则走”。面临极右派的命运，我不能不选择出逃。于是奔向北京的英国代办处要求出国避难。
事情进一步严重化了。终于被捕，判处无期徒刑。经过上诉，改判为有期徒刑10年。由于越狱逃跑，加刑3年。
在即将刑满的1970年秋天，又由于说错话，被认为“恶毒攻击”（简称“恶攻”）准备加刑。所以到期没有释放，而是延期改造5个多月。后来由于形势发生变化，再加上主管我案件的镇赉县四方坨子劳改大队5分队（即5分场）刘荣宽先生的理性和人道关怀，终于宽大释放，但留场就业，继续劳动改造。直到1980年才离开劳改单位。
在处理我的案件过程中，应该有一项政策：对当事人的面，销毁全部不实的材料。在我的要求下，主持工作的李老师同意，把我所写的那些所谓“毒草汇编”发还给我自己保存。后来我又捐献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因而获得该馆的荣誉证书）。也算是我对未来历史研究一点小小的贡献吧。
为了宣传科学真理，或者揭示历史真相，竟然需要付出几十年青春，甚至生命的代价，这种悲剧曾经发生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设立的宗教裁判所曾经把坚持“日心说”的布鲁诺活活烧死；在我国，朱明王朝的朱棣硬是把忠于建文帝的方孝孺灭十族。在坚持自己的信仰而献身的名单上，洒满了无数仁人志士的鲜血，血迹斑斑、昭昭可考。
可是，历史已经进入２０世纪中叶，中国共产党也一贯以民主、自由、法治、公平等等伟大目标向全国人民许诺。为什么仍然发生这种惨无人道的悲剧呢？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公正、合理的评价。这难道不是咄咄怪事吗？
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毛泽东的阴影仍然在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不能大胆评论。正如毛泽东自己在临终遗言里所预言：“我会死，也不会死。”因为“我留下的虎皮虎骨，你们一定要用。”〔注3〕
这种怪事和关于“伟大、光荣、正确”，以及“三个自信”等等的宣传能够兼容吗？两者必居其一：或者公开否定毛泽东，把他从高高的神坛上请下来，清算他的所有罪行，还中国人民一个公道，尤其是给那些冤死的几千万亡灵以迟到的慰藉。必如此，方才能证明这个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也能证实这个党具有真正的“自信”！
否则，今天所宣传的一切都无法获得中国人民的衷心认同。
回顾平生，问心无愧。我今天所做的无非是按照邓小平生前所留下的遗愿，重新评价毛泽东而尽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今天不是一再宣称要“依法治国”，还要“以德治国”吗？好！现在就根据“法”来判断我所做的一切吧！
在所有的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其他的法律都必须符合宪法的精神，否则无效，而且还应该追究违宪的责任。那么，请看宪法第３５条是如何规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如果对照一下，我所做和所写的，违背了这一条吗？没有！
再来看以德治国的“德”，我所做的事情完全符合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原则。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应该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孔子教导说：“千军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就是尊重人权、尊重每个公民的个人意志，不可强行剥夺任何人思考的权利、表达的权利。孔子还教导说：“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就是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为对方着想，想想毛泽东在位期间倒行逆施给中国人民所造成的苦难和屈辱，甚至丧失生命。总应该让人家说几句话吧。我之所以写了那么多的文章，第一是按照邓小平临终遗教行事，是实践他的愿望。其次也是为了被暴政害死的几千万中国人讨回公道，伸张正义。有什么不对吗？
古人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遥想当年，齐威王接受邹忌的忠谏，公开宣示：“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一时间，“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恰恰是因为如此奖励臣民进谏，才有了齐国的大治和兴盛，才有了：诸侯各国“朝于齐”的盛况。我们今天提倡“软实力”。什么叫“软实力”？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让人们口服心服、心悦诚服。让世界各国，不仅仅是那些靠献媚换取中国大量银子的非洲黑人，更应该包括那些发达国家的政要都能对中国高高地竖起大拇指！
无论从法、从德的角度来看，我都正义在手，无懈可击。因为我站在道德的高地上、法律的保护中。那么，理所当然地就应该坚持到底，勇往无前！
但是，和1957年相比，情况有所不同。那个时候，我是孤身一人，所作所为一切责任和后果完全自己承受，不会牵连他人。今天则不同：因为我有自己的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和万事兴。家不和呢？整天生活在热战和冷战的交替之中，这日子还怎么过？如果这个“不和”并不是因为其他原因，仅仅是因为我的那支虽然是正义的，但却招惹是非的笔所造成，那代价也太大了，太惨了。
自从那天各位光临，我的老伴当晚就做噩梦。梦见我被你们抓走了，而且受到无情摧残，以至于遍体鳞伤、血迹斑斑。平日炯炯有神的双眼，也紧闭着，双眉紧锁。她终于被吓醒了，大汗淋漓，急忙跑到我的床前察看，看到我正睡得香甜，才放心回到自己的床上。但再也无法入睡，直到天明。一大早就给远在南方的女儿打电话告状，诉说昨天的故事。女儿马上对我埋怨：“你太自私，只顾自己，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一点都不考虑我们的安全和心情。”由此，我陷入了内外夹攻的境地，无言以对。
再三考虑的结果，我不能不屈服，妥协。
妥协的出于无奈，屈服是迫于压力。我的生平，有两次屈服：第一次是在监狱里。由于求生，明明我做的是正大光明的正义之举，却不得不违心地承认自己有罪。如此苟活了20多年。第二次就是现在。明明我所做的都是合理合法的正当事情，却不得不强行停止。不敢坚持自己正确的做法。这种屈服，在中外历史上同样并不鲜见。
历史是无情的，“一时胜负在于力，千秋功罪在于理”。在强大的专政机器面前，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是孱弱的，不堪一击！但请千万记住：千秋功罪在于理！我虽然屈服了、妥协了。但仍然坚信：“理”在我手里，因此，我必将赢得千秋功罪的最后裁判！同时，毛泽东也必将受到道德法庭的严峻裁判。
“维稳”大军的各位先生们：如若不信，请拭目以待！
也许我不能看到那一天，但我的文字会留给明天，让人们去评论。为此，我感到非常欣慰：我做了我所应该做的，只是还远不能做得更好、更完善。
【注1】请看我去年写的文章《沉痛的悼念》见附件。
【注２】胡风这个人才华横溢，但口无遮拦，说话尖酸。他在私人通信中写道：“董事会里无内行”。‘董事会’当然就是指党中央、政治局等等领导机构；其中当然包括毛泽东本人。这个话不能不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如果大度一点的人，无所谓，一笑置之而已。但毛泽东可不是“大度”的人，相反，龇睚必报！从他青年时代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时的上级张申府（对毛要求很严，曾经批评他写字如龙飞凤舞，多次勒令重写），一直到罗隆基（曾经说过：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都毫不客气地给予报复。
有报复心也罢，如果是平民百姓，报复一下，只不过打打口水战而已，事情不大。如果报复心和权力结合，特别是和最高权力结合，就不得了。轻则使人受辱、受刑，重则令人家破人亡。胡风便是一例，他为自己的口无遮拦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毛泽东逞一时之快意，狠狠地报复了一把。但也付出了代价，甚至是更大的代价：从革命领袖堕落成为诬陷他人致死的刑事犯！虽然逃过了当代的法律审判，决逃不过未来历史的审判、道德的审判。这个教训太深刻了，也太具有借鉴意义了。如果推广开来，所有的掌权者都应该引以为戒。一旦权在手，当然可以任意而行。但切莫忘记：上有青天，下有人民，还有历史，一切快意当前的所作所为都不可避免的付出代价。历史昭昭可考。多少帝王将相，凡滥用权力者都受到了历史的惩罚。江青、康生、谢富治……外国的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等等。我衷心地希望，这个名单到此为止，后继无人。不要再添加新的名字了。
【注3】请看附件《毛泽东绝密文稿》
附：
中国文化传统从来都是尊右而贬左。关于左与右的区别，我最近做了一点考证。自古以来（套用官方媒体在对外打口水仗时经常使用的语言）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传统的语境里，向来是尊“右”而贬“左”的，以右为尊，为上，为荣；以左为贱、为卑、为劣。试举几例：
当官的被降职称为“左迁”。汉族人民被异族统治被称为“左衽”（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
官职高者称为“右”（《史记》里介绍蔺相如时说：“位在廉颇之右”就是说比廉颇级别高）。称赞一个人的学识高明就说：“无出其右者”（没有人比他更高明了）。批评一种学说或行为就说：“旁门左道”（相当于“歪门邪道”）。人们都有两只手，但吃饭、写字、打球等等经常使用的是右手，所以被称为正手。也有人使用左手，被讥为“左撇子”。如此等等。
巧啦！再查外文词典。英文里有个词儿：Right 什么意思？既可翻译成为“右”，也可翻译成“正确”。看来，在老外的心目中，“右”通常就代表“正确”。
这个悠久的文化传统到了1949年，完全颠倒了：以左为荣、为尊，以右为耻、为贱! 凡是不符合毛泽东个人喜好的，统统被打入“右”字行列：右派、右倾等等！这真是逆天而行！
我们经常说“拨乱反正”，就是要拨开毛泽东立下的逆天之道的坏规矩、错规矩，反过来恢复正确的老规矩；把被颠倒的历史和是非标准再颠倒回来。以右为荣，为尊，为尚，以左为卑，为贱，为耻！
所以，我欢迎人家叫我“胡老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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