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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在1957年（政治讽刺小说） |
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上海科学、教育、艺术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席间罗稷南先生斗胆发问：如果鲁迅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泽东（略加思考）答：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引自 周海婴 著《鲁迅与我七十年》第370～371页,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
伟大领袖的话，句句是真理，即最高指示。全国各级机关都必须及时传达、积极宣传、认真执行。
上面所引的那段话当然不能例外，也应该是真理。可是令人不解的是：所有的宣传部门对这句话却始终讳莫如深、不置一词。
与之相反，民间对这次答问倒是非常关心、热心。许多人写了许多文章探讨。这些文字统统被收入一本书《假如鲁迅还活着》。
老夫年迈，来日无多。但在有生之年仍然准备拿出全部精力和时间来弥补当局这一缺陷：把伟大领袖当年这段令在场听众无比惊谔的妙论仔细研究，广为宣传。务必使亿万人民群众入耳、入脑、入心，从而领会伟大领袖超人的智慧和胆识。
经过反复研究的结果，伟大领袖所说的“关在牢里”，在此之前鲁迅先生应该有所行动或言论，并引起当局的不满，才会被“关在牢里”。至于“关在牢里”之后“还要写”，则是下一阶段的事情了。所以我们必须先模拟“关在牢里”之前鲁迅先生的言行。为了上述目的，需要劳驾鲁迅老爷子，请出其亡灵，出演一场现代的新戏码。
是为序。
（一） 一石激起千重浪
遥想当年，伟大领袖下令全党整风。同时号召全民特别是知识界、文化界人士大力帮助。要求各界头面人物率先示范。于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统战部于1957年5月上旬连续召开多次座谈会，请与会者畅所欲言。当时的要求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了打消各界人士的顾虑，公开许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各位放心吧，说什么都可以，都欢迎，即使说的是过头话、激愤话、气话，一律不予追究罪责。形势真是大好呀，中国共产党真是宽宏大量，虚心纳谏了。
在这种情况下，身负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文联名誉主席、全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北大名誉校长等等好几个头衔的周树人（鲁迅）先生坐不住了，他决心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带一回头。
在5月10日的大会上，他第一个站起来，首先环顾四周，然后清清嗓子开腔了：
老朽今年76岁，早已过了古稀之年。按理应该退位让贤。但是没有办法呀。党的需要嘛，需要我继续留在这些岗位上，不用做什么具体工作，说白了就是摆摆样子（众笑）。既然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就不能不会见些不三不四的人，说点不咸不淡的官话、套话，做些不痛不痒的面子活等等。
说实在话，从我内心非常讨厌这种生活状态，但为了应景，又必须这样做，甚至天天做。好在时间也不会太长，苦熬几年恐怕也就功成身退了吧。
今天来帮助党整风，先不说这些了。我想说的是：中国共产党8年来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乏善可陈！相反，令人伤心、寒心的事情却不少。大家都不会忘记，两年前发生的胡风案件就是一桩公然违宪的行为。
1954年颁布的《宪法》，是你们自己搞的吧？墨迹未干啦，就被你们粗暴地撕毁和野蛮地践踏，变成一张废纸！此话怎讲？请看：
《宪法》第八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
即使胡风有一千条错误，无非就是发发牢骚，骂骂某个人，讽刺讽刺领导人，如此而已。这些事情也没有超出言论自由的范畴吧？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为什么自称是“民主共和国”的国家竟然把人家打成反革命呢？你们在打天下的时候，不是连篇累牍地、信誓旦旦地向全世界宣告：你们打算建立的政权以美国为典范的民主共和国吗？要奉行罗斯福四大自由的民主国家吗？一旦坐上金銮宝殿之后，就把以前的诺言忘得干干净净！如此背信弃义，自食其言，谈何信誉？你的心中不觉得愧怍吗？不觉得心虚吗？
好吧，你们要逮捕他，也应该走一走形式吧？你们自己搞的宪法明文规定：
第三十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许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审判。
为了逮捕胡风，先应该通过人大常委会撤销他的代表资格。连这样一道很简单的手续都不走一下，迫不及待地于5月16日深夜，破门而入地抄家、抓人。两天后才搞那个形式。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在5月17日提出抗议：中共违宪！既然你违宪在先，那么，次日所通过的决议当然无效！
这是一出践踏宪法的犯罪行为。必须追究！整风，整风，整什么风？首先就应该整顿和追究领导机关、领导人无视宪法尊严的违法之风。追查责任人，送交法庭问罪。这才是你们当年所公开赞颂、仰慕并向中国人民许诺的美国模式。
众所周知，我与胡风过从甚密，私交甚厚。我向来认为：胡风 “是一个有为的青年”，为人“鲠直，自然也易于招怨”。这一点在1933年的通信里就说得明白。但是今天的问题是招什么人的“怨”？如果所招的是权力顶峰的“怨”，那可就麻烦大了。是不是这样呀？当局应该给一个公开答复。以谢天下之人，以清天下之口，以正天下之心！
那么，他为什么招最高领导人之怨呢？难道最高领导人不应该自我反思一下吗？孟子说得好：“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还有：孔子说得更好：“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作为最高领导人，如果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君子之风”，就应该首先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没有差错？
胡风一案，是天大的冤枉。此案不平反，天理不容！天理不容啊！（猛击桌子，嘴唇哆嗦）
我敢预言：将来必定有那么一天，你们会公开承认自己搞错了，一定会公开向胡风本人及其家属道歉。
当然，给胡风平反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其一是你们党内具有理性和良知的人上台，改弦易辙。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们坚持错误到底。没有办法了，只好由另外的政治集团来执行。在后一种情况下，你们共产党的地位就显得非常尴尬了。是不是这样呀？
遗憾的是我未必能够亲眼看到那一天。但今天在坐的各位都比我年轻，你们都会看到的。请记住我的话： 我周某人，在1957年就预言过这一天。
胡风案件发生至今，两年了。两年来我一直在忍受着内心的煎熬：因为我没有公开抨击这种违宪行为。为什么不敢站出来主持正义呢？我清楚地记得：当年就有许许多多的青年学生们公开质疑。真是后生可畏呀！更可敬呀！他们敢于说真话，说心里话，他们才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所在。我自己却一直为保持沉默而惭愧万分。我曾经说过：“沉默呀，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经过两年的沉默，今天我终于爆发了。也许这一次就是我最后的爆发。因为我非常明白：你们这个政权绝对不会允许我这样大胆的“爆发”。你们手中有各种武器，包括手枪。
想当年蒋介石也曾经打算用手枪解决我，但始终不敢真正下手。因为他还有所顾忌，不敢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蒋介石当年不敢做的事情，今天，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很可能敢于做，会做的。因为他们没有羞耻感，没有敬畏心，只认强权。
早在多年前，我就曾经对冯雪峰说过这样的话：
“将来革命胜利后，你们第一个要杀的人就是我。”
（突然转过脸对着台下问：“雪峰，你还记得吗？”
台下冯雪峰大声回答：记得的，我当即向党组织汇报了。周恩来同志微微一笑，他说：先生过虑了，不会的，绝对不会的。）
哈哈，真的不会吗？彼一时、此一时啊！彼时你们还没有权，也就没有力。今天的形势却大大不同了，你们既有权，当然就有了力。权力，权力，就是强制别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的能力。有了权力，就可以随便抓人，关人甚至杀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全国的老百姓都在你们权力范围内，予取予求，任意为之。
权力就是真理，就是通灵宝玉，就是摇钱树，就是百宝箱。可以任意提取所需、所欲的一切东西：包括钞票、美女、洋房….
难道不是这样吗？
既然如此，那么好，我等着！随时都可能是我的最后一天。
孟子说得很好：“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今天我的发言就是准备“舍生取义”。用我这把老骨头来撞击这个独裁政权的铜墙铁壁。即使撞得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最后，我借用南宋文天祥的绝命词作为这次发言的结束：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周树人发言之后，全场静默良久。鸦雀无声，死一般的寂静！
突然，前排站起一个人，急匆匆走上台发言：“我对于周树人先生的发言非常反感。我们敬爱的党，伟大的党为了改正缺点、纯洁内部，特别提出全党整风的号召，是无比英明的，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开明之举。但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循与人为善的出发点。“言者无罪”是有原则的，绝不是无原则的。原则就是一切必须从善意出发。否则就走向反面，成为有罪之人。有罪之人的言论当然有罪，必须追究，决不能放任。因此，我建议：中国共产党应该认真对待，严肃处理！
党必须向所有人提醒：今天号召整风，鸣放，但绝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放出来。共产党欢迎一切善意的批评，但绝对不允许恶意的诽谤，甚至以质问的口吻挑衅最高领导人。真是狂妄至极！狂妄至极！”
此人是谁？众人一看，似乎面熟。再仔细瞧瞧：啊！文联主席、大诗人郭沫若是也！
又是静默，静默！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主持人不断地看表。可是表走得太慢、太慢。大概刚过11点吧？主持人宣布：散会！
不散会又能怎样？徒然“耗”着？
（二）、山雨欲来风满楼
次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全文刊发了周树人先生的发言。并用了以下标题：“周树人公开为反革命分子胡风鸣冤”副题是：“引起到会人士一致愤慨和批评”
5月12日浙江省人大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罢免周树人的代表资格；同日全国文联、全国作协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罢免周树人的名誉主席资格；北大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一致声讨名誉校长周树人，并要求撤销其名誉校长资格。
5月13日全国人大召开紧急会议，接受浙江省人大的申请取消周树人的代表资格。《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全版刊发全国各地、各界人士声讨周树人的文章。其他各大报也紧紧跟随，纷纷刊发各方面人士的声讨文字。
5月14日深夜，大批民警破门而入，闯入周树人家。抄家，抓人（包括家属许广平女士在内）。
5月15日毛泽东起草《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文件，下发高级干部阅读。
（三）、骑虎难下不了了之
此后多日，中共高层连续召开会议。商讨主题就是一个：如何处置周树人？大致分为两派：武将要杀，文官主放。武将们的理由是：统治阶级应该具有统治意识。我们手里的枪杆子是干什么的？无非就是“外御强寇，内惩刁民”。像周某人这样的刁民不予惩处，其他人势必仿效。一个个骂起来，我们岂不成了过街老鼠啦？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有位将军，从大老远的西北匆匆忙忙赶到北京，闯进中南海会场。
“妈那个巴子，主席您说一句话，老子就毙了他。看他还敢不敢再放肆！”
大多数人还是主张先放一放。派人做说服工作，让他写个检讨，然后在适当时机放了他。温和派中以周恩来为代表。他认为应该顾全大局。什么叫“大局”呢？就是国际影响。他说：
我们国家今天还不够强大，还需要世界各国的认同和赞助。而周树人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仍然具有很高的威望。杀一人容易，但影响极坏。鲁迅不是胡风，他的使用价值和威慑力远非胡风所可比。还有一层：他这个地位其实也是我们自己把他捧上去的。我们不是多次给予高度评价吗？“现代中国的圣人呀”。（1937年）“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呀”。还有： “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1940年）等等。
捧得如此之高，就成了“神”，你再把他杀了。如此悬殊的落差，如何向全国人民解释？如何向世界各国人民解释？还有：如何向历史交代？看起来问题很复杂呀！我们切不可意气用事，逞一时之快。
为今之计，只有一条：留着他，慢慢看。到一定时候许多人是会变的，会慢慢地向好的方向转变。当然这需要不断地做思想工作。这比杀人复杂得多，也困难得多。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迎困难而上的好汉嘛！是不是？
说到这里，他把目光移向毛泽东，既是征求意见，也是将一军！看看你如何表态。
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无奈地频频颔首。
5月18日晚上，上海京剧院演出传统剧目《甘露寺》。挂头牌的当然是麒派老生周信芳。他饰演的乔玄用他那麒派特有的高亢而苍凉的嗓音唱道：
“劝千岁，杀字休出口~~,老臣言来，听从头…..”
一时间，许多人纷纷传唱。多日来，上海街头的夜空不断地飘荡着这句唱词：“劝千岁，杀字休出口~~”
这个情况很快就传递到北京，传递进中南海。在会议的进行期间，毛泽东仍然一言不发，只是不断地摇头，不断地抽烟。
既然杀不得，放？也不行。那岂不是自己认错？
一次又一次，会议不断地召开。
毛泽东不断地摇头，不断地抽烟。人们至今仍然猜不透的是，他需要用尼古丁来激活自己的灵感，还是需要用烟雾缭绕来掩饰内心的尴尬和无奈？也许两者兼具吧？
邓颖超奉命前往许广平住处劝说：要求的仅仅是一纸检讨书。当局保证：只要写一纸检讨，就可以放人。
许广平屡次探视，屡次传达，屡次失望而归。
鲁迅，何等人也？岂是杀头所能威胁得了？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老子第七十四章)
事情就这样拖下去，拖下去…..
让岁月慢慢地耗尽他的生命，也耗尽人们的耐心！
终于有一天，让中南海的人们如释重负、兴奋不已、奔走相告。
出了什么事？缠绕他们多日、折磨他们神经，倍感尴尬的刺猬——鲁迅终于死了。死于肺痨。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第四版的右下角登出小小豆腐块的新闻：
作家鲁迅因肺痨治疗无效，于1958年5月10日死于秦城监狱，终年77岁。
许广平和周海婴一同清点遗物，没有发现任何文字。他没有再写了。因为既没有笔，也没有纸，写不了。后来者林昭在牢里写，是用自己的鲜血，咬破手指头写的“血书”。李锐在牢里也写，用的是紫药水，后来出版，就是那本《龙胆紫集》。这些都堪称中国政治史、思想史上的奇迹。但鲁迅没有写，他也用不着再写什么。一年前那篇发言就是他的绝笔，也是他生命之火燃烧出的最大亮度，更是他人生价值发挥的顶峰！
死而无憾！死得其所！伟人之死，重于泰山！
但，伟人并没有死，也不会死！他的精神，他的骨气，必将永存。光照日月，流传千秋！
什么是鲁迅精神？一言以蔽之曰：横眉冷对千夫指！
独立自主、傲视权贵、不与权势合作的高傲之气！
敢说、敢笑、敢骂，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藐视强权，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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