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3/2026

文革六十周年文选精粹(八):《告别马克思主义》前言

 

告别马克思主义

【编者按】 

        在近现代史上,中华民族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误入了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历史歧途。百年中国的苦语,来自于《共产党宣言》倡导的激进理念;百年中国的苦难,来自于乌托邦极端化的荒诞实践。
        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以及当下习近平时代,历史的创伤并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湮灭。正因为此,正本清源、厘清思想源头、反思制度与文化结构、勇于抛弃精神枷锁,仍是中国社会走出转型困局、迈向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
        在本期“文革六十周年文选精粹”中,应克复先生的《告别马克思主义》一书前言,以罕见的思想勇气与深刻的历史洞察,对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系列政治运动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进行了系统梳理。作者直面苏俄模式的历史局限,剖析“龙熊共舞”格局下的发展困境,深入反思教条主义理论中的先验迷思与乌托邦缺陷,并尖锐指出长期束缚国人精神世界的政治沉疴与文化痼疾。
        在历史的拐点上,中国究竟需要怎样的“思想换代”?又如何才能真正走向文明、理性与自由的现代化道路?本文不仅是一场痛定思痛的理论反思,也是一份关于民族精神重塑与思想启蒙的时代追问,值得每一位关心中国命运的读者理性讨论、审慎思辨。
        本文作为一家之言,不失为打破“精神太监”文化、重塑民族独立人格的一剂猛药。欢迎广大读者踊跃商榷,共同探寻民族精神与人格重建之路。


《告别马克思主义》前言


应克复

                         

        1949年秋,共产党夺得了大陆政权,接着便对中国社会进行大刀阔斧的共产极权改造,营建了如同久加诺夫所说的“三垄断”的极权制度:权力的垄断,利益的垄断与思想文化的垄断。结果是什么呢?——导致整个中国陷入一种窒息和撕裂的状态:社会断裂,文明断层,百姓断命,知识分子断声,人民遭受的各种灾难罄竹难书!

   现在,“文革”是一场浩劫,早成定论。实际上,整个毛泽东极权统治时期都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浩劫——共产主义浩劫!在暴力土改中,200多万地主分子在惨无人道的批斗中死亡或遭之处决,难道不是一场浩劫!在对资改造中,剥夺私人资本,消灭资本家,消灭私人企业,消灭尚处幼年时期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经济,难道不是一场浩劫!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剥夺农民土地,消灭两亿个体农户,使农民沦为农奴,一直在饥饿线上挣扎,难道不是一场浩劫!在反右运动中,将三百多万的知识分子以言入罪,打成右派,剥夺他们的正当权利,在长达22年的劳改生涯中受尽凌辱,难道不是一场浩劫!1958年掀起“大跃进”、“共产风”的狂潮,浮夸风、瞎指挥风盛行,导致爆发遍及全国的大饥荒,饿死我同胞达4000余万,难道不是一场浩劫!

   毛泽东死后,“四人帮”覆灭,“文革”告终,此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一时期经济获得了复苏和发展,但“三垄断”模式的极权体制依旧,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意识形态依旧,人民仍被束缚在专制主义的笼子里,离现代化、民主化仍隔着一条长城。“一党专政为体,权贵资本为用”,可称是这一时期的体制特征和治国总纲。这就是“邓小平模式”,或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时期,社会贫富分化剧烈,官场与社会各领域腐败泛滥,文化衰微,道德沦丧,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社会矛盾叠加,各种问题成堆。当今中国,对权势者来说是乐园,对弱势者来说是苦海——他们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不起老……因此,有学者认为,邓小平模式统治下的中国,同样是“浩劫”的继续。至今,许多国人尚未认识这一点。

   苏联、中国的历史足以证明,凡是以暴力、恐怖和谎言所推行的共产主义实验,都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场浩劫!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决不是救国救民的一条新路,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马克思所倡导的“暴力革命”说,“共产灭资”说,“阶级专政”说,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是政治、经济、文化与道德的全面衰退,这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大的不幸。可见,马克思主义是误国主义,害国主义。

   毛泽东提倡“走俄国人的路”,在中国复制“列斯模式”,但俄国人的路与列斯模式,其思想源头是马克思主义。无论苏联和中国以强力所推行的社会主义,其祖师爷都是马克思。因此,要清除苏联模式对我们的毒害和伤害,必须追根溯源到马克思的思想。本文集取名为《告别马克思主义》,其意在此。

   有人认为,20世纪初期传入中国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列宁主义。言下之意,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两回事。笔者认为,列宁的思想和马克思的思想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但是,这种差别,是源和流的差别。相对于19世纪末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列宁所坚持和发扬的思想是马克思的正统思想,如暴力革命说,无产阶级专政说,剥夺资本、消灭私有制说等。马克思的这些基本主张到了恩格斯晚年,特别是在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领袖那里,已作出了重大修正,使社会主义运动适应资本主义当时的实际情形而获得社会的认同。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那些不切实际的错误思想,并痛斥第二国际领袖是修正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列宁以马克思的错误理论改造俄国,结果将俄国带入了陷阱。中国的不幸同样在于,坚持与奉行马克思那些错误教条,将之定格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在半个多世纪中追随列宁和斯大林,并将民主社会主义视为异己,痛加批判。结果呢,毛泽东同样将中国带入了陷阱。现在已经清楚,为恩格斯和伯恩斯坦所奠基的民主社会主义,其密码是:民主(权力共享)的依靠资本主义(财富共享)的社会主义。而为列宁和毛泽东所实践的马克思早期的社会主义,其核心是:专制(权力垄断)的共产(财富垄断)的党国社会主义。亊实证明,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必须声明,对苏俄模式思想源头的清理,并非要马克思对苏联、中国等国家在实施共产极权主义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灾难性后果承担历史责任。马克思与列、斯、毛的历史角色以及在历史上所起的消极与破坏作用,必须加以区分。

   马克思是一位激情万丈的思想者,是同情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即无产阶级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只是对如何改造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提出了先验性的设想和理论论证。他一生的主要精力付诸于著书立说,而不是组织政党,领导革命,夺取政权,建立共产国家。而列、斯、毛是革命活动家,其一生的主要精力在于秉承马克思的先验理论,不顾客观条件和实践后果,以血腥暴力的手段横加推行。

   在推行马克思的空想共产主义过程中,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理论。如,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可以超越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斯大林顺理成章地提出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毛泽东则企图在“一穷二白”的中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此外,列宁还提出了“严格的集中制”;他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法西斯化,说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又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掌握这种国家政权的政党,完全就是一个犯罪团伙!当然,这样的犯罪团伙比社会上的犯罪团伙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要严重千倍、万倍,乃至几万倍!它可以对整个社会造成恐怖,它可以将千万无辜公民打成阶级敌人,它可以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因为各种反对力量被它消灭殆尽,各种对它不利的舆论和言论被它收拾得干干净净),它可以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些人类文明成果加以践踏、横扫,乃至完全的毁灭。这种共产极权国家,弥漫着暴力、恐怖与谎言,堪称人间地狱并不为过!总之,马克思与列、斯、毛各有各的账,清理马克思的思想并不是要忽视列、斯、毛的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

   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外至今尚存一些信徒,因此有必要指出它的两大缺陷:

   缺陷之一,马克思主义是反人类文明传统的。

   “两个决裂”众所周知: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彻底决裂,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似乎很革命,却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一种异质文化。具体地说,它是十九世纪中叶产生的反叛近代西方文明的一种异质文化。譬如,近代西方崇尚人的个体价值,信奉天赋人权,确立了以人的权利为本的文化,无论国家制度设计(宪政),法律体系建构(维护个人权利),各种文化形态内容,无不体现权利为本、权利至上的文化模式。而马克思从阶级观念出发,宣扬阶级利益至上,驱使人的权利靠边。他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套理论走到了权力为本这一端,形成了与权利为本相对立的异质文化。

   再譬如,马克思极力主张消灭私有制,推行公有制,因而构成同维护财产私有制的西方传统文化相对立的又一异质文化。幸运的是,由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西方社会早已坚如磐石地确立于人们的心中,马克思的这一乌托邦召唤在西方社会因而没有引起哪怕是涟漪式的回响。再譬如,西方社会有着悠久的法治传统,近代以来,又一一诞生了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宗旨的宣言书——宪法;可马克思视这些法律体系如同敝屣,因为这些法律无不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利器,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恰恰是要废弃这堆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

   这样,马克思主义就代表了反法治文明的异质文化。马克思的权力为本文化、反私有制文化、反法治文化等异质文化,对中共、对毛泽东等领导人产生了深刻影响;1949年后的共产政权下,成为重塑中国社会、治理国家的指针,造成旷世灾难的严重后果!

   缺陷之二,马克思主义是先验主义的。

   马克思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的预测(如认为西欧各国必然爆发普遍的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无产阶级的胜利和资产阶级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设想(如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国家,甚至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市场,消灭商品与货币,国家掌握全部生产工具和生产要素,统一组织生产,统一分配生活资料,消费品实行按需分配……),都是先验主义的,是未经实践检验的假说,因此,不是科学的。当然,先验的假说,也可能有正确的成分,也可能是真理,但前提是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经过实践检验得到了证实,便是科学的。经过实践检验得到了证伪,便是非科学的。先验的假说,既未经实践检验证实,也未经实践检验证伪,怎么能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呢!

   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个老问题了。就在马克思主义刚刚进入国门之初,就发生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争论在新文化运动的两位领军人物,陈独秀与胡适之间进行。以此,使两人在文化追求上分道扬镳。胡适师从美国哲学家杜威,接受的是实验主义(不是实用主义)的哲学理念。胡适认为一种主义一种理论是否正确,必须经过实验,未经实验的一切主义和理论都不能承认它是科学的。用这个观点来看待马克 思主义,自然不能轻易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胡适因此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在后来成了胡适的一句名言,它一度遭到大陆中国人的唾弃,却是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先知。

   与胡适相反,陈独秀是当时知识分子中热烈欢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陈独秀的革命激进主义与马克思企求创造一个新世界的理想主义一拍即合。在苏俄与第三国际的策划下,他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将马克思主义付诸中国社会。从那以来,马克思主义感召无数中国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走上共产革命道路,而胡适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态度一直不能为中国知识界中的激进分子所理解。

          1949年之后,胡适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精神受到中共批判势所必然。可是,陈独秀与胡适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态度,谁是谁非呢?回首这段历史,今天,我们是否可以做出一个拨乱反正的结论:胡适是正确的,陈独秀是错误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经过苏联、东欧、中国等国家的实践,无不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其失败早已定局。可这一理论的影响,尚有余波。为了从认识论层面深知人类如何陷入这一泥潭,又明白如何走出迷途,以科学、理性态度重新审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以求找出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误区,必有裨益。

   美国《人事》杂志(Human Events)曾邀请一些著名学者组成一个评委会,评比出1920世纪世界“十本最有害的书”。评比结果是:《共产党宣言》排名第一,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第二,《毛主席语录》第三,《资本论》为第六。马克思一人就有两本著作入选。

   学者们给《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评语是:“《共产党宣言》催生出了共产党,而《资本论》是马克思继《共产党宣言》之后,为无产阶级提供的又一理论武器,它将资本主义列为人类社会的罪恶阶段,号召全球无产阶级革命,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但极具諷刺的是,历史见证的是20世纪末东欧共产国家的崩溃和苏联解体,也见证了21世纪的东方大国大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家’都变成贪官又回来了。”

   今天,要从马、列、毛的思想桎梏中挣脱出来,尚有多重之难。一则,马克思主义仍是当局的思想旗帜,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国的指导思想,入宪又入中共的党章,即使从学术层面分析其种种错误,不免被指责为异见人士而可能遭遇一定的风险。二则,经过一个多甲子年的思想控制和各种方式的说教,从马主义到毛思想,已神化为一种称为“党文化”的宗教教义,渗入国人的骨髓与神经,要改变这种已经固化定型的意识形态,实在是很难的事。三则,中国人大都有明显的人格缺陷,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健康人已极为稀有。完全的“健康人”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健康:生理健康,心理健康,思维健康,人格健康。尤其是人格健康,在中国只是少数人才具备的品格。中国人喜欢做奴才是我民族的劣根性。要清理马克思的思想,熟悉他的理论是一个基本条件。

   具备这一条件的在中国不在少数,但为什么至今对马克思主义难以作出科学的评价呢?这是因为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智慧和担当,即需要有健康的思维和健康的人格;正是这两条,使许多人宁肯守旧而不敢创新。最近,黎鸣先生提出“太监文化”的新概念。他认为,中国古代宫廷中的太监,阉割其肉体,失去了“性”和“生育”的能力。称为“肉体太监”。值得重视的是,中国直到今天还存在一个庞大的“精神太监”的群体。为了在专制统治下求得生存的一席之地,这一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其精神、灵魂、人格遭到阉割,因而失去了精神的再生能力,民族的创新精神也就日渐钝化。黎鸣先生强调,这是中国的“国难”。所以,要超越马、列、毛的思想体系的藩篱,有一个改造与重塑国民性的艰巨任务,有一个思想启蒙的艰巨任务。

   本文集可以说是一个尝试。凭着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向往,经过十几年的思考与研究,遂陆续撰写出清理马克思思想的系列文稿。文稿除了分析指出马克思思想中先验性、空想性与反人类文明传统的基本错误与不足,还探讨如何走出马克思的理论误区,以甩掉套在中国人身上的精神枷锁,使中国走上一条健康、明媚的发展道路。这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变革,它要重塑民族的文化模式,改造民族的思想结构,是比建造三峡大坝、南水北调、航母、太空飞船等工程不知要艰难多少倍的工程。拙文作为一家之言,提供给文友参考,共切共磋,更新民族的精神境界。

   笔者幼年时代就在“党文化”的渲染中“成长”。 大学期间(1959-1964)又受了马列主义的“专业训练”。 那时称马、列的著作为“经典”, 大家都当作“句句是真理”来加以领会和消化的。这些文章也是对自己过去接受马列教条的思想洗礼。

   由此我想到,“思想换代”这一新概念。所谓“思想换代”,就是一种曾经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思想(或曰统治思想)在一个阶段的实践中由于不断遭到挫折,被证明是一种错误的伪学说,因而被人们所抛弃;在痛苦的教训中人们才接受以往曾遭否定、批判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在文明世界数百年的实践中,证明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毋庸说,在中国,这里所指的“曾经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思想”就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以及由此派生的列、斯、毛主义。这里所指的“以往曾遭否定、批判的思想体系”就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套普世价值理念。因此,这里所说的“思想换代”,就是以人类的普世价值取代马克思主义这个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异质文化。

   这个思想换代,看来至少需要一百年:19492049年。大概说来,毛泽东时期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占有绝对统治地位;进入后毛时期,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退居相对统治地位了,共产主义开始衰落。大概说来,要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几代人(至少是三代吧)离开世界之后,才会结束“思想换代”的历程。这一百年,现代化、民主化进程被打断、延缓了,其中蕴含血的教训太多太多,太值得记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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