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Wu <gmail.com>于2019年10月21日 周一14:45写道：
伟东老师，
在博讯上看到您发表的大论，我浏览了一下，忍不住点评几句。如不妥，请来函商榷讨论。
祝好，
乔木
10/23/2019
8/07/2019
《新文化运动100周年文集》导论
启蒙火炬，百年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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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周年 |
吴称谋
在二十世纪初，中国近代史上发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已过百年，但至今中国大陆依然还是一个专制文化下的集权社会。由于新文化运动没有完成其启蒙的历史使命，使得五四的文化火炬，需要几代知识学人持续百年的接力。这是一个跨世纪、越千年的文化战略和社会转型工程。古语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民族的人文精神要焕然一新，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要融入骨血，可能需要百年的岁月，几代的光阴，才有可能造就。
晚清甲午海战失败后，引发了旧式知识分子---603个举人的公车上书。从那个时候起到五四运动爆发以前，社会先贤们对晚清社会改良的探索已经形成不可遏制的巨大潮流。1897年严复翻译出版《天演论》；1903年邹容出版《革命军》，陈天华出版《猛回头》、《警世钟》；1904年《女子世界》月刊提倡女权，男女平等；1905年《民报》刊载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906年蔡元培着《国文学讲义·叙言》，斥书面语与口语不一的怪现象；1912年蔡元培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提倡“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小学读经一律废止”等；1915年陈独秀创刊《新青年》杂志；1917年蔡元培、吴稚晖、黎锦熙等人成立“国语研究会”等。
7/04/2019
一个新百家争鸣时代的来临 ---- 自由表达话语权的自媒体时代
信息全球化的互联网时代，中国大陆与自由世界已经没有距离，只有围牆之别，只有一牆之隔。
海阔天空话文史，谈古论今评时政。凭著读书人的良知与使命，以史为鑑，以时为变，纵观天下风云，点评古今人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bF1qAtnb3c
5/14/2019
百年五四与帝国印象
5月4日，这个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日子，
5月11日，
中美贸易战再次开打，戊戌的脉动在继续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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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问会长吴称谋探望著名百岁寿星司马璐老前辈 |
3/12/2019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全球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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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100周年全球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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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民族的人文精神要脱胎换骨，洗心革面，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要嫁接移植，老树新芽，可能需要百年岁月，世纪光阴才有可能成功造就。然而，从1919-2019年，回顾百年中国史，中国大陆依旧处在社会转型的探索阶段，其茫茫然，戚戚然的彷徨心态，始终挥之不去； 其孤傲矜持，僵化腐朽的专制戾气，至今依旧驱之不散。
110年前，满清为了皇权的稳定，
100年前，
1年前，同样还是为了所谓的政权稳定，将“
其实，
110年前，满清为了皇权的稳定，
100年前，
1年前，同样还是为了所谓的政权稳定，将“
其实，
当然，不可否认，百年中国的变化是巨大的，也是超越历史的。这是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必然，也是世界历史的潮流所致，更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共享。如果把当下中国大陆，依旧作为前现代的一个朝代国家----“红朝”来评判的话，无疑它有其成功的方面。但如果把它做为中华文明的一个主体，作为曾经的世界文明古国的社会转型来衡量，那它无疑是迟缓的，如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或与东亚大陆板块的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它无疑又是落后的，甚至是失败的。
一百年前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口号是“科学与民主”，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是否可以提出新的口号----“法治与宪政”，作为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的新文化复兴运动呢？
历史的脉动往往是隐而不显、难以把握，却又是延绵不绝、生生不息的。五四运动已经过去100周年了，或许最好的纪念，莫过于全球的优秀中华儿女接力曾经燃起的文化火炬，继续努力完成其未竟的历史使命。 或许最好的接力，莫过于承前启后而又超越历史的局限性，坚持不懈地丰富并传递下去，直至完成中国大陆的社会转型，实现真正宪政民主的那一天。
时至今日，网络上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一则举办“五四运动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征稿启事，另外还有重庆理工大学期刊社的征文活动。鉴于中国大陆言论语境的局限性，对于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及院校举办的研讨会，投稿作者和与会者必然会有诸多的顾虑与禁忌。如此一来，研讨的学术成果必然会存在某些缺憾。
在海内外自由学术界，对于如此影响巨大的历史事件，对于如此决定民族未来深远发展的现实课题，却鲜有人倡议纪念与进一步深入研讨，实属遗憾。为了弥补这种缺憾，历史使命责无旁贷，经天问学会董事会商议决定，2019年度天问计划编辑出版一部《文化复兴与制度重建-------五四运动100周年文集》。
此前，作为民间智库及学术机构----天问学会编辑出版了“天问系列丛书”，其中历史文集有：2014年度《历史期待拐点----重审文革与探索未来》文集；2016年度《文革五十周年（1966-2016）学术文集》（学术、纪实 两部），2017年度《反右与当代中国命运》文集；2018年度《中国变革之路》文集。天问学会编辑出版的历史文集， 已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及诸多世界名牌大学图书馆的收藏，海内外学者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将广为流传并永存于世，相关收藏信息可以网上检索。
衷心期待海外学界朋友们互相告知，投稿，继续支持天问学会的公益出版。让我们大家一起，为中国的社会转型与民族复兴，尽一份心，出一份力。
征稿要求： 按一般论文格式，字数不少于3千，不超过2万。
截稿日期：2019年6月30日
投稿邮箱：ustianwen@gmail.com tianwenedu@gmail.com
天问网站：www.ustianwen.com
天问学会（美国）
2019年3月4日
1/03/2019
政改难产之因（文字版）
政改难产之因
郑也夫
（北京大学教授）
一、政治体制改革为何不曾发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叶，中国有过一场改革。其主要内容是：重回包产到户，开放民营经济，允准农民进城打工。九十年代初叶，看到这场改革有搁浅的可能，总设计师邓小平再次推动。这一变革被称为经济体制改革。而与之对应的政治体制改革，邓及其之后的领导者们都屡屡说及。他们甚至说过：“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过后的历史反证了这一论断。正是因为中国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开放”远未达到世人的期待，演至今日更有倒退之虞。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始终停留在口头，一步也没有迈出。道理其实浅显，遗憾的是似乎从未被道破。
政治体制改革在上述领导人的言论中包括以下内容：一，党政分离与政企分离；二，下放权力，避免权力过于集中；三，完善法制；四，开启社会政治协商。
为什么要提出政改，因为执政党首认识到：法制缺乏，权力滥用，社会经济生活就不可能走上正轨。但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最终没有实施？因为直觉还告诉党首：政改的每一项内容都在削弱他的政党。一，党政分离和政企分离，意味着党的权力旁落，党将失去对国家行政与社会经济的操控。二，法制的健全，一方面会保证公民在言论、结社、集会、游行等诸多方面的权利和自由，另一方面将限制执政党的行动范围，社会将不像过去那样被统治集团完全掌控。三，真正的政治协商一旦开启，执政党的主张在争论中有落入下风的可能。为避免这样的局面，他们最终打造出自己说了算的、徒具形式的政治协商。四，在与党内党外对手的博弈中，决策者日益坚定地认为：要抑制和应对社会多样化、民主化、自由化的趋势，统治集团内部也不能民主，必须权力集中。
经济体制改革之前、之后，执政党的大多数方针政策都很难说是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但是前面有一项符合中国广大人民和执政党的共同利益的事情，就是共产党和平地，即以避免暴力的、最少社会动荡的方式，淡出历史舞台。我认为，今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所能做出的唯一看望载入史册的大事情，就是引领这个党体面地淡出历史舞台。
在其执政的70年历史中，这个党给中国人民带来太多的灾难。而演化到今日，其权力的结构和生态決定了：它已经不能为中国社会输送优秀的各级领导者，它几乎完全丧失了自我纠错的机制。它的性质已经彻底蜕变：早已不是一个信仰的团体，加入它是为了做官，捍卫它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保江山的态度败坏了当事者的心灵：对不同政见的仇视与日俱增，对危机的恐惧令自己失态。摆脱心灵桎梏的途径是谋求将党消融在大社会中。
要让这个统治中国社会70年的政党亲手结束一党专政，要有一段不短的过渡期。过渡期只能由共产党来看守社会秩序。在这个期间发育出其他政治力量，准备开展伟大的政治协商。每个思想和政治派别大可有自己的主张，但中国未来的蓝图和路线，只能产生于众多政治团体的协商。我们不是有“政协吗？世间很难找到如此虚伪、做作、空洞无聊、自欺欺人、靡费纳税人钱财的勾当。我不知称呼它为什么好。如果有胆量有信心，要么撤销这个政协，搞实实在在的一党专政；要么给不同政治派别一个对话的平台，搞真正的政治协商。结束专制符合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但是流血和动荡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平的大转型，符合共产党的利益，因为那是唯一的体面退出的路径。
综合上述，期待社会的繁荣和忧心该党的政治命运，导致他们三十余年来一直出演着现代版的叶公好龙，在经济和思想领域呈现出左右摇摆的拉锯态势。但近几年来此前的拉锯已经停摆于左端，因为党首意识到民营经济和思想自由化与党的生死存亡的终极而又切近的关系。与权力寡头日趋定型的作为相对照，是社会上丝毫不衰减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不幸，后者是弱智的体现，这弱智是专制之下众人丧失胆识的结果，也是因为少数智者因种种原因不去捅破窗纸。陈子明道：和共产党一同推动中国民主。周舵主张：党主宪政。民主和宪政实现之时，共产党位置何在？时至今日，还是说穿了好。你不可能骗他们上路，也不可以任由那些说不清最终目标的政改呼声去麻木众生的心智。
二、党与人民罕见的共同利益
“三个代表”理论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幸，在其执政的大多数时间中，其方针政策不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财产权是利益的最大体现。在农村，经土改、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这一环环相扣的设计，土地从私有变为国有。在城市，经公私合营运动，民营经济荡然无存。八十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效益证明，上述两项革命严重违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抑制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不然为何要改革呢？那么改革以后的方针就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了吗？在土地国有化的基础上政府做了什么呢？地皮财政。它将地皮高价卖给房地产开发商，这是中国房价过高、无数公民成为房奴的第一成因。说国富民穷的政策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是太霸道了吗？
有没有过共产党的政策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呢？有，但实属罕见，那就是八十年代末叶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在2008年的一次讨论会上陈述过下面的观点：
自上而下的改革不是一件常有的事，是稀罕的东西。因为上层的改革愿望、改革动力，只在稀少的时刻存在。60年来，即从1949年到今天，统治阶层中的大部分人有改革愿望，我只在1978年看到过，只此一回。
1978年改革的原因是什么？不改革就亡党。亡党亡国常常放在一起说，但是我不认为会有亡国的事情。殖民时代划上句号了，不再可能有亡国灭种的事情。面临的就是亡党，因为执政党把国家搞的那么糟糕，那么多人吃不上饭了。如果亡党怎么样呢？统治阶层将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当然不愿意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有了改革。那么，他们一定享有一个共识了，哪里来的？毛泽东造就的。毛泽东自1956年开始一意孤行，背离了他的全体同僚。除了马屁精和野心家，没有人从内心支持他的主张。在毛泽东离世前，他已经将党内95%以上的人造就成他自己的潜在的反对派。他走了，元老们开始共商一件大事，告别毛泽东的路线。在历史上，我找不到第二个大独裁者死后，下属们空前团结，这是非常稀有的局面，元老们同心协力，同心同德：掉头。
改革不是什么高深的共识，就是要回到1956年，甚至更早。包产到户，明清就是这么干的，秦汉就是这么干的，城市搞民营经济，以前就有，只是规模不同而已。这不是大的革新，是什么？是保守主义，是回头有路可寻的，前人就是这么走的，只是毛泽东的乌托邦在跟常识決裂。尽管拥有共识，以后的改革过程中，还屡屡发生分歧，“秘书长”（按：赵紫阳语：我这个总书记就是秘书长）要不断换马。现在这样稀有的时刻过去了，统治阶层再不会享有这么多认同了，我们有什么理由期盼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一桩可持续的事情呢？（载于“不是三十年，是几个时段；不是开放，是半开放”，郑也夫著《半开放社会》）
三、胜算来自两股力量的良性互动
台湾一党专政的结束，毫无疑问是与蒋经国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但台湾本土人士断然否认一个人改变历史的观点，他们说：没有台湾民主派多年的打拼，不是面对巨大的压力和多元的局面，蒋经国不可能做出那样的选择。我接受互动的说法。
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就有什么样的被统治者；有什么样的被统治者，就有什么样的统治者。二者相互塑造恶性循环是双方造就的。我们觉得统治者的责任更大，但他的任性是因为我们一直逆来顺受，我们惯坏了他。走出恶性循环，大概要由我们这些弱势者启动。得势者为什么要主动让权，改变现状呢？没有外部的压力，没有强烈的开报禁、开党禁的要求，执政党的党魁想这么做，都没法向同僚交代----同僚们会觉得老大有病了。更不要说，没有外因，连这样的认识和想法都不会进入他的头脑。如果我们不发出声音，不施加压力，我们就不该、就不配看到专制政体的终结。
另一方面，和平地终结专制的历史，一定依赖于共产党的一位明智的领袖。不然就难有非暴力的转型。
很难说如此良性互动能有多高的概率，但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其领导集团比外部人土更清楚：这个党已经积重难返。更因为这是双赢，体面地退出是它最好的结局。岂止双赢，还是三赢。我从来以为，政治家的必备素质是野心。名垂青史，足以满足一位政治家的野心。对中国人民，对这个党，对这个党的当家人，这是最好的出路，没有更好的了。
只是作为党魁，带领该党走上这条道路实为不易。吊诡的是，难处不在于党外有反对派，恰恰在于没有反对派的存在。而没有反对派又是它自己造成的。没有打压不下去的反对派，他几乎就没有选择这条道路的理由。这也正是笔者捅破这层窗纸的道理所在。让我们互动起来，力争踏上这唯一的、白驹过隙般稀罕的双赢之路。
四、言者无罪，智者有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写着：“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本文的主旨分明与之不符。那么写作本文有罪吗？没有。因为这是言论，不是行动，它属于思想的范畴，一个文明的国家是没有思想犯的。
2018年召开的十三届人大刚好给出了一个示范。此前，宪法中规定了国家主席的任期。大会前有了取消任期制的动议。提出修改宪法中的主席任期制的建议有罪吗？没有。我是拥护任期制的。但以为，提出修改宪法的任何建议都是无罪的。法律的特征是，在既定的时空下，它是定于一尊、不可违背的；在历史的过程中，它又是与时俱进，不断修订的。修订的前提是，对法律可以议论，乃至非议。但公民对某一条款的不认同，止于言论，不可以诉诸行动。
说这些，首先是为我自己辩护，也是为我之前、之后的同道们辩护。和平转型需要守法，我是守法公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写作本文的目的之一。还有一个卑微的动因，就是让我还能看得起自己。多年来我涂抹了上百万字。如果最终在这个我想了许久的、关乎民族大业的问题上不置一词，我会看不起自己的。
1948年1月，在中共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三个月后，费孝通在他反对暴力土改的文章《黎民不饥不寒的小康水准》中写道：
历史并不常是合理的，但是任何历史的情境中总包含着一条合理的出路，历史不能合理发展，是在人能不能有合理的行为。一个被视为“书生”的人，有责任把合理的方向指出来，至于能不能化为历史，那应当是政治家的事了。
我认为，我们今天还没有走到将一切都推给政治家的时候，因为今天的书生还没有尽责。 如果他们都忠实于自己的良知，都勇于讲出自己的想法，中国不会是今天的样子。
2018年8月初稿，2018年12月定稿。
9/22/2018
戊戌的开局与定鼎 -----《中国变革之路》文集导论
| 戊戌的开局与定鼎 |
吴称谋
从1838年清国发生戊戌禁烟以来，社会变革一直是中国近两个世纪以来的不变主题。可以说，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探索如何社会变革的历史。然而，2018年的戊戌修宪，是一部毅然决然要开倒车走老路的历史；上溯60年的戊戌公社，是一部将七亿民众通往奴役，制造饥饿的历史；上溯120年的戊戌变法，是一部中华民族如何救亡图存的历史；上溯180年的戊戌禁烟，是一部文明与落后、保守与开放激烈较量的历史；再上溯960年，公元1058戊戌之年的王安石变法，是一部华夏民族如何发展农业文明以抵御游牧文明侵蚀的历史。中国进入近代史以来，围绕着四个戊戌年的碰撞与诅咒所形成的破局，如何破除历史的诅咒，如何解除千年的困局，如何实现从破局到开局以及未来的定鼎，过去中国变革经验如何，当下中国理应变革之法，未来中国将会变革之路，一直是民族精英们持续思考与探索的主要历史课题。
当下党国政治改革的紧迫性，已是不言而喻的首要历史任务，这也是各个历史时期民族精英们未竟的历史使命。北宋画家张择端的画作《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北宋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及汴河两岸社会繁华的盛世景象，随着1127年的靖康之耻而永久地画上了休止符。清朝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所描述清国奢华没落的宫廷生活场景，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响而烟消云散。当下红朝电影《厉害了，我的国》的盲目吹嘘，无法演奏出一片盛世祥和之音，历史开始重演1838年以来的中外较量，而“四个伟大”的新造神运动，似乎更是一种历史的诅咒，党国上下再次陷入文革式的高压恐惧与钳制囚禁。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再度来临，旧梦浮华的自我膨胀，不许妄议的刚愎自用，不顾百姓死活的对外撒币，还真让国人忧心。新造神运动能否再度得逞？文革是否即将再来？党国将走向何方？民众将被引向哪里？中共党内外，党国海内外，人们内心的恐惧与彷徨愈发浓烈，不安情绪也愈发躁动。
自北宋以来，华夏匮乏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精神财富；自明朝以来，落后的不是军事与经济，而是政治与文化；自清朝以来，缺乏的不是帝国的荣耀，而是社会的活力，缺乏的不是人的忠君思想与奴才心态，而是浩然正气和气节尊严；自红朝以来，泛滥的是理论思想与响亮口号，多余的是伟大领袖与主义真理，稀缺的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丧失的是人的良知与道德。极而言之，当下中国是一个人性扭曲，道德堕落，光怪陆离的互害社会。虽然中国经历几次戊戌的破局，几次变革的开局，但至今没有出现定鼎式的社会转型。这既是历史的遗憾，也是实现的挑战，更是未来的期待。
回顾中国近代史上四个戊戌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其社会影响是深远的，其历史经验是丰富的，其教训是深刻的，其使命又是紧迫的。1838戊戌禁烟，由于不遵守贸易规则且蛮横粗暴，引发了一场清英之间的贸易战争，其失败的正面效果是清国打开国门，随后被逼发起了自救的洋务运动；1898戊戌变法，其失败的正面效果是十三年后爆发了辛亥革命，清国灭亡建立了中华民国；1958戊戌公社，惨败的负面效果是饿死三千万百姓，随后升级引爆了痞子政治---文化大革命，其正面效果是二十年后中共开启了改革开放。2018戊戌修宪的负面效果，国内政治倒退，思想僵化，言论窒息，造神崇拜，个人独裁，官员怠政，举国闷怒。国际上引起西方国家形成遏制战略，一路一带的撒币战略受阻（既不懂历史又不了解现实，根本走不通的一个经济幻想）。民间有樊立勤的大字报，董瑶琼的泼墨事件，学界有清华大学许章润的公开呼吁等。其正面效果必然会迎来名符其实的自由、民主、宪政，结束假共和，实现真共和，建立中华第三共和国！
鉴于上述分析，似乎历史上的戊戌年都与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着若隐若现，且又不可分割的渊源。这种历史现象背后的哲学和易学的深层逻辑，本人在《戊戌的脉动》一文已经做了粗略的分析论证。除此之外，在中国上溯千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历代文字狱 迫害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促使中国文明没落的主要原因之一。自公元十二世纪的金朝开始，特别是从十四世纪的明朝以来，统治者们大兴文字狱的过程就是皇权登天人权落地的独裁史。皇帝愈加控制官僚臣子及知识分子，使得人们的思想越来越禁锢，人格越来越扭曲，精神越来越颓废，社会越来越窒息，最终使得中国社会逐渐丧失自我革新、突破创新的活力，文明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从此中国的历史进程进入了《易经乾卦》的“亢龙有悔，盈不可久。” 的专政独裁的穷途末路，也踏入了《易经坤卦》：“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的，囚禁专制主义的历史阶段。
然而在同一历史时期，处在地球另一边的欧洲，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 签署了《自由宪章》，主动限制国王对教会和贵族的权利，给予教会和贵族一定的自由。十三世纪英国的《大宪章》运动，确立了英国贵族享有的一些政治权利与自由，同时保障教会不受国王的控制；同时改革法律和司法，限制国王及王室成员的行为。大宪章运动使得欧洲社会获得了自由，自此西方文明逐渐崛起并影响了世界。1778戊戌年前后，清国正在大兴文字狱迫害运动，统治愈加专横暴虐；而1776年的美洲大陆，却起草并签署了《独立宣言》，东西方的历史进程进一步朝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演变。至此西方文明进入了《易经乾卦》的“群龙无首，吉” 的宪政民主的人间正道，同时也迈入了《易经坤卦》：“利，永贞。”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
在世界历史上，或许历史学家们可以认为公元十二世纪是东西方文明兴衰的分水岭，其标志性历史事件就是东方的“文字狱”迫害和西方的“大宪章”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由于明朝统治者的自卑，开国皇帝朱元璋当过和尚做过贼，怕知识分子揭他的短，抖他的丑，朱棣的异常残暴；清朝统治者的自惊，满族是胡狄蛮族，少数满人殖民统治多数汉人，内心恐惧，便以滥杀的淫威震慑；当下红朝当权者的自虐，毛泽东是从山间走出来的乡下痞子。毛曾在北大图书馆做零时工时被歧视训斥，性情孤傲，内心仇恨，后来自以为掌握了宇宙真理，用外来的思想主义全盘否定中国文化道统，大搞愚民政策，企图异想天开地在其有生之年搞出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故而，中国文明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的文字狱迫害的蹂躏摧残。
同样，西方文明经历了英格兰的《自由宪章》，英国的《大宪章》，美国的《独立宣言》为主线的，在同一文明形态相承之下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再经过后来美国南北战争的战后和解，上帝的博爱与宽容造就了西方文明领先于世界潮流，也使得美国独领风骚地强大崛起。相比之下，中国的南北战争---国共内战却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厮杀，哪怕战争结束了还要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地进行政治迫害。那种成王败寇、不共戴天的仇恨文化心态，以党为中心、以权力和利益为基本点的文化形态，使得中共党内外，党国海内外，至今都无法真正彼此信任，平等和解，和平统一，文明互融。至今中国大陆与台湾还是处于分裂状态，与西方国家还是两种敌对的意识形态。
从公元十二世纪以来，东西方文明各自种下的因，在十九世纪以来各自结出了完全迥异的果。正是因为上述两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造成近代东西方文明发生近距离的碰撞与较量的历史因果。特别是有代表性的四个戊戌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引发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对民族发展命运的持续思索与探讨。鉴于先总理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言，乃至当下中国社会转型依旧不成功，更是为了结束假共和，实现真共和，建立中华第三共和国的历史目标，使得近百年来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们有很多关于变法、改革、转型、宪政、宪法等方面的研究论述。
如何将零散的花火聚成火炬，把闪烁的智慧汇成智库，将分散的能量化为动力，在戊戌变法120周年之际，天问学会基于当下和未来中国社会转型的迫切需求，将这些淹没在互联网中的零散文章，通过一个主题给找寻出来，将那些闪耀着思想光芒和智慧火花的珍珠，用一条主线给串连起来。将这些文章汇聚成文集出版，在当下或未来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寄希望其学术思想的影响力或如航海之灯塔，其社会转型的价值或如宇宙之晨星。
天问学会此次征文及遴选文章的主题是“戊戌变法120周年”，其主线是“中国社会变革”。《中国变革之路：戊戌变法120周年（1898-2018）转型文集》共收集了27位专家学者的优秀文章，有些是非常有分量的学术论文、研究报告，字数达几万字，由于文集篇幅有限，编辑组只能忍痛割爱做整段删节，但内容文字未作任何改动。文集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部：海外的宪政探索；下部：海内的政改期待。上部有10篇文章，下部有17篇文章。
文集上部的文章顺序，编辑组原本将严家祺先生的文章放在第一篇，但严老获悉后来电话特别强调应该将本主编的拙文放在前面。严老的理由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回顾和反思》，主要针对120年里面的一段历史进行分析，而本人《戊戌的脉动》一文是对四个戊戌180年的中国近代史的综合论述，甚至是对近千年中国历史演变的宏观剖析，故而放在文集最前面比较恰当。陈奎德先生的《当代中国的反戊戌运动》，指出戊戌变法后的120年间的政治博弈，都可以找到与当年似曾相识的政治力量和政治逻辑，各种博弈的主角都依稀可见慈禧、光绪、康梁的历史身影。文章强调，当年的国是，是戊戌变法维新。如今的国是，是屡仆屡起的康梁、光绪们开启国门进入宪政秩序之道的“中国梦”。
严家祺的文章从遗传生物学的心因概念出发，推导出英雄的种子和历史的种子，从而论证出历史不是人民创造的，而是英雄创造的。他提出马克思是一颗改变世界历史的“种子”，但是中国革命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传统农民革命的现代版，由于根源不同因而造成中国社会转型出现不同步的问题。文章分析了八二宪法的缺陷是导致了八九六四的悲剧，以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停滞的重要原因。他进一步提出中国第二次大转型，就是要最终结束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循环和分合循环。作者提出未来需要制定一部《中国第三共和宪法》，以及建立“中华第三共和国”的政治构想。
张博树的《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主报告》，本文集节选了前面两部分。文章从大背景的百年中国现代制度转型的角度，中背景从中共建政以来党专制体制的角度，小背景从八九六四以来中共党专制的困境与变异，三个不同层面的历史背景出发，回顾了中国现代政治转型的百年历程，并从不同时间意义上分析了中国宪政改革的背景。这个专题研究报告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系统全面的建国方略。不过有学者认为，百年中国只有宪政理想，并无宪政体制，毫无宪政改革可言。故而此报告分析的主要对象仍然是中共的专政体制，提出的方案是如何解构专政体制。值得注意的是，严家祺和张博树的观点有一定的共识，而张博树在2008年出版的著作中就提出了建构“中华第三共和国”的构想。
罗慰年的《中国宪法的困局》一文，指出宪法有正确的，就有错误的。中国宪法其实质是为中共一党统治服务的党法，故而是一部错误的宪法。戊戌修宪是进一步强化了中国错误宪法中的错误，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治国的困境。冯胜平先生写给习近平的三封公开信则属一家之言。公开信的行文风格独特，内容丰富，苦口婆心的劝谏使得海内网络并未对其屏蔽，正因为此，其传播的广度和影响力非同一般。公开信提出党主立宪、党内民主、依法治国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经之路。其实，中共于1954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就已经实现“党主立宪”了。现在是何时依法行宪，如何真正行宪的问题。
谢选骏的《戊戌变法120周年三题》属于随笔性散文，但文章的思想深刻，观点独特、犀利。作者主张君主立宪，而不是提倡普遍流行的共和政治，当属另一种类型的方家之言。固然，这种不同观点，不同思路的百家争鸣，值得读者去比较思考。文章指出了上古时期及西方语境中“革命”的真正本义。近百年来，中国人犯了“革命幼稚病”。他认为革命无法口头告别，而只能通过法律来结束。中国需要一次“最后的革命”，一场“结束革命”的革命。日吉秀松的《后文革时代权力交替的变革》一文，指出中国的最高权力交接的问题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文章以史为镜的角度，间接地论证了戊戌修宪是违背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
台湾学者朱云汉的《国民党与台湾的民主转型》一文，分析了台湾政体转型的三个支柱因素、四个特质，以及国民党双重转型的两个原因等。作者给读者总结并提供了台湾转型的宝贵经验，对大陆的社会转型有借鉴和启示作用。台湾另一位学者钱永祥与大陆著名独立学者陈子明合写的《台湾为何能和平完成宪政转型？》一文从四个方面来阐述台湾的宪政转型经验。台湾之所以能够和平完成宪政转型，并非出于蒋经国的恩赐，而是台湾民众持续不断抗争的结果。只有自下而上的抗争，才能推动自上而下的改革。
文集下部共17篇文章。第1-4篇，主要是对当下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探讨与建议，以及当下思潮的辩论与思考。原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过程》一文出自其回忆录《改革历程》第六部分的第四节。作为一名真诚的、有良知、敢探索的共产党人，赵紫阳先生曾经提出了几个主要的改革设想，但遗憾的是，这种设想直到他过世还只是停留在他的脑子里，历史并没有给予其机会去改造共产党，去改变中国的专政体制。杜导正在《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中步前进了》中认为，根据当下党国的形势与走向，政治体制改革有一种强烈的迫切感。解决中国的危机，必须做改革派的坚定拥护者。政改步骤应该是中共完成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实现过去的承诺和主张等。值得强调的是，所谓中共在延安时期的政治承诺，根本不是什么 “历史的先声”。只不过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共出于夺权的需要和统战的策略，所做出的虚假宣传而已，并不是其真正的政治主张。建政以后，当然不可能指望其兑现了。多年来很多人拿此说事，其实是很幼稚的。
张千帆在《宪政民主应成为基本共识》一文中分析了时下流行的一些新提法。他认为，“新民主主义”毫无新意可言，而“宪政社会主义”概念含糊，内容矛盾。他指出，没有宪政，民主只是招牌。没有民主，平等只是梦想，只有宪政民主才是中国改革的方向。文章有力批驳了那些玩弄概念，企图别出心裁的一些浮躁思潮。作为一名体制内的改革参与者，蔡定剑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分析显得很接地气，他指出政改的关键是中共与人大分开，分析了当下的两个阻力和新动力。作者的观点一针见血，大胆独到，非常值得品读思考。
第5-13篇文章，偏重于对宪政民主的历史回顾与经验总结，对于如何推进改革有很强的警钟和借鉴意义。体制内学者应克复的《怎样改变党内的集权体制》是在胡温执政晚期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写成的。因为深入了解体制，作者非常大胆地开出了改革的具体方案，应该说非常有现实的可操作性。他指出集权的危险性不在党外而在党内，并提出改变党内集权的五个具体建议。他的观点与海外冯胜平的“让党内先民主起来”的思路有相通之处。两头真的老共产党人杜光的文章《宪政民主在中国的百年轨迹》是以书信的形式，将自己的政治观点大胆地表达出来。他的“有宪法而无宪政”，一言道尽百年中国立宪史。他还认为目前的宪法是矛盾的，具有两面性的。海外学者罗慰年与其观点亦有共识。
萧功秦的《二十世纪中国的六次政治选择》，分析了近代史上发生的六次政治选择。那是中国人追求富强，探寻现代政治文明的历史过程，但却千回百折，跌宕起伏。如果沿用作者的分析方法和标准，2018年已经出现了第七次政治选择，那就是中共重走老路，强调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超极权模式。王铁群的《近代中国宪政民主的轨迹》将近代史上的宪政民主历程分为十大内容。文章对中共建政后的历史避而不谈，但文章借古喻今，以史为镜的良苦用心非常明显。文章最后强调，中国近现代史的主线是现代化，主题是建设一个自由、民主、法治、文明、富裕、独立的现代化国家。体制内学者梁统锋的《中国第一次多党制的尝试及其教训》中，介绍了历史上曾经出现的统一党、共和党、国民党、民主党的一些社会活动，文章难能可贵地部分还原了民国时期复杂的政党活动的真实面貌，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也是中国人活得最本真自由的年代。由于政治立场的考虑，作者在文章最后明显有些违心之言。
耿云志的研究虽然只局限于分析中共建政前的近代史，但他在《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中却把1949年后的政治乱象活灵活现地影射出来了。百年探索与抗争就是专政独裁换人不换曲，陈词滥调轮番登台表演的历史。他指出：“在中国，对人立法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握有军政实力的独裁者，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修改法律。” 还有：“从清末到民国，中国的宪法，搞了一个又一个，但没有一部宪法真正经过人民的认可，没有一部宪法真正实行过，兑现过。”其实何止那般，不仅仅是从清末到民国如此，直到当下的2018戊戌修宪，中国依旧如此！
郭世佑的文章指出“百年宪政”的说法欠妥，质疑“洪宪”和“党宪”与宪政的关联。他尖锐批判“革命”添乱，鼓吹告别革命的奴役论调。他通过胡适等人起草的历史文献，委婉地提倡当下中国要有“计划的政治”来推行宪政，还强调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在历史与现实中的意义。王占阳的《新中国：百年来的理想与实践》一文指出，中共建国的目标是创建“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而不是对中华民国的否定。从近代、现代到未来，中国的建国理想和目标始终都应是“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作者含蓄地指出，当下的中国，既是现代的，又是古老的；既是新中国，又是旧中国。应该更直接了断地说，当下中共党国是物质形态上的新，而制度形态上的旧，中华民国才是货真价实，名符其实的新中国。同样，雷颐的文章认为中国并没有提供新式独裁的条件，并引用胡适的预言：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这恰恰指出了当下中国政治体制的表里不一、挂羊头卖狗肉的本质。
文集下部第14篇收录了段振坤出版的《政治五原则》一书的序言。他认为凡是民主，必然包含民有、民治、民享这三项永世长存的基本原则，做到了这三项才能算是自由、人权、民主、法治、民生五项原则的真正民主。他还认为，上古大道是中国实行宪政最根本的文化和精神资源。根据上古文化和三民主义之间的逻辑传承，三民主义不仅是中国本土文化之正道，更是中华之大道。官伟勋的两次巨变的观点和秦晖相似，文章概括地将中国历史分为两次大变局，第一次发生在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间，第二次巨变是从鸦片战争到当下。他们都认为第一次变局是秦始皇的帝制，第二次是辛亥革命试图建立的共和制。实现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是第二次大变局的主题，官伟勋和秦晖的观点也符合本人的历史观。
文集最后收录了2018年引起海内外各界广泛关注的两篇檄文。一篇是樊立勤先生于五四青年节在北大校园贴出的大字报，共有二十四张纸，七个方面的内容。在恐怖气氛笼罩，犬儒风气盛行的当下，樊立勤的勇气和胆量无疑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壮举。尽管大字报的部分内容似乎论述得不太妥当，但很可能是作者出于避嫌或某种自我保护的策略，故意而为之。因此，编辑此文时作了删节处理，但整个内容瑕不掩瑜，铿锵有力，振聋发聩。大字报是当下的醒世恒言，是悲愤中的告诫，绝望中的呐喊。就如鲁迅所言，总会有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随后董琼瑶女士舍身泼墨，此举之意义非凡，犹如近代的秋瑾，当代的张志新和林昭。她们巾帼不让须眉的大无畏精神，激励着更多越来越彻底失望且明白真相的人们，终于越来越多的人不顾一切地、勇敢地对极权体制大声说出了“不！” 紧接着，清华大学法学院许章润教授的《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又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死水一潭的理论界和学术界，终于涣起了些许波澜。尽管文风朴实，不是严格的学术论文，但内容针砭时弊，尖锐且又不失中肯理性。
可以认为，上述这些民族脊梁前仆后继的抗争，正是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动力之一。虽然文集中的作者们绝大多数都算不上是改革家，但他们都是勤于思考，敢于表达，有着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有些海外学者，文风粗犷，逆耳告诫，肝胆赤诚，直言不讳。体制内学者，则委婉含蓄，往往是借古喻今，字里行间透出点到为止，言不尽且意不止的无奈心态。在中国历史上，有春秋时期的管仲，战国时期的李悝、商鞅、吴起，宋朝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清朝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这些著名改革家所面临的改革阻力几乎都是来自权贵利益集团，虽然不少人物的结局悲壮，但历史影响巨大；虽然有人当时失败了，但后世名垂青史。文集的作者们都是先贤追随者，薪火传递者，精神继承者，家国守望者。值得庆幸的是，这种爱国情怀，似乎千古不变，且又后继有人！
近120年来，关于中国变革主题的文章实在太多了，这些优秀作品淹没在文山书海或互联网中，天问学会无法逐一找寻到，也无力全部收录于此部文集。天问学会本着对中国问题追本溯源的朴素精神及公益出版的原则，在民族转型的关键时刻，仅以此文集抛砖引玉，希望引起更多人关注中国变革这一历史主题。另外，大部分的文章作者无法及时联络上，文集注明了文章来源或出处，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文章作者和相关刊载媒体谅解。
《中国变革之路》文集的出版发行，期待当下和未来中国在结束假共和，实现真共和，建立中华第三共和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给予那些敢于担当民族使命与责任，内心拥有道义与良知的优秀中华儿女，作为研究之用，参考之书，治国之鉴。
正如一首词所言：
《虞美人﹒开局定鼎》
四个伟大何时了，思想有多少？
慈禧垂帘毛还魂，故国造神几度起狂潮。
一尊论调今又闹，独裁不害臊。
戊戌脉动玄又妙，终迎开局定鼎宪政肇。
天佑中华，诚如是，则足矣！
注：本文出自天问学会编辑出版的《中国变革之路：戊戌变法120周年（1898-2018）转型学术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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