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4月23日日，赵紫阳去朝鲜访问开始，顽固派就已经开始悄然采取行动了。比如更换赵紫阳家门口的岗位，切断电话线等通讯设备，这已经是一场己巳政变。可以认为，那时胜负就已定。赵紫阳既缺乏远见，也无韬略，还意气用事，赌气撂挑子。最后酿成屠杀悲剧，他是要负一定历史责任的。后来，他遭到软禁，也是他的斗争能力太差而大意失策，自己咎由自取。海外民运纪念胡耀邦是应该，纪念赵紫阳是搞错了对象。
顽固派的目的就是要斩草除根，赵紫阳等改革派是草，学生是根。在邓小平看来，只有下毒手斩草除根才有可能保二十年太平。隔代指定接班人也是二十年时间，那时这般老家伙都死了。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有人披露当时的历史细节，在赵紫阳是否决定访问朝鲜前，老谋深算的邓故意放出诱饵对赵说，访问回来后，让你当军委主席。邓就怕赵不去朝鲜，故意把出访，当作一个条件。一旦赵决定去，就上了邓的当了。
纵使当时见好就收的愿望实现，在邓小平斩草除根的策略面前，也是必败无疑。除非邓小平，李鹏，杨尚昆都没有了实权。无论如何，那时学生应该让步，不要逼它们狗急跳墙，造成以卵击石的悲惨结局。不逼对方入死角，结局就不会如此惨烈。八九民运，学生只是棋子，只能充当催化中共党内分裂的作用，较量的主角是在中南海。
赵紫阳在胡耀邦逝世，学生上街之后，就要先下手为强，掌握住中央警卫团的指挥权，必要时候把老家伙们隔离起来，那场运动才有胜算。戊戌变法也是一样，光绪与慈禧是主角，康梁等书生是配角。袁世凯告密，荣禄再告密，慈禧就发动了幸酉政变。戊戌变法的失败，就败在没有军人支持。
见好就收是隔岸观火事后诸葛亮式的纸上谈兵，也是投机取巧的小聪明。在邓小平那种老奸巨猾，玩了一辈子权术的人面前，是小儿科的把戏伎俩。有人拿西方学者来支持这种观点，西方人不了解中国政治文化，他们是一些中西文化食而不化的书生，都是在夸夸其谈，纸上谈兵。
在中共政权下搞政治斗争，往往就是一锤子买卖的事。胜利者一方，哪里会让失败者一方，取得阶段性的胜利，然后将胜利果实拱手相让，而自己甘愿失败的呢？36年过去，如果还是停留在过去浅层次的反思，陷入见好就收的僵化思维之中，谈再多也没用，反而不利于出现真知灼见的新观点和新视角。
中共把自己的百年史总是粉饰成伟光正。共产党人自己学习的，也多半是虚假历史。所以包括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总书记在内，都不了解真正的中共史，都没有能够从真实历史中汲取到有益的经验教训。
过去百年，如果周恩来、朱德等人有超前眼光和民族大义，在中共建政之后就不应该一再支持有帝王思想的毛泽东。一旦毛搞独裁，包括中共高层在内，中国人谁都没有好日子过。最后，中国搞成党天下，差点演变成家天下，周朱林刘等人是有罪责的，自己也都没有好结果。这些都是蠢人，民族的罪人。
如果真懂斗争的残酷性，赵紫阳就不会大意失策，关键时刻就不会去朝鲜；江胡都是草根官僚，他们千不该万不该选太子党习近平上台，而应该选同样草根出身的李克强、汪洋、胡春华等人。如果习近平真懂历史，就不会冒然提出-----前后三十年互不否定的说法。
遗憾在于，历史一再出错，都是是源于几代政客的自私愚蠢。
最深层的原因是，他们心中没有道，没有老天，没有上帝，所以他们心中没有敬畏，没有百姓，没有天下为公的大义。中共政客只有党天下的私欲，没有民天下追求。
政坛影帝温家宝后来自保，当上了国务院总理。他也没有和胡锦涛联手，实实在在推动政治改革，只是沽名钓誉地偶尔喊几嗓子。刘晓波就是在胡温主政期间被抓被判刑的。
毫不客气地说，不敢像刘晓波那样，见好就上，（在刘晓波眼里，那是好）回国投身运动的第一线，而是见坏就收（在多数人眼里，那是坏），所以临阵退缩，在太平洋对岸大谈特谈见好就收，何尝不是自私猥琐呢？
张裕分享一段他与刘晓波的对话，非常经典。可以流传后世，成为教科书的素材。
内容如下：
笔者：大致看了一下，原则上当然不错。虽然看得出这个文本为避免当局过分反弹已有相当节制，但就具体内容来看，我觉得还是大大超出当局可以接受的范围，如果对他们只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那还有民间交流争取更大共识的意义，但问题就是当局不可能让这类文本传开，而且很大可能还要抓你们这些牵头的发起人，重判几个，杀猴儆鸡，产生寒蝉效应，甚至还可能大规模打压，使可能再次放松的趋势转向更收紧，恐怕发表这个文本反而得不偿失了吧？
晓波：奥运开始后，当局考虑国际影响已经相对开放和宽松了些，现在还没有重新收紧，我见外国记者比过去要容易些，因此我们打算在12月9日私下找几个外国大媒体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这样舆论很快就会传开，当局如果要抓我们，舆论反弹只会更大，对他们更是得不偿失，他们没那么傻吧？
（没有汲取八九六四的教训。当年完全可以不流血杀人，结束学潮，清理广场。邓小平不知道杀人的后果，国内外影响，历史的评价和地位吗？为何还要干？那是他根本就不在乎舆论，更不在乎外国人指手画脚。哪怕明天就下地狱，今天也要把坏事做绝）
笔者：他们就是真犯傻了又怎么样呢？比如你曾对国保说当局不让我回国是犯傻，他们怎么又会不再犯傻抓你重判呢？毕竟再大的舆论反弹主要在海外，对国内并不能产生什么正面影响，（对，高见）且不说寒蝉效应，即使打压能让民间产生更大的反抗，也只会遭到更大的镇压，而这个文本上的关键要求，哪一项也不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能实现。你前些天说，警方答应考虑恢复让笔会举行颁奖会，你们现在等于把要求增加和提高了百倍，那么当局反弹的结果至少很可能使笔会颁奖会没戏了。
晓波：笔会颁奖会相比起来影响太小，我们要顾全大局，不能因小失大。（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笔者：因小不失大也可以吧？能不能先等等看，笔会是否真能恢复在北京开颁奖会，然后再决定何时发表更好吧？
晓波：问题是笔会颁奖只会让在元旦前后作为新年聚餐，而这个文本需要至迟在12月10日发出，我不好让会外朋友都等到笔会活动后再说吧？
笔者：那你能不牵联署这个头吗？大家各自为战，分进合击，比还没有行动就“胜利大会师”更实在吧？否则被一网打尽，笔会活动也泡汤了。
晓波：我本来也是不想太管这事的，只想主要把《民主中国》网刊办好，再责无旁贷帮帮笔会就行了，但丁老师他们说要我牵头才能放心，我才勉为其难顶上的，但现在又退到先考虑笔会的理由也太小团体主义了。
笔者：先小后大才安全，否则风险会大增。
晓波：我当然明白风险大多了，可能一发表就会抓人，你看大镇压的风险有多大？
笔者：我看风险过半，尤其你一旦被抓，很可能就是重判。
晓波：这个文本比我写的很多文章温和多了吧？
笔者：关键就在这不是一篇个人作品！当局其实不是太在乎个人言论，而更在乎串连联署者。如果你这类名人只写文章，即使比这个文本更激烈得多，风险也不会过半，但是牵头搞上百名人联署就大不相同了。不一定会抓判很多联署人，但肯定你是首当其冲，对你这类名人不会轻易抓，但一旦抓了就必重判，否则无论如何都会引起国际负面舆论，当局只是轻判就会感到得不偿失了。
晓波：那你估计会判我几年？
笔者：很可能是“煽颠罪”，刑法规定从重是五年以上，但对你恐怕是八到十年。这可参照现有的案例来预估——郑贻春判了七年，是只因文字判刑已知最高的先例，据说他主要是参与编写《九评共产党》，但他只是个写手，又是“初犯”；而在当局眼里，你们这个文本的“恶劣”程度绝不低于《九评》，而所影响的阶层更敏感得多，你作为“首犯”，又是可算已“两进宫”的“累犯”，因此只可能比他判得更重。此外，已知同罪名的还有一个八年（何德普），一个九年（李焕明）和两个十年（李旺阳和王小宁）一一他们都涉及组党，因此你很可能不至于高过十年。
晓波：嗯！有道理。不过，我愿意承担这个风险。
笔者：我知道你有“六四情结”，不在乎进去多坐几年，以消除所谓“负疚感”，是吧？
晓波：（笑）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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