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6/2023

王明贞:归国记(下)

 


  王德禄:王承书也是乌伦贝克的学生吗?


  王明贞:是的。王承书和我是同一个导师。王承书跟随乌伦贝克工作了15年,名气比我大得多。王承书和乌伦贝克也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也经常互相写信。


  王德禄:你们同船回国的有多少人?有学物理的吗?


  王明贞:当时我们船上有一个留学回国人员的名单,上面大概有15个人,每个人的地址都写在上面。文革的时候,我觉得没用,为了避免出问题,把它烧掉了。我们那条船上,只有徐璋本和我是学物理的,其他人都不是。


  杜开昔:您从美国回来以后有哪些经历?


  王明贞:回国后,教育部让我们提要求,问我愿意去哪里。我说,服从分配,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当时我们回国的留学生都是服从分配。教育部把我分到了清华大学。

  刚回来的时候,有些留学生来北京报到,住在留学生招待所。启忠和我是一起回来的,我们住在他哥哥俞启威(黄敬)家。启忠的哥哥是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房子比较大,房间很多。当时我的妹妹、弟弟都在北京,但是他们的房子比较小。

  我们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国内正在开展整风运动,我们不懂这个运动是怎么回事。开会讲“整风”、“反革命”之类的事情,我们听不懂,隔两天开一次会。9月份我才去清华报到。当时徐亦庄是理论物理教研组的组长。理论物理组与普通物理组合并以后,有一段时间徐亦庄担任物理教研组主任。我到清华大学以前,徐亦庄就知道我。我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书的时候,徐亦庄的姐姐是我的学生,我认为她是一个好学生,她也说我是一个好老师,我们关系一直很不错。这些事情徐亦庄都知道。

  我在清华大学教统计物理和热力学。这门课相当难教,更何况我好多年没有教书了,我并不想教。徐亦庄说课程安排已经贴出去了,有的学生已经报了名上这门课,我只好教了。尽管我以前在昆明教过几年书,可是在清华教书不同于昆明。在昆明的时候,教书没有教学大纲,自己可以尽兴发挥。当时我备课很仔细,教书也很认真,从来不说一句废话。可是,清华有教学大纲,这对于我来说,有些束缚。


  王德禄:您能介绍一下当时清华物理教研组的情况吗?


  王明贞:我刚回来的时候,理论物理教研组和普通物理教研组是独立的。理论物理组有六七个人,其中有两三个是助教。理论物理组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有徐亦庄、徐璋本、张泽瑜和我。徐璋本去过美国两次。

  我记得,有一次,在反右派大会上,徐亦庄说,我们理论物理教研组只有一个半不是右派,剩下的五个半都是右派。我一听,糟糕了,如果徐亦庄是那一整个非右派,剩下那半个就是我吧?后来我才知道,徐亦庄是半个右派,那一整个非右派的就是我。按比例来讲,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右派最多。

  清华大学的钱伟长、孟昭英都是大右派。后来文革中,孟昭英被抓起来,关在教室看守。孟昭英想逃跑,跳楼了。他把棉衣、裤子撕成一条一条的,把它们系成一条绳,想自己荡下去,后来这条绳子断了,他的腿也给摔断了。

  徐璋本和我们同船回来的,我们很熟悉。回国后,徐璋本也被分到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他每天来上班都要路过我们办公室,我们经常叫他进来坐坐。有时候,我和我先生也请他来家里,一起打桥牌。当时在学校大礼堂宣布徐璋本是现行反革命,我去听了。徐璋本要组织一个“劳动党”,曾动员我们参加他这个党。徐璋本的妻子劝他不要这样做,并让我们劝劝他。有一次,我请徐璋本吃饭,想劝劝他,特意找了李恒德一起去了。我们四个人一起吃饭,李恒德有事提前走了,只剩我们三个人。徐璋本跟我们半开玩笑说,他那个劳动党要任命组织部长、文化部长。开始我们也跟他开玩笑,后来我们劝他别搞这些名堂了。徐璋本还让我们举手,看赞成不赞成,一举手两个不赞成。徐璋本又贴过小字报,争取人们参加他的劳动党,那还了得!

  徐璋本至少出过两次国。第一次出国是在无锡的学校教物理的时候,文革时传言国民党的戴笠把他派到美国了,那是“历史反革命”问题。后来,徐璋本要组织劳动党,属于“现行反革命”问题,当然更得抓他了。他被抓起来了,后来大会上怎么批判他的,我不清楚。1957年,徐璋本进监狱了,在监狱待了20多年。徐璋本的夫人也被抓起来了。那时候,学生也来批判我们,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了。反正我们没有参加劳动党,作为朋友我们还劝过他别搞那个。


  王德禄:您回国后参加了哪些运动?


  王明贞:我们回国后,国内接连不断地搞运动。我在学校主要是教书,基本上没有做研究。反右运动的时候,我们一直在上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能上课了,我们都去搞运动。文革初期,我们都要写大字报,我写不出来。后来,我被抓到拘留所,接受审讯,辗转了三个地方。去第一个地方不用戴手铐,又换了一个地方也不用戴手铐,最后一次真的被关进监狱了,要戴手铐。审讯期间,有一次,他们让我发表对毛主席、林彪、江青这些人的看法,即便是不好的想法也要写出来。我记得之前启忠好像说过,林彪将来要成为第二个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拍斯大林的马屁时甚至叫他父亲。当时我听了也有同感。我做了一番思想斗争,把这一条交代了。现在想来,如果林彪当时没下台,那个材料给他看到了,那不是要杀我的头了吗?我从监狱出来以后,跟我的朋友讲起这件事,他说你这个人性子太直了,什么都敢说,多危险的事啊。当时我确实是这么想的。我还写到,有一次康生带着江青来清华做报告,革委会把报告预先铅印出来发给我们每人一份。江青在宣读报告之前却说,是康生临时拖她来的,她来做报告之前没有做准备。当时,我去听报告了,跟旁边的人说,江青这个人有点幼稚,她这样说就是为了表明自己能脱口而出,其实她有报告稿,骗得了谁啊?审讯期间,我写的这个东西可能被江青看到了。1968年我们进监狱就是江青下令把我们抓进去的。

  刚进监狱的时候,他们还让我写东西,我脑子里记着许多事,写出来,交上去。有一次讲我回国以后的经历,我把回国以后遇到了哪些人都写上了,写了厚厚的一大篇。现在想来,江青如果想抓一点把柄,只要看到我写的那个文件就可以整与我接触过的人了。他们说三天后就把我放出来。我想也许他们要调查我,他们调查不出什么东西,就会把我放出来,我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回来了。可是,他们把我投入监狱,关押了我5年多,直到1973年才把我放出来,真是莫名其妙!我先生是1975年出狱的。

  在监狱里,白天让我们念《毛主席语录》。有什么可看的,天天看,我已经把它背过了,我们差不多看了一年。后来让我看别的,比如《人民日报》、《红旗》,再往后马列主义的著作也可以看了。每间牢房门上都有一个小窟窿,解放军走来走去,监视我在牢房里做什么。监狱规定,中午都要休息一个钟头,如果不睡觉,解放军就骂你。到了该起床的时候,有人打铃让我们赶快起来。

  我一直都睡不好觉,有时候,晚上睡不着,睡着又惊醒了。白天还要看《毛主席语录》,出去放风。我困了,白天躺在床上睡觉,解放军看到了就骂我,让我看《语录》。我看《语录》的时候,他们又说我是假装的。这可叫我怎么办?没办法,我天天闹,半夜爬起来,让他们赶快审问。他们一开始审问,我就高兴极了,以为审完我就没有事了。审问的时候,要面对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总是这几句。他们还说:死路一条,当心脑袋。当时我想糟糕了,是不是要杀我的头了。他们审问的时候,说我做了很多坏事,还说我加入了一个什么团体。实际上,我没有加人什么团体。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当时我很害怕,我想是不是有人故意要陷害我,把那些罪名强加给我。可是我没有得罪人,我不知道是谁跟我有这么大的仇恨,非要把我拉下水!

  我怕蚊子。那时候我们屋里都有灯,白天用大灯,因为他们要看到我们。夜里换一个小灯,因为外面漆黑一片,用小灯也能看见我们。晚上我听见蚊子的嗡嗡声,就睁开眼睛,找到了,把蚊子打死。有时候,打到蚊子了,我高兴极了,不过一般都打不到。我先生从监狱出来以后对我说,他在监狱里学了佛教的一些东西,可以看不见,听不见,这就是一种气功。他说,开始他也睡不着,学了那个,能睡着了。

  在监狱里这几年,我们都是吃“素食”,一天两顿窝窝头,偶尔吃一顿馒头。当时,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垮掉,我一定要好好活下去。窝窝头吃不下去,我把它掰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摆在床上,用毛巾盖着。我在房间跑来跑去,解放军不说,也不骂,这也算是一种运动。我走到床边拿一块,像吃糖似的吃一块。我怕他们看见了骂我,等我转过头来,看守看不见了,就吃下去。就这样子,我把两个窝窝头,一天分几顿吃下去了。监狱里一间挨一间都是牢房,我们每天都要出去放风,一人一个院子,大家谁也看不见谁。解放军在走廊走来走去,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有一次,我听到解放军说隔壁的人:让你出来放风,你动也不动,你旁边那个人,在那边跑步呢。

  监狱里规定,晚上睡觉我们的头都要朝外,不许朝里。因为他们怕我们头朝里睡,用被子把自己裹起来自杀闷死。我本来就睡不着,还这么多规定!我们在监狱里的生活很有规律。

  监狱里还不错,两个礼拜让我们洗一次澡。房间里还有暖气,每人一个小厕所。有一年冬天,他们买了许多棉絮,让我们做棉衣,做好了他们就拿走。我只参加过这种形式的劳动,并且是在自己房间里。我记得,做完以后,一天只给一盆水洗手。我进监狱的时候,没钱买肥皂,所以我没有肥皂用。我搬了好多次房间,有一次搬动的时候,我看到地下有一只袜子,里面装着一些肥皂头。后来我问看管我们的解放军头头,这些肥皂能不能让我用。那个女解放军凶巴巴地说,不是你的就拿出来,交了。我要一点肥皂,她也不给。后来有一个女解放军给我肥皂了,夏天我洗了衣服,铺在地上晾干。有一次,我把自己被褥上的尼龙套子拆了,很大,晾在地上,一会儿就干了。

  文革的时候,我弟弟王守融和弟妹一起自杀了,我想,可能是我弟妹太脆弱了,忍受不了那样的生活。其实他们的日子比我的好过多了。也许这就是我个人的坚强吧。我弟弟有心脏病,让他去劳动,有点吃不消,而且他的心脏病是突发的时候才检查出来。后来红卫兵抄家,把他们家抄得一塌糊涂,箱子都打开了,把厨房里的油盐酱醋打翻了,洒得满地都是。我弟弟知道,一直让他劳动他会吃不消,身体根本不行。弟弟他们死后的一个月,革委会拿出来一份材料。我另外一个弟弟仔细地把这个材料收藏好了。

  文革的时候,我听说我的一个学生跑到我妹妹家里,想让妹妹揭发我。他说,你想想你姐姐,她和她丈夫在美国有很好的工作,她在国内没有子女牵挂,干吗要回国?肯定有原因。我妹妹说不知道,也看不出来原因。那个人又引导我妹妹说,别人想出国都出不去,你们父亲已经去世了,你母亲也不是她的亲生母亲,她为什么一定要回国呢?回国不是为了做特务吗?

  当时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都被认为是美国派来的“特务”。


  杜开昔:您从监狱出来以后,有没有人因为您在监狱里待过而对您有什么看法?又回清华教书了吗?


  王明贞:我不认为他们对我有不好的想法。我从监狱出来以后,听说学校向大家宣布我没有问题,希望大家不要歧视我。很多人知道我进监狱了,很愿意帮助我。

  我从监狱里出来就不再教书了。正好外语教研组要编字典,我无事可做,帮他们编了一段时间。后来,学校动员我退休,那个时候我差不多也到了退休年龄,1976年我就退休了。算起来,从我回国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间发动了好几次运动,仔细想想,我真正教书的时间不过11年,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杜开昔:您认识高联佩吗?


  王明贞:高联佩曾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念物理系,回国后被分配到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当时高联佩有右派嫌疑,工程物理系对他不太重视,甚至有点歧视。文革期间,他和夫人一起被关进监狱,很可怜。

  高联佩被关了4年,在监狱待的时间比我短。高联佩的岳父在香港,非常有钱。高联佩的夫人出狱后去了香港,后来移居美国了。到最后也没有说清楚为什么把他抓起来。高联佩退休以后,被学校回聘,主要是没有人教固体物理,只好让他教。


  王德禄:您了解葛庭燧吗?


  王明贞:葛庭燧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到燕京大学念研究生,后来与我的表妹何怡贞结婚了。何怡贞曾去美国留学,回国后到燕京大学当老师,教物理。葛庭燧是她的助教。后来他们一起出国了,去了MIT了。何怡贞生完小孩没有出去工作。我听说,后来他们离开MIT去做放射性方面的研究了,具体的不太清楚。曼哈顿计划的原子弹发射成功以后,他们好像去了芝加哥。1949年,我和我先生去美国的时候,他们就在芝加哥大学。我认为,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参与了曼哈顿计划的研究工作。


  王德禄:何怡贞出国的费用是哪里资助的?


  王明贞:何怡贞是自费出国的,她家里有钱。她父亲是留日的,最早加入了同盟会,我听说他与日本人有联系。何怡贞那时候也曾想去日本留学。小时候,我们家住的是老房子,很简陋,何怡贞家的房子最讲究,看上去像个花园。屋里有暖气,当时自家有暖气的不多,可见她家是有钱人家。他们那一辈有七八个小孩,三个女孩子,和我们家差不多。她姊妹三个,何怡贞和何泽慧两个出国留学了,第三个叫何泽瑛,没出去。我很好奇,她父亲没有工作,又没做生意,家里怎么那么有钱?那时候何怡贞的父亲在北京,很少回家。后来她父亲死了,何怡贞的母亲在家带着几个孩子。1947年我们回去时,她妈妈还在。1949年她妈妈就被人杀头了,很残忍。


  王德禄:您知道何成钧吗?


  王明贞:何成钧也是右派,现在已经退休了。何成钧没有出国,普通物理教得很好,我印象中他是教得比较好的老师。当时我们二三十个老师在一起开会,批评学校存在的问题,有专人记录讲话内容。何成钧当时只因为说了一句很时髦的话,“毛泽东的太阳没有照到清华”,后来被错划成右派。

  那次开会,我觉得没什么可说的。因为我平时只专注于教书,不关心别的事情,没有什么要抱怨的。后来他们点名让我发言,我刚一讲话,那个做记录的人赶快拿起笔。我只说了两句,他刚要记,我的话已经说完了。当时有的人喜欢发言,总是翻来覆去地讲,有的人不喜欢发言,只讲了几句话。后来,在会上发了言的老师都被错划为右派了。

  何成钧的能力很强,知识也很丰富,被错划成右派后,他夫人和他离婚了,那个时候要划清界限嘛。后来,他夫人一直在北大工作,一个人生活,我看到她非常同情,别人都不敢问候她。有时候,我看见她弟弟,会打听一些关于她的情况。何成钧的夫人跟他离婚以后没有再结婚。何成钧摘掉右派的帽子以后,组织上又让他们两个复婚了,现在的生活还不错。何成钧被错划成右派的时候是副教授,现在已经升职为教授。

  夏学江也是教授。他的问题属于历史问题,“历史反革命”。夏学江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以后,别人都瞧不起他,不理他,夏学江抬不起头来。那些助教看到他,都不敢与他交流,有点敬而远之。夏学江不是右派,他平时不敢讲话,不可能成为右派。我刚回国的时候,夏学江30多岁了,还没有结婚,后来组织上从外地调来一个女教师给夏学江做助教。这个女教师年龄和夏学江差不多,人长得还可以,但是身体不太好。他们两个接触时间长了,产生了感情,结婚了。夏学江一直教普通物理,教得很好,后来大家也很重视他。现在也是这样,年轻人都向他请教,他也乐于帮忙。


  杜开昔:您知道童诗白吗?


  王明贞:童诗白夫妻两个与我们同时期回国。他的妻子是搞文学的,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书。童诗白是搞无线电的,我们是很熟悉的朋友。我们的无线电设备坏了都找他帮忙修理。我听说,童诗白在无线电方面做得不错。我们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正好赶上批判何东昌。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去开会,童诗白在会上批判了何东昌。后来何东昌当了大领导,童诗白就吃亏了。何东昌问他,你是不是又想反对我啊?作为朋友,我们曾经问过童诗白,为什么要上台讲那些话?童诗白说,别人写好了稿子,让我去讲。我先生说,既然那不是你自己的想法,你为什么去讲呢?这样做不太好。


  杜开昔:王补宣呢?


  王明贞:王补宣是搞热能的,我认识他。我刚回国的时候,他在热能教研组工作。有一次,王补宣请我去做物理演讲,在他们教研组我们彼此认识了。王补宣现在还在工作,视力很好。


  杜开昔:您知道许葆玖吗?


  王明贞:许葆玖毕业于中央大学(南京)土木工程系,后赴美留学。他和我们是同一年回国的。


  杜开昔:周寿宪呢?


  王明贞:周寿宪是搞计算机的,很有成就,在国外名气很大。他回国以后才结婚。周寿宪和中科院计算机所所长范新弼非常熟悉。我和周寿宪是通过一个朋友介绍认识的。

  1972年以后,运动特别激烈。那个时候,大家都要参加运动,参加学习班。我想,这些人可能都对周寿宪很不热情,让他感觉很郁闷。他妻子不让他去参加学习班,担心对他刺激太大。人家执意让周寿宪去,结果他的精神出了问题。周寿宪被下放到江西劳动,得了血吸虫病。从江西回来以后,教研组对他态度很不好。周寿宪的妻子一天到晚看着他,怕他自杀。有一次,他趁妻子不注意,自杀了,蛮惨的。周寿宪的夫人本来心脏就不太好,周寿宪死后,她心脏病发作,也死了,留下两个男孩。后来学校有几个人站出来,说一定要给周寿宪平反。因为不平反将来会对他的孩子有影响,为了孩子的未来也要给他平反。1980年10月给他们两人一起开了平反大会。他的两个儿子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也结婚了。


  王德禄:从美国回来的,还有一个女的也进监狱了?


  王明贞:张斌是林同骥的夫人,现在在中科院化学所工作。张斌是怎么进监狱的呢?这事说起来挺滑稽的。我们都是江青下令抓走的,张斌是陈伯达下令抓走的。当时那些人只知道要抓的这个女的在中科院附近,不知道长什么模样,他们就错抓了张斌,后来他们才发现抓错人了。张斌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他们认为她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既然已经把她抓进去了,那就把她关起来,让她在里面待着。张斌在监狱里待的时间比我们还长。这简直是一个笑话。

  我还算是好的,我的精神没有受一点影响。张斌年龄比我小很多,她受不了折磨,被逼得精神出了问题。她从监狱出来以后给平反了。张斌是搞化学的,执意到化学实验室工作,单位怕她把化学药品带出去引爆,伤害到别人,不同意她做这种工作。可是张斌还是要去,拿她没办法。单位给了她一个职务,先看看她的表现。现在不晓得怎么样了。她丈夫林同骥工作搞得很好。张斌很可怜,等于把她毁了。现在上边觉得冤枉了张斌,让她受了那么多罪,分给她一套很好的房子。实际上,以张斌的资历,她分不到这种房子。中科院有三栋楼比较好,808、809、810,房子面积比较大。

  我在监狱里的时候,每天都是在没有希望的日子里生活。我把所有的想法都说了。当时我想我大概要死在监狱里了,人总是要死的。我抱着这个念头,坚持活着,无论受多大的罪也得活下来。现在想想,提都不能提,那个时候我却能够忍受,看来我还是比较坚强的,如果当初脆弱一点,我可能也被毁掉了。


  王德禄:您知道张宗燧吗?


  王明贞:张宗燧很聪明,就是有点狂。记得刚回国,有人让我讲讲我在国外做的工作,我说没什么好讲的,他们就夸我谦虚。后来我讲了许多自己的缺点,张宗燧说没看见像你这样的人,只讲自己的缺点。可是我讲的都是真话。

  张宗燧后来自杀了,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不清楚。据说,可能是与这些运动有关系,也许是家庭的问题,或许他对工作也不满意。我听说,张宗燧和他的妻子关系不好,他妻子用话刺激他,说他“最好自杀”。后来张宗燧真的自杀了,他妻子很难过,很自责。


  王德禄:您在美国有比较出色或者比较满意的工作吗?


  王明贞:没什么出色的,我自己觉得就是帮别人做点事,没什么成就。最近有个学生说要写一个东西,大概是关于50年以前对科学有成就的人的一些资料,他坚持让我写自传。我告诉他没什么可写的。他采访了我,还出版了一本书,就是把每个人比较重要的文章编写进来。我是念统计物理的,给了他一篇统计物理方面的文章,编到书里。

  那个学生出版的那本书,后来给我看了。书中把我哥哥的文章也编进去了,还有清华的孟昭英、何增禄的文章。何增禄是搞真空技术的,我刚回国的时候,他在清华工作,现在已经去世了。清华把我们三个人的文章编进去,其他人都是年轻人。8月份那个学生来找我,要我把那本书翻译成中文。我让他自己去翻译。我用英文写的文章,现在让我翻译成中文,我已经不记得具体内容了,甚至名字我都搞不清楚。刚到清华的时候,教书都很困难,我一开口就讲英文,不会说中文了,只好把中文写在书上,不然的话我脱口而出的都是英文。我想那个学生之所以把英文翻译成中文,是担心书出版以后,中国人看不懂。那个学生负责翻译我的这一篇,他说译好了再请我看,可是他再也没来过,也不知道翻译得怎么样了。那个学生挺好的,现在大概是副教授了。我认为他是最好的学生。


  本文选自《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侯祥麟,罗沛霖,师昌绪等口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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