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禄：王承书也是乌伦贝克的学生吗？
王明贞：是的。王承书和我是同一个导师。王承书跟随乌伦贝克工作了15年，名气比我大得多。王承书和乌伦贝克也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也经常互相写信。
王德禄：你们同船回国的有多少人？有学物理的吗？
王明贞：当时我们船上有一个留学回国人员的名单，上面大概有15个人，每个人的地址都写在上面。文革的时候，我觉得没用，为了避免出问题，把它烧掉了。我们那条船上，只有徐璋本和我是学物理的，其他人都不是。
杜开昔：您从美国回来以后有哪些经历？
王明贞：回国后，教育部让我们提要求，问我愿意去哪里。我说，服从分配，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当时我们回国的留学生都是服从分配。教育部把我分到了清华大学。
刚回来的时候，有些留学生来北京报到，住在留学生招待所。启忠和我是一起回来的，我们住在他哥哥俞启威（黄敬）家。启忠的哥哥是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房子比较大，房间很多。当时我的妹妹、弟弟都在北京，但是他们的房子比较小。
我们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国内正在开展整风运动，我们不懂这个运动是怎么回事。开会讲“整风”、“反革命”之类的事情，我们听不懂，隔两天开一次会。9月份我才去清华报到。当时徐亦庄是理论物理教研组的组长。理论物理组与普通物理组合并以后，有一段时间徐亦庄担任物理教研组主任。我到清华大学以前，徐亦庄就知道我。我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书的时候，徐亦庄的姐姐是我的学生，我认为她是一个好学生，她也说我是一个好老师，我们关系一直很不错。这些事情徐亦庄都知道。
我在清华大学教统计物理和热力学。这门课相当难教，更何况我好多年没有教书了，我并不想教。徐亦庄说课程安排已经贴出去了，有的学生已经报了名上这门课，我只好教了。尽管我以前在昆明教过几年书，可是在清华教书不同于昆明。在昆明的时候，教书没有教学大纲，自己可以尽兴发挥。当时我备课很仔细，教书也很认真，从来不说一句废话。可是，清华有教学大纲，这对于我来说，有些束缚。
王德禄：您能介绍一下当时清华物理教研组的情况吗？
王明贞：我刚回来的时候，理论物理教研组和普通物理教研组是独立的。理论物理组有六七个人，其中有两三个是助教。理论物理组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有徐亦庄、徐璋本、张泽瑜和我。徐璋本去过美国两次。
我记得，有一次，在反右派大会上，徐亦庄说，我们理论物理教研组只有一个半不是右派，剩下的五个半都是右派。我一听，糟糕了，如果徐亦庄是那一整个非右派，剩下那半个就是我吧？后来我才知道，徐亦庄是半个右派，那一整个非右派的就是我。按比例来讲，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右派最多。
清华大学的钱伟长、孟昭英都是大右派。后来文革中，孟昭英被抓起来，关在教室看守。孟昭英想逃跑，跳楼了。他把棉衣、裤子撕成一条一条的，把它们系成一条绳，想自己荡下去，后来这条绳子断了，他的腿也给摔断了。
徐璋本和我们同船回来的，我们很熟悉。回国后，徐璋本也被分到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他每天来上班都要路过我们办公室，我们经常叫他进来坐坐。有时候，我和我先生也请他来家里，一起打桥牌。当时在学校大礼堂宣布徐璋本是现行反革命，我去听了。徐璋本要组织一个“劳动党”，曾动员我们参加他这个党。徐璋本的妻子劝他不要这样做，并让我们劝劝他。有一次，我请徐璋本吃饭，想劝劝他，特意找了李恒德一起去了。我们四个人一起吃饭，李恒德有事提前走了，只剩我们三个人。徐璋本跟我们半开玩笑说，他那个劳动党要任命组织部长、文化部长。开始我们也跟他开玩笑，后来我们劝他别搞这些名堂了。徐璋本还让我们举手，看赞成不赞成，一举手两个不赞成。徐璋本又贴过小字报，争取人们参加他的劳动党，那还了得！
徐璋本至少出过两次国。第一次出国是在无锡的学校教物理的时候，文革时传言国民党的戴笠把他派到美国了，那是“历史反革命”问题。后来，徐璋本要组织劳动党，属于“现行反革命”问题，当然更得抓他了。他被抓起来了，后来大会上怎么批判他的，我不清楚。1957年，徐璋本进监狱了，在监狱待了20多年。徐璋本的夫人也被抓起来了。那时候，学生也来批判我们，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了。反正我们没有参加劳动党，作为朋友我们还劝过他别搞那个。
王德禄：您回国后参加了哪些运动？
王明贞：我们回国后，国内接连不断地搞运动。我在学校主要是教书，基本上没有做研究。反右运动的时候，我们一直在上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能上课了，我们都去搞运动。文革初期，我们都要写大字报，我写不出来。后来，我被抓到拘留所，接受审讯，辗转了三个地方。去第一个地方不用戴手铐，又换了一个地方也不用戴手铐，最后一次真的被关进监狱了，要戴手铐。审讯期间，有一次，他们让我发表对毛主席、林彪、江青这些人的看法，即便是不好的想法也要写出来。我记得之前启忠好像说过，林彪将来要成为第二个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拍斯大林的马屁时甚至叫他父亲。当时我听了也有同感。我做了一番思想斗争，把这一条交代了。现在想来，如果林彪当时没下台，那个材料给他看到了，那不是要杀我的头了吗？我从监狱出来以后，跟我的朋友讲起这件事，他说你这个人性子太直了，什么都敢说，多危险的事啊。当时我确实是这么想的。我还写到，有一次康生带着江青来清华做报告，革委会把报告预先铅印出来发给我们每人一份。江青在宣读报告之前却说，是康生临时拖她来的，她来做报告之前没有做准备。当时，我去听报告了，跟旁边的人说，江青这个人有点幼稚，她这样说就是为了表明自己能脱口而出，其实她有报告稿，骗得了谁啊？审讯期间，我写的这个东西可能被江青看到了。1968年我们进监狱就是江青下令把我们抓进去的。
刚进监狱的时候，他们还让我写东西，我脑子里记着许多事，写出来，交上去。有一次讲我回国以后的经历，我把回国以后遇到了哪些人都写上了，写了厚厚的一大篇。现在想来，江青如果想抓一点把柄，只要看到我写的那个文件就可以整与我接触过的人了。他们说三天后就把我放出来。我想也许他们要调查我，他们调查不出什么东西，就会把我放出来，我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回来了。可是，他们把我投入监狱，关押了我5年多，直到1973年才把我放出来，真是莫名其妙！我先生是1975年出狱的。
在监狱里，白天让我们念《毛主席语录》。有什么可看的，天天看，我已经把它背过了，我们差不多看了一年。后来让我看别的，比如《人民日报》、《红旗》，再往后马列主义的著作也可以看了。每间牢房门上都有一个小窟窿，解放军走来走去，监视我在牢房里做什么。监狱规定，中午都要休息一个钟头，如果不睡觉，解放军就骂你。到了该起床的时候，有人打铃让我们赶快起来。
我一直都睡不好觉，有时候，晚上睡不着，睡着又惊醒了。白天还要看《毛主席语录》，出去放风。我困了，白天躺在床上睡觉，解放军看到了就骂我，让我看《语录》。我看《语录》的时候，他们又说我是假装的。这可叫我怎么办？没办法，我天天闹，半夜爬起来，让他们赶快审问。他们一开始审问，我就高兴极了，以为审完我就没有事了。审问的时候，要面对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总是这几句。他们还说：死路一条，当心脑袋。当时我想糟糕了，是不是要杀我的头了。他们审问的时候，说我做了很多坏事，还说我加入了一个什么团体。实际上，我没有加人什么团体。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当时我很害怕，我想是不是有人故意要陷害我，把那些罪名强加给我。可是我没有得罪人，我不知道是谁跟我有这么大的仇恨，非要把我拉下水！
我怕蚊子。那时候我们屋里都有灯，白天用大灯，因为他们要看到我们。夜里换一个小灯，因为外面漆黑一片，用小灯也能看见我们。晚上我听见蚊子的嗡嗡声，就睁开眼睛，找到了，把蚊子打死。有时候，打到蚊子了，我高兴极了，不过一般都打不到。我先生从监狱出来以后对我说，他在监狱里学了佛教的一些东西，可以看不见，听不见，这就是一种气功。他说，开始他也睡不着，学了那个，能睡着了。
在监狱里这几年，我们都是吃“素食”，一天两顿窝窝头，偶尔吃一顿馒头。当时，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垮掉，我一定要好好活下去。窝窝头吃不下去，我把它掰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摆在床上，用毛巾盖着。我在房间跑来跑去，解放军不说，也不骂，这也算是一种运动。我走到床边拿一块，像吃糖似的吃一块。我怕他们看见了骂我，等我转过头来，看守看不见了，就吃下去。就这样子，我把两个窝窝头，一天分几顿吃下去了。监狱里一间挨一间都是牢房，我们每天都要出去放风，一人一个院子，大家谁也看不见谁。解放军在走廊走来走去，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有一次，我听到解放军说隔壁的人：让你出来放风，你动也不动，你旁边那个人，在那边跑步呢。
监狱里规定，晚上睡觉我们的头都要朝外，不许朝里。因为他们怕我们头朝里睡，用被子把自己裹起来自杀闷死。我本来就睡不着，还这么多规定！我们在监狱里的生活很有规律。
监狱里还不错，两个礼拜让我们洗一次澡。房间里还有暖气，每人一个小厕所。有一年冬天，他们买了许多棉絮，让我们做棉衣，做好了他们就拿走。我只参加过这种形式的劳动，并且是在自己房间里。我记得，做完以后，一天只给一盆水洗手。我进监狱的时候，没钱买肥皂，所以我没有肥皂用。我搬了好多次房间，有一次搬动的时候，我看到地下有一只袜子，里面装着一些肥皂头。后来我问看管我们的解放军头头，这些肥皂能不能让我用。那个女解放军凶巴巴地说，不是你的就拿出来，交了。我要一点肥皂，她也不给。后来有一个女解放军给我肥皂了，夏天我洗了衣服，铺在地上晾干。有一次，我把自己被褥上的尼龙套子拆了，很大，晾在地上，一会儿就干了。
文革的时候，我弟弟王守融和弟妹一起自杀了，我想，可能是我弟妹太脆弱了，忍受不了那样的生活。其实他们的日子比我的好过多了。也许这就是我个人的坚强吧。我弟弟有心脏病，让他去劳动，有点吃不消，而且他的心脏病是突发的时候才检查出来。后来红卫兵抄家，把他们家抄得一塌糊涂，箱子都打开了，把厨房里的油盐酱醋打翻了，洒得满地都是。我弟弟知道，一直让他劳动他会吃不消，身体根本不行。弟弟他们死后的一个月，革委会拿出来一份材料。我另外一个弟弟仔细地把这个材料收藏好了。
文革的时候，我听说我的一个学生跑到我妹妹家里，想让妹妹揭发我。他说，你想想你姐姐，她和她丈夫在美国有很好的工作，她在国内没有子女牵挂，干吗要回国？肯定有原因。我妹妹说不知道，也看不出来原因。那个人又引导我妹妹说，别人想出国都出不去，你们父亲已经去世了，你母亲也不是她的亲生母亲，她为什么一定要回国呢？回国不是为了做特务吗？
当时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都被认为是美国派来的“特务”。
杜开昔：您从监狱出来以后，有没有人因为您在监狱里待过而对您有什么看法？又回清华教书了吗？
王明贞：我不认为他们对我有不好的想法。我从监狱出来以后，听说学校向大家宣布我没有问题，希望大家不要歧视我。很多人知道我进监狱了，很愿意帮助我。
我从监狱里出来就不再教书了。正好外语教研组要编字典，我无事可做，帮他们编了一段时间。后来，学校动员我退休，那个时候我差不多也到了退休年龄，1976年我就退休了。算起来，从我回国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间发动了好几次运动，仔细想想，我真正教书的时间不过11年，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杜开昔：您认识高联佩吗？
王明贞：高联佩曾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念物理系，回国后被分配到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当时高联佩有右派嫌疑，工程物理系对他不太重视，甚至有点歧视。文革期间，他和夫人一起被关进监狱，很可怜。
高联佩被关了4年，在监狱待的时间比我短。高联佩的岳父在香港，非常有钱。高联佩的夫人出狱后去了香港，后来移居美国了。到最后也没有说清楚为什么把他抓起来。高联佩退休以后，被学校回聘，主要是没有人教固体物理，只好让他教。
王德禄：您了解葛庭燧吗？
王明贞：葛庭燧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到燕京大学念研究生，后来与我的表妹何怡贞结婚了。何怡贞曾去美国留学，回国后到燕京大学当老师，教物理。葛庭燧是她的助教。后来他们一起出国了，去了MIT了。何怡贞生完小孩没有出去工作。我听说，后来他们离开MIT去做放射性方面的研究了，具体的不太清楚。曼哈顿计划的原子弹发射成功以后，他们好像去了芝加哥。1949年，我和我先生去美国的时候，他们就在芝加哥大学。我认为，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参与了曼哈顿计划的研究工作。
王德禄：何怡贞出国的费用是哪里资助的？
王明贞：何怡贞是自费出国的，她家里有钱。她父亲是留日的，最早加入了同盟会，我听说他与日本人有联系。何怡贞那时候也曾想去日本留学。小时候，我们家住的是老房子，很简陋，何怡贞家的房子最讲究，看上去像个花园。屋里有暖气，当时自家有暖气的不多，可见她家是有钱人家。他们那一辈有七八个小孩，三个女孩子，和我们家差不多。她姊妹三个，何怡贞和何泽慧两个出国留学了，第三个叫何泽瑛，没出去。我很好奇，她父亲没有工作，又没做生意，家里怎么那么有钱？那时候何怡贞的父亲在北京，很少回家。后来她父亲死了，何怡贞的母亲在家带着几个孩子。1947年我们回去时，她妈妈还在。1949年她妈妈就被人杀头了，很残忍。
王德禄：您知道何成钧吗？
王明贞：何成钧也是右派，现在已经退休了。何成钧没有出国，普通物理教得很好，我印象中他是教得比较好的老师。当时我们二三十个老师在一起开会，批评学校存在的问题，有专人记录讲话内容。何成钧当时只因为说了一句很时髦的话，“毛泽东的太阳没有照到清华”，后来被错划成右派。
那次开会，我觉得没什么可说的。因为我平时只专注于教书，不关心别的事情，没有什么要抱怨的。后来他们点名让我发言，我刚一讲话，那个做记录的人赶快拿起笔。我只说了两句，他刚要记，我的话已经说完了。当时有的人喜欢发言，总是翻来覆去地讲，有的人不喜欢发言，只讲了几句话。后来，在会上发了言的老师都被错划为右派了。
何成钧的能力很强，知识也很丰富，被错划成右派后，他夫人和他离婚了，那个时候要划清界限嘛。后来，他夫人一直在北大工作，一个人生活，我看到她非常同情，别人都不敢问候她。有时候，我看见她弟弟，会打听一些关于她的情况。何成钧的夫人跟他离婚以后没有再结婚。何成钧摘掉右派的帽子以后，组织上又让他们两个复婚了，现在的生活还不错。何成钧被错划成右派的时候是副教授，现在已经升职为教授。
夏学江也是教授。他的问题属于历史问题，“历史反革命”。夏学江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以后，别人都瞧不起他，不理他，夏学江抬不起头来。那些助教看到他，都不敢与他交流，有点敬而远之。夏学江不是右派，他平时不敢讲话，不可能成为右派。我刚回国的时候，夏学江30多岁了，还没有结婚，后来组织上从外地调来一个女教师给夏学江做助教。这个女教师年龄和夏学江差不多，人长得还可以，但是身体不太好。他们两个接触时间长了，产生了感情，结婚了。夏学江一直教普通物理，教得很好，后来大家也很重视他。现在也是这样，年轻人都向他请教，他也乐于帮忙。
杜开昔：您知道童诗白吗？
王明贞：童诗白夫妻两个与我们同时期回国。他的妻子是搞文学的，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书。童诗白是搞无线电的，我们是很熟悉的朋友。我们的无线电设备坏了都找他帮忙修理。我听说，童诗白在无线电方面做得不错。我们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正好赶上批判何东昌。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去开会，童诗白在会上批判了何东昌。后来何东昌当了大领导，童诗白就吃亏了。何东昌问他，你是不是又想反对我啊？作为朋友，我们曾经问过童诗白，为什么要上台讲那些话？童诗白说，别人写好了稿子，让我去讲。我先生说，既然那不是你自己的想法，你为什么去讲呢？这样做不太好。
杜开昔：王补宣呢？
王明贞：王补宣是搞热能的，我认识他。我刚回国的时候，他在热能教研组工作。有一次，王补宣请我去做物理演讲，在他们教研组我们彼此认识了。王补宣现在还在工作，视力很好。
杜开昔：您知道许葆玖吗？
王明贞：许葆玖毕业于中央大学（南京）土木工程系，后赴美留学。他和我们是同一年回国的。
杜开昔：周寿宪呢？
王明贞：周寿宪是搞计算机的，很有成就，在国外名气很大。他回国以后才结婚。周寿宪和中科院计算机所所长范新弼非常熟悉。我和周寿宪是通过一个朋友介绍认识的。
1972年以后，运动特别激烈。那个时候，大家都要参加运动，参加学习班。我想，这些人可能都对周寿宪很不热情，让他感觉很郁闷。他妻子不让他去参加学习班，担心对他刺激太大。人家执意让周寿宪去，结果他的精神出了问题。周寿宪被下放到江西劳动，得了血吸虫病。从江西回来以后，教研组对他态度很不好。周寿宪的妻子一天到晚看着他，怕他自杀。有一次，他趁妻子不注意，自杀了，蛮惨的。周寿宪的夫人本来心脏就不太好，周寿宪死后，她心脏病发作，也死了，留下两个男孩。后来学校有几个人站出来，说一定要给周寿宪平反。因为不平反将来会对他的孩子有影响，为了孩子的未来也要给他平反。1980年10月给他们两人一起开了平反大会。他的两个儿子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也结婚了。
王德禄：从美国回来的，还有一个女的也进监狱了？
王明贞：张斌是林同骥的夫人，现在在中科院化学所工作。张斌是怎么进监狱的呢？这事说起来挺滑稽的。我们都是江青下令抓走的，张斌是陈伯达下令抓走的。当时那些人只知道要抓的这个女的在中科院附近，不知道长什么模样，他们就错抓了张斌，后来他们才发现抓错人了。张斌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他们认为她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既然已经把她抓进去了，那就把她关起来，让她在里面待着。张斌在监狱里待的时间比我们还长。这简直是一个笑话。
我还算是好的，我的精神没有受一点影响。张斌年龄比我小很多，她受不了折磨，被逼得精神出了问题。她从监狱出来以后给平反了。张斌是搞化学的，执意到化学实验室工作，单位怕她把化学药品带出去引爆，伤害到别人，不同意她做这种工作。可是张斌还是要去，拿她没办法。单位给了她一个职务，先看看她的表现。现在不晓得怎么样了。她丈夫林同骥工作搞得很好。张斌很可怜，等于把她毁了。现在上边觉得冤枉了张斌，让她受了那么多罪，分给她一套很好的房子。实际上，以张斌的资历，她分不到这种房子。中科院有三栋楼比较好，808、809、810，房子面积比较大。
我在监狱里的时候，每天都是在没有希望的日子里生活。我把所有的想法都说了。当时我想我大概要死在监狱里了，人总是要死的。我抱着这个念头，坚持活着，无论受多大的罪也得活下来。现在想想，提都不能提，那个时候我却能够忍受，看来我还是比较坚强的，如果当初脆弱一点，我可能也被毁掉了。
王德禄：您知道张宗燧吗？
王明贞：张宗燧很聪明，就是有点狂。记得刚回国，有人让我讲讲我在国外做的工作，我说没什么好讲的，他们就夸我谦虚。后来我讲了许多自己的缺点，张宗燧说没看见像你这样的人，只讲自己的缺点。可是我讲的都是真话。
张宗燧后来自杀了，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不清楚。据说，可能是与这些运动有关系，也许是家庭的问题，或许他对工作也不满意。我听说，张宗燧和他的妻子关系不好，他妻子用话刺激他，说他“最好自杀”。后来张宗燧真的自杀了，他妻子很难过，很自责。
王德禄：您在美国有比较出色或者比较满意的工作吗？
王明贞：没什么出色的，我自己觉得就是帮别人做点事，没什么成就。最近有个学生说要写一个东西，大概是关于50年以前对科学有成就的人的一些资料，他坚持让我写自传。我告诉他没什么可写的。他采访了我，还出版了一本书，就是把每个人比较重要的文章编写进来。我是念统计物理的，给了他一篇统计物理方面的文章，编到书里。
那个学生出版的那本书，后来给我看了。书中把我哥哥的文章也编进去了，还有清华的孟昭英、何增禄的文章。何增禄是搞真空技术的，我刚回国的时候，他在清华工作，现在已经去世了。清华把我们三个人的文章编进去，其他人都是年轻人。8月份那个学生来找我，要我把那本书翻译成中文。我让他自己去翻译。我用英文写的文章，现在让我翻译成中文，我已经不记得具体内容了，甚至名字我都搞不清楚。刚到清华的时候，教书都很困难，我一开口就讲英文，不会说中文了，只好把中文写在书上，不然的话我脱口而出的都是英文。我想那个学生之所以把英文翻译成中文，是担心书出版以后，中国人看不懂。那个学生负责翻译我的这一篇，他说译好了再请我看，可是他再也没来过，也不知道翻译得怎么样了。那个学生挺好的，现在大概是副教授了。我认为他是最好的学生。
本文选自《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侯祥麟，罗沛霖，师昌绪等口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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