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是清华国学院五大导师之一。上世纪60年代初,李济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做破损铜器粘合试验
李济家跟傅斯年家对门而居,傅斯年常来找李济聊天。傅斯年是山东人,1948年9月,济南刚解放不久,他听到一个传闻,说有人看到王献唐在扫大街。王是山东图书馆馆长,与李济、傅斯年都是很好的朋友。他去扫大街,有可能是共产党进城后组织的义务劳动,表示知识分子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但傅斯年和李济谈起这件事来,却不免忧心忡忡,担心如果不去台湾,将来恐怕也会是同样的命运。李光谟是李济唯一的儿子,当时正在同济大学读书,李济征求儿子意见,希望他也去台湾。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李光谟最终决定留在大陆,他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说自己要留下来看新中国的建立。儿大不由人,李济感到无奈;最伤心还是妻子,这位母亲看到儿子的信后,伤伤心心地大哭了一场。
此后,台海两岸一直处于敌对状态,李济和儿子李光谟音讯难通。李光谟在北京娶妻生子,李济都不知道。直到李济夫妇先后离世,都没能和儿子见上一面。
李济是湖北钟祥人,出生于1896年。1918年,李济从清华学堂毕业后赴美留学。5年后,他凭借论文《中华民族的形成》获得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这篇博士论文被著名哲学家罗素大段引用,使李济成为了蜚声世界的人物。
这一年,27岁的李济回国赴南开大学担任教学。
当时河南新郑古墓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在地质大师丁文江的介绍下,李济前往河南新郑参加考古挖掘工作。
第二年,美国华盛顿史密斯学会弗利尔艺术馆,派毕世博率领考古队到中国进行考古研究,亟需要一位知识渊博的中国向导,他们诚邀李济加入他们的团队,共同进行考古工作。李济自然愿意,但同时也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二是,在中国发掘出土的文物必须留在中国。
对此,美方的回复是:“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决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
没有比这更满意的答复了。李济于是辞去南开大学的工作,在1925年初加入了毕世博的考古队。
就在这时,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了,聘请的国学导师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有人可能会说,清华国学院不是四大导师吗?怎么成了五位?这也是我们想要问的。
著名汉学家杨联陞曾在一则献词中写道:“梁王陈赵李,大师能互影。”献词中“梁王陈赵李”指的就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五大导师”,其中的“李”就是李济。
李济是丁文江和梁启超共同推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的。但李济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是兼职,他同时还要参与毕世博考古队的工作。李济当时才29岁,是五大导师中最年轻的,所以,清华只给了李济一个讲师的头衔。
但清华国学研究院发给学生的毕业证,落款却是五位导师的名字,最后一位就是李济。而且,李济的月薪和其他四大导师一样,都是300大洋;只不过,李济的薪酬是美方支付200大洋,清华支付100大洋。
而且,关于李济的头衔,清华档案馆所藏《研究院纪事》有明确记录:1927年6月,清华学校评议会在讨论李济下年度待遇问题时,议决:“如毕士博方面仍续约,则本校继续聘李济为研究院讲师;如毕士博方面不续约,则本校聘李济为大学部教授……”
这份议决书说的再清楚不过了,李济和其他四大导师的身份是一样的,只不过因为兼职,才有了头衔的区别。
1929年,清华国学研究院解散,受傅斯年邀请,李济出任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当时史语所另外两个组分别是历史组,主任是陈寅恪;语言组,主任是赵元任。三位主任都是以前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
从此,李济踏上了专业考古的历程。从1928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李济主持发掘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将中国有实证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李济也因此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抗战爆发后,史语所全体人员及物资转移到了四川南溪县的李庄。史语所各组人员,因为有考古出土的大量文物和有字甲骨,可以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即便处于抗战艰困时期,李济仍组织考古组人员进行了彭山汉代崖墓,牧马山墓,苍洱古迹等地的考察,取得了丰硕的考古成果。
1948年,国民党败局已定,国民政府决定把科学教育界能搬迁的人、财、物尽量搬迁到台湾。
第一批最重要的古物、标本、仪器、历史档案、外交文书等772箱,由李济担任押运官,全程负责运输、装卸事宜。
当年的情景,有个叫一品天下的作者,在他所写的护送国宝去台湾的文章中有详细的描述。
还在搬迁之前,中共方面已得到消息,特别指派李济的一个学生出面劝阻。李济说:“保护这批古物是我的职责,自卢沟桥事变之后,我已护送这批珍宝跋涉了大半个中国,最终得以保全。现在我同样不能眼看着祖宗留下的国宝毁于战火。国共之战我管不了,但如果我能保全这批文物而撒手不管,是为不忠不孝,同样对不起后世子孙。”
获知这位学生无力阻止,中共方面又转而找到陶孟和对李济委婉相劝,李济仍不为所动,他对陶孟和说:“如果你陶孟老能保证这批古物不在战争中被毁,并有科学证据说服众人,同时能担当起这个责任,那我就放弃。”
陶孟和既拿不出科学证据,也担负不起这份责任,只好作罢。
古物装船之后,很多老朋友劝李济不要同船出发,当年从上海坐船到台湾基隆要走三天,在海上遭遇大风浪会有生命危险。
当时运载古物的船是登陆艇,破旧不堪,有的都长了锈,登陆艇的底部也不是很稳,在风浪很大的海上,很难保证有绝对安全。所以有人劝李济不要跟船走,负责押运也未必非要跟船。
李济回答说:“既然是押运,就要负责。要是我单走了,船上的东西都损失了,谁来负责?人在物在,真要遭遇不测,我也不至于背负弃船而逃的千古骂名。”
船从南京下关出发,在海上走了三天,到达基隆港的时候,正好是1949年的阴历大年三十。
这次转运,总共4286箱古物、资料、珍贵图书、档案等,分三次完成,无一损坏。
李济到台湾后,在继续做考古研究的同时,还培养了一批世界级的考古人类学家。
1976年,80岁的李济对安阳发掘的文物进行了研究总结,发表了划时代的考古著作《安阳》,把殷墟的研究成果展示在世界面前,为中国文化和中国学者赢得了世界性的荣誉。
1979年8月1日,83岁的李济因心脏病猝发,病逝于台北温州街寓所。
李济去世后,留下一笔存款,有一两万美金。他在大陆的儿子,也是他唯一的儿子李光谟,想用这笔钱作为基金,为内地的考古事业做点贡献。他找到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的夏鼐,希望能用这笔资金,以李济的名字设立一个考古基金。
李光谟对夏鼐说:“如果这边确定接受,我就早点让那边把钱汇过来。”夏鼐对这件事情很重视,也很热心。没过多久就通知李光谟说:“可以了,已经批准了。”
李光谟还不放心,追问了一句:“谁批准了?”夏鼐说:“中宣部。”李光谟一听中宣部都批准了,就把钱汇了过来。但是钱汇过来后再找夏先生就找不到了。电话打到办公室,总是答复夏先生出差了,不是去了外地开会就是出国了。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四个月。
实在没有办法,李光谟只好给夏先生的秘书写信,请他一定想办法转告夏先生,自己不能这样一直等下去,这个钱要或者不要,都请给一个明确的答复。
又过了两个月,夏鼐的秘书给李光谟来电话,让他过去一趟。见面后,秘书告诉李光谟说:他们决定不接受这笔钱。李光谟问:上级部门不是已经批准了吗?秘书解释说:这样的事情不奇怪,一个领导觉得合适,另外的领导觉得不合适,这事情就通不过。
秘书没说具体是哪个领导不同意。这让李光谟很生气,这笔钱原本是父亲留给他的,他想用这笔钱来做个基金,为父亲从事了一辈子的考古事业尽一份力。没想到竟然不被接受,被冷脸拒绝。
后来李光谟才了解到,夏鼐在一次考古会议上说:中国的第一个考古学基金,用一个1949年去了台湾的人的名字来命名,不妥当。
李光谟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从一开始的态度上,夏鼐并未表示反对,而且明确告诉他上面已经批准了。
从这件事之后,李光谟和夏鼐就再没有什么来往了。李光谟想不到一个人竟然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免感慨:做人怎么能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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