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贞：归国记（上）

© 王明贞／口述

© 王德禄、杜开昔／采访

　　访谈时间：1988年11月11日

　　访谈地点：北京清华大学王明贞家

　　整理人：刘涛、耿锡金、高颖

1954年，王明贞与丈夫俞启忠回国前在旧金山留影

　　杜开昔：请讲一讲您在国内的经历。

　　王明贞：1926年，我考人金陵女子大学物理系，两年后转入燕京大学，1930年获得学士学位。后来我在燕京大学一边做助教一边念研究生，1932年硕士毕业后，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书，教了六年。1938年，我去美国留学，在密歇根大学学习理论物理，1942年获得博士学位。

　　我选择物理专业，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比较喜欢物理。记得念中学的时候，物理老师教得不好，同学们让我上讲台给他们讲课。另一方面，与我的家庭背景有关系。我父亲叫王季同，是自学成才的科学家，精通数理化。父亲曾到英国留学，学习机电工程。我哥哥叫王守竞，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哥哥和周培源是同班同学，去美国留过学，1938年回来的。哥哥比我名气大多了。可以说，哥哥是物理学界的老前辈，我作为妹妹，当然有一点骄傲。1943年哥哥被派往美国。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让我哥哥回国，他也想回来，可是我嫂子不想回来，结果他们就没有回来。哥哥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嫁给了美国人，他们现在都在美国。哥哥的一生都很出色。我的姐姐叫王淑贞，是上海有名的妇科大夫。姐姐已经退休了。我作为妹妹，和哥哥、姐姐一样，也喜欢科学。

　　我姑妈叫王季茝，学化学的。姑妈也去美国留过学，并获得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她是中国第一个出国念博士的女科学家。有一次，我在金陵女子大学遇到一位来华的美国教授，他告诉我，有一位华裔女教授在美国非常出名，也很有学问，整天束着脚。我一听就知道，他说的那个人是我姑妈。姑妈出国后没有回来，为什么呢？这就要讲讲她家里的事。姑妈结婚以后，她的婆婆很凶，姑妈不愿意和他们一起生活，想办法出国，后来终于考到美国，她是1918年左右去美国的。姑妈博士毕业后，不敢回来。她担心回来后，姑父要她回家，她不愿意回到他们家。不得已，一直在国外生活，她想离婚以后再回来。后来，因工作的需要，我哥哥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来回跑。有一次，哥哥回来一趟，好不容易给姑妈办好了离婚手续，姑妈可以回来了。我们劝她不要回来，毕竟在国外工作、生活了这么多年，回国后会很不容易适应国内的生活，可是姑妈执意要回国。姑妈回来的时候，我姐姐在上海工作，她在我姐姐附近租了一间房子，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姐姐帮忙。新中国成立后，姑妈开始有点害怕了，她不了解共产党，后来又重返美国，再也没有回来。姑妈已经去世了，那时候她大概95岁了。

　　王德禄：你们这个家庭很有意思，您能详细介绍一下您的家庭吗？

　　王明贞：我们家是一个大家庭。我祖母叫谢长达，是苏州有名的女权运动倡导者。祖母30多岁的时候，祖父去世了，她带着几个孩子生活，经济上存在很多困难。按照当时的观念，30多岁的妇女是不允许出门的，可是祖母坐着轿子，去为人家打抱不平。周围的农民受地主欺负了，她也会出来讨公道，跑到衙门替农民打官司，农民用轿子抬着她去。当时苏州还是个小地方，很多人都知道她，也有很多人怕她。祖母组织召开妇女放足会，号召那些受封建习惯影响裹脚的妇女站起来，自己解放自己，有时候她还倡导一些老年人加入。对那个时期的妇女来说，能够做到这些已经很不容易了。

　　父亲小时候念同文馆，平时不去学校，在家里自学英语和数理化，甚至在家里自己做化学实验，可以说父亲是自学的典型。后来父亲去英国留学了，学习机电工程，毕业后到德国西门子电机厂实习，很有成就。父亲发明了很多东西，现在很多都失传了，有些东西我都不知道是父亲做的，美国的工程文献上却有记载，可见美国的文献记载很全面。父亲去世很多年以后，有一次哥哥去美国开工程学会，会上有人提到父亲搞的工程方面的一个小发明。哥哥在国外听见有人提到父亲的名字，很高兴。我小时候，电风扇不会摇头。父亲说，电扇如果能摇头不是更好吗？他开始研究，发明了转动式交流直流变压器。

　　父亲曾经在中央研究院当研究员，1934年退休。父亲信佛，编写了一本《佛学与科学之比较》，书中提到了爱因斯坦、牛顿等名人。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是科学，不懂佛法与科学这些理念。父亲跟外国人经常来往。英国有些人相信佛教，父亲跟他们通信。父亲还给我们讲佛学，讲得相当深奥。父亲信佛以后，不杀生，平时看见蚊子也不打死，逮住，扔出去。后来父亲得了肺病，姐姐劝他注意营养搭配，不能只吃素食，要吃点荤的。父亲不听劝告。

　　我们兄弟姐妹一共12个，有好几个未成年就死了。我的同母兄弟姐妹共有五个，上面两个哥哥未成年死了，老三是姐姐王淑贞，老四是哥哥王守竞，我是老五。我的母亲叫管尚德，生下我没多久，得了产褥热，去世了。母亲去世以后，父亲又娶了我母亲的妹妹管尚孝，也就是我的继母。继母也生了几个小孩，第一个小孩未成年死了，后来又生了王守瓈、王守融、王守武和王守觉。

　　姐姐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她说看到家里有人病了，要请医生，母亲也是生病死的，她就想学医学，觉得当医生很好。王守瓈是学文科的，毕业于清华大学，和妹夫陆学善一起去英国留过学。王守瓈回国后基本上没什么成就，现在在天津大学教书。我有两个弟弟，一个叫王守武，另一个叫王守觉，他们都是搞半导体的。那时候，大家都说半导体很时髦。王守武去美国留过学，拿到了博士学位。他出国很多次，到法国去过几趟，美国也去过几趟，有时候是出去开会，有时候是去买仪器。王守觉进半导体所的时候，王守武已在半导体所。大家都知道半导体所有“二王”，都相当聪明。有时候，做半导体器件，王守武赞成用基本方法，把产品中存在的所有理论问题先解决掉，再制造产品。王守觉强调想办法先把产品制造出来，再探讨解决其中的理论问题。王守武说，你这样子能做出来产品吗？这样不行。可是王守觉按照自己的想法做成功了，所以他“看不起”哥哥。这兄弟俩意见不一致，一开会就吵架。

　　我们小时候，父亲不让进学校念书，他要自己给我们讲课，是母亲把我们送去学校上学的。父亲对我们凶极了，平时不让我们随便出去玩，让我们在家里练习写毛笔字，写完100个字才可以出去。我们拿笔描红字，描得不好，就补一笔。实际上，写毛笔字应该是一笔一笔地写，不能补，补就等于是画画了。我们写完拿给父亲看，他拿去一照就看出来了，这样写的字不算数。哥哥岁数稍微大一点，父亲让他看报，看一小段，讲给父亲听，讲完才可以出去玩。我们都很怕父亲。

　　继母对我们比较好，把我们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对待。有时候继母也很凶，我们在她面前不敢说话，尤其是我们撒谎，她会打我们。有一次我不小心闯了祸，继母问我是谁干的，我怕她，不敢承认是我干的。继母把几个小孩挨个叫来盘问，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我干的。她打了我一顿，对我说，如果当时你承认错误了，我就不会打你，可是你说谎了，这样不行。后来我又在外面干了坏事，不等她盘问，赶快承认错误。继母说，虽然你干了坏事，但是已经承认错误了，我就原谅你，不打你了。

　　杜开昔：您是通过什么方式出国留学的？

　　王明贞：那时候，我一心想出国，什么事情都不管，结婚的事情也不放在心上。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曾向美国密歇根大学申请了一次鲍勃（Bob）奖学金。密歇根有一个人叫鲍勃，他给中国、日本、挪威的学生提供奖学金，中国名额多一些，因为中国人口比较多。鲍勃奖学金的获得者都是凭在大学期间的分数选拔出来的。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觉得好玩，让老师给写了几封介绍信。奖学金的说明写得很清楚，去学校的路费自理，他们只负责提供四年的学费。没想到，鲍勃同意给我提供全额奖学金。我是一个穷学生，没有路费，又不好意思直说，就撒了个谎，说我母亲生病了，去不了，等我母亲病好了再去。

　　我一边在燕京大学做助教，一边念研究生。硕士毕业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长吴贻芳邀请我去她那里教数学和物理。我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了两年课，积攒了一些钱，足够用作路费。这时候，我想再次申请鲍勃奖学金出国留学。开始我以为，自己拿到了硕士学位，还有两年的教学经验，会很容易被录取。可是这次没有被批准，我感觉很灰心。

　　后来，教育部组织庚款留学考试，我报名参加了考试。当时清华物理系比较好，物理方面的各科命题人大半是清华物理系的老师。我是燕京大学的，不知道考试题目的类型，与清华大学的考生相比，我比较吃亏，但是我仍然坚持自学，下决心一定要考上。

　　我一共考了三次。起初，美庚款、英庚款各考了一次，没考上。我又考了一次英庚款的。当时国民党政府负责英庚款出国留学考试的人是杭立武。杭立武的夫人陈月梅和我是金陵女子大学同班同学，预先得知了内部消息，打电话告诉我，这次你的考试分数是最高的，肯定考上了。考试总分数好像是这样计算的，专业课成绩占总分的60%，英语成绩占总分的30%，中文成绩占总分的10%。录取时先看这三科成绩，专业课成绩最重要，然后再看总分。按照这样算出来的总分，那次我确实考了第一名，我的专业课成绩比总分得了第二名的男同学少半分，理应让我出国。第二天报纸上刊登出来允许出国留学人员的名单，里面没有我的名字。我感觉很奇怪，既然陈月梅给我打电话了，为什么不让我出去？后来我才知道，当时考试委员会主席是吴有训，不让女的出国。委员会所有人都赞同他的说法。当我的老师得知我考了第一名没有被录取时，她亲自去找考试委员会。回答说，报纸上已经刊登了，不能改变了。从此以后，我不再考庚款了，女的就是女的，考上也不会让我出去的。

　　事后我才听说，当时留学考试的命题人是吴有训。我哥哥也是考试委员会的，负责出理论力学的考试题目。所有的考试题目哥哥都知道，要是他把题目告诉我，那我考试起来很容易啊。可是我们家人不做这种事情。

　　1937年秋，日本把战火烧到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大本营迁往四川成都。南京留下一部分人在学校做救灾工作。有一次，我出去买东西在大街上碰到哥哥的车路过，他悄悄跟我说，你们赶快离开南京吧。因为哥哥跟国防部有联系，他知道内部情况。我听了哥哥的话，和一位同事一起离开南京，去了汉口。几天后，果然发生了南京大屠杀，那些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老师和学生受日本人的欺负，很惨。如果不是哥哥这句话，我真不知道后来会怎么样了。后来哥哥从厦门给我写信，让我出国。我想，现在国内乱得要命，那就出去吧。学校不开课，在国内什么事也做不成。正好这时候，吴贻芳和一部分师生还在汉口，她说如果你想去密歇根大学，我可以帮你写一封推荐信。吴贻芳就是靠鲍勃奖学金到美国留学的，她和鲍勃很熟。吴贻芳说，即便是你没有教学经验也会让你去，更何况现在你有教学经验，更可以去了。后来，她给我写了一封推荐信，1938年我去了美国。

　　我在美国碰到了乌伦贝克（G. E. Uhlenbeck）教授。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这也许就是我的幸运，如果考上了英庚款，去英国留学了，我可能碰不到这么好的老师。

　　王德禄：您后来申请鲍勃奖学金的时候，他们提供路费了吗？

　　王明贞：没有。当时我姐姐在上海当医生，我是可以问她要路费的，可是我不愿意找她要，我想自己工作赚钱。我先工作了几年，攒了一点钱。那点积蓄做路费，足够。

　　王德禄：请您谈一谈在美国留学期间的经历。

　　王明贞：到了密歇根大学，第一学期，我在电动力学班念书。电动力学班只有我一个中国女学生，老师对我很好，我也很争气。第一次期中测验，我下决心考好，给他们一个惊喜。考完试的第二天，丹尼斯教授宣布成绩说，你们怎么考得这么差，成绩比较好的只得了二十几分。很奇怪，我感觉自己没有做错什么题目啊。教授走出门去，我问他我得了多少分，老师说一百分。我没有再问别的，也没有说话，以免老师以为我在炫耀。

　　第二学期，我在理论力学班念书，古德斯密特（S. Goudsmit）教授是我的物理老师。念完博士必修课以后，第三年我就开始做论文。本来古德斯密特教授要做我的导师，后来MIT邀请他去参加雷达实验室的工作，古德斯密特教授就把我介绍给他的好朋友乌伦贝克教授。1943年他们两个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其实在二年级时我就听过乌伦贝克教授教的统计物理和热力学两门课。他讲得很好。当得知他当我的论文导师后，我感觉非常幸运。

　　1940年秋天我开始着手准备博士论文，论文的主攻方向是关于玻尔兹曼方程的解。乌伦贝克教授指导我查阅了一些文献，剩下的时间都是我自己琢磨，每周和他讨论一次。1941年春天下半学期，有一天，乌伦贝克教授告诉我，只要把玻尔兹曼方程解的大意写出来交上去就行了。我听了非常高兴。乌伦贝克教授接着说，你已经有了材料，最多花一个月的时间就能把论文写出来。你还有一年的奖学金，不知是否愿意用这段时间和我合作做一些关于统计物理基础的研究，我当然希望能跟着他多学一点知识。暑假期间，乌伦贝克教授让我印了一些德国的文章，他没有时间看这些文章，让我看完把文章的大意讲给他听。一开始我觉得这样做很好，毕竞我学会了德语。过了一段时间，学校要我们检查身体，密歇根大学校医院的医生给那些从来不看病的外国人做体检，校医看了我的病历，让我多注意休息。那时候我有点害怕，以为自己肺部出了什么问题，担心不能回国了。后来得了失眠症，我晚上睡不着，白天没有精力做事。乌伦贝克教授看到这种情况，不再让我给他讲文章。那时候，整天待在学校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没有工作，也不能回国，乌伦贝克教授让我去治疗一段时间，最后一年我没有做研究，时光基本上都浪费了。后来才知道我的肺部什么问题都没有，只不过有个疤痕。我把论文写完，结束了学业。

　　1942年我拿到了博士学位。那时候，美国的船和飞机不在太平洋通行，我没办法回国。我的朋友吴懋仪在波士顿，她让我去波士顿暂住几天。古德斯密特教授也在波士顿，让我去玩。当时我还没有找到工作。古德斯密特说介绍我去MIT的辐射实验室。去之前，FBI调查了我的人事关系，看我是否有亲日行为。古德斯密特教授说可能要调查很久，让我不要着急，也不用去找别的工作，FBI调查不出问题就让我参加工作。古德斯密特教授是物理界的权威，也是MIT的教授，有实力把我安排进去。三个月后，FBI把我的情况调查清楚了，允许我去辐射实验室工作。几经辗转，我真正到MIT已经是1943年了。

　　古德斯密特教授让我暂时在理论物理组。辐射实验室是保密机构，古德斯密特不愿意找外国人做保密性的工作，当时辐射实验室只有一个中国人。因为我们研究的是打日本的飞机用的东西，每人每星期都要写报告信，去调查背景情况，以便了解有哪些东西需要改变。古德斯密特教授不愿意让不可靠的人做这件事。我在数字计算室工作，主要为理论组的成员服务。当时女性大部分是做辅助性工作，在实验室工作的很少。刚开始，一些美国人对我很冷漠，几个月后，乌伦贝克教授调入理论物理组担任实验室主任，他在密歇根大学和雷达实验室两个单位来回跑，一个月轮一次。此后，我搬到乌伦贝克教授的办公室，我们师生两人一起研究噪声理论。我在乌伦贝克教授的指导下编写了一本关于噪声理论的书籍，书名是《阈信号》。这本书的序是乌伦贝克教授写的，主编也是他，当然我的名字也在上面。我一直研究噪声理论，用了两年多才把那本书编完。1944年夏天，我根据博士论文阶段的工作，与乌伦贝克教授合作写了一篇关于布朗运动理论的文章。二战期间，雷达研究所的研究成果都是机密的，不能出版。雷达研究所在这四五年的时间做了很多工作。1945年秋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MIT把这几年雷达实验室为抗战做的保密工作，以丛书的形式出版了，大概一共有20本，其中一本就是《阈信号》。这套丛书我现在还保存着，书中有很多内容非常有价值。

　　我和乌伦贝克教授合作得比较好，和他一起共事了几年。文革期间，我在监狱接受审问的时候，他们问我和乌伦贝克为什么那么熟，我说，他是我的老师，很喜欢我，老师和学生亲密地来往，很正常。他们以为我是回国给美国做特务的。他们对乌伦贝克的情况也做了调查。那时候，乌伦贝克已经离开MIT了。

　　乌伦贝克是一个好老师，对我的帮助很大，我从他那里获得很大的信心。我对他是有感情的，回国后一直和他保持联系，我们经常通信。我还保存着他寄来的相片。现在乌伦贝克的眼睛看不见了，听力也不是很好，他就让他夫人与我通信。我现在很想念乌伦贝克。

　　杜开昔：您在MIT工作了多长时间？

　　王明贞：我是1943年去MIT的。1945年9月，有一天，我正在整理手头的工作，忽然接到哥哥王守竞从华盛顿打来的电话。他说希望我去给他当管家。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军政部的俞大维让我哥哥到南京筹建光学器材厂，他就去了。俞大维的儿媳妇是蒋经国的女儿。俞大维和德国人结婚，生了一个男孩。蒋经国和苏联人结婚了，生了一个女孩。蒋经国的女儿与俞大维的儿子结婚了，生的小孩子也很聪明，混血儿嘛。俞大维自己也很聪明，什么东西都学得很好。1936年，俞大维让我哥哥负责开办中央机器厂，担任厂长。再后，宋子文要派一个人去中国驻美物资供应委员会，那里需要一个值得信任的人管理财务。宋子文看中了我哥哥，因为他知道我们家人都很正直，我哥哥也有能力胜任这项工作。宋子文执意让我哥哥去，哥哥就去了。当时嫂子不在美国，房子太大，他就让我帮他管家。

　　接完电话，我向乌伦贝克递交了辞职信。经乌教授批准，我工作没做完就离开了MIT，11月底到了华盛顿。三个星期后，哥哥说我不需要一整天来料理家务，随即把我安排到他所在机构的电报室帮忙。电报室分为中英文两个组，我在英文组做统计，主要用计算机处理统计数字。

　　1946年年初，我嫂子带着孩子们去了美国。我准备买票回国，当时太平洋刚通航，不好买票。我在密歇根住了几个月，与我的老朋友见面。1946年年底才买到船票。我是乘坐很小的兵船回国的，出国的时候是乘坐“总统号”大轮船。

　　王德禄：当时有哪些中国人参加了曼哈顿计划？

　　王明贞：我不知道。我刚到MIT的时候，MIT只有一个姓朱的中国人。后来，我的表妹夫葛庭燧也去了美国MIT，我还去过他家里。葛庭燧参加过曼哈顿计划。

　　后来，孟昭英也去了MIT。他们都是研究固体物理的，我是搞理论研究的。孟昭英和我同龄，我在燕京大学念书的时候就认识他。我去MIT的时候，孟昭英刚博士毕业，在MIT做助教。我没在MIT念过书，可是现在MIT把我看作他们的毕业生。

　　杜开昔：能不能讲一讲1946年您回国后的情况？

　　王明贞：1946年回国后，父亲在苏州病得很厉害，我去苏州陪伴了他们半年。后来我想去找工作，当时国内在打仗，母亲说，上一次出国前你差一点死在南京，如今你还是去南边工作吧，离战区远一点。正好我的妹夫陆学善认识云南大学的校长，他写信介绍我去云南大学教书，学校同意聘用。1947年夏天我去了昆明。不久，我遇到了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先生，他介绍我认识了俞大维的侄子俞启忠。启忠是搞教育研究的，当时在昆明师范学校当教育研究室主任。1948年我和启忠结婚了。

　　1949年昆明还没有解放，物价飞涨，我们上午拿到工资，不敢存进银行，赶快买生活必需品。启忠没有出过国，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带他出去见见世面，启忠同意了。我给乌伦贝克写信，请他帮忙找工作。很快，我收到了回信。乌伦贝克在信中说让我去诺特丹大学物理系，参与海军部资助的研究项目。

　　1949年8月初，我们一起坐船去了美国，这也是我第二次去美国。我在诺特丹大学工作了一年半。启忠开始主要是考察学校，参观访问。半年后，他也来到诺特丹大学。

　　杜开昔：当时乌伦贝克在诺特丹大学吗？

　　王明贞：乌伦贝克不在诺特丹大学。我在诺特丹大学不教书，主要是写点文章。1952年年底，我们想回国。那个时候美国政府不允许学理工科的中国学生回国，学文科的可以回国。我们不想为敌人做事，就辞掉海军部的工作，向美国移民局申请回国。美国移民局说我在MIT的辐射实验室工作过，知道他们国家的国防秘密，不允许我回国。如果我偷偷回去就罚款5000美元。当时我很害怕，我们没有那么多钱，不敢偷偷地回国。俞启忠是学文科的，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

　　大概是1953年，我们辞去工作去了美国西部。我们的钱慢慢花完了。没有钱吃饭，我们就给加州南部的一个学校写信，写了五六封。第一封回信是从加州的一个小地方寄来的。后来启忠提议按着信件的地址去找那个学校，学校位于一个山谷。到那里一周后，我们与学校的负责人联系，要求做一些研究工作，薪酬方面只要够生活费就行了。负责人一听我们很有学问，非常高兴，就来接我们。后来我们发现，我们的工作就是给几十个小孩补习功课，不能做研究。我们又辞职去了美国中部。

　　我们乘船到了旧金山，一下船就赶快找了一个相对便宜的地方住下。现在想起来，那个地方很可怕。有时候，我们半夜听到敲门声，咚咚咚，声音很大，很吓人。我们就换了一个地方。后来才听说那里住了一些失业人员。经熟人介绍，我们认识了一个美国女人。她很热情，认识一对开小旅馆的中国夫妇。这对夫妇自己不愿意管账，他们想聘请一个人白天管理旅馆和账目，那个美国女人就介绍我们去了。这对夫妇看到我们很可靠，就让启忠管理账目。

　　我也想找一份工作，可是不好找。我在报纸上看到有些地方招聘会计，我是搞数学的，一周肯定能学会，就去面试。一听说我是博士，招聘人员说感觉有点晕，博士怎么找不到工作呢？我没有告诉他们我要回国。那个人说暂时没有工作。我想，他是不想录用我。那个时候物理学家找工作很容易，我估计那个人一猜就知道我是暂时失业的，不可能在他那里工作太久。没办法，我只好待在家里。启忠在后台管账，每个月的收入够我们的生活费了。无事可做，我就自学做皮包。我做皮包做得很好，朋友还夸奖我了。当然，皮包还可以设计成各种样式，甚至可以刻上名字，这是件很好玩的事情。

　　工作了一段时间，积攒了一点回国的路费，我们就申请回国。美国移民局来问我们为什么要回国，FBI也来问我们干吗回国，我们说中国是我们的家，我们要回家。我们有很多朋友，很多兄弟姐妹都在国内，当然要回去了。有一次美国移民局的人问我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说我没有资格做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党员很好，不是很容易做的。

　　乌伦贝克知道我要回国，劝我留下来。乌伦贝克是物理界的权威，认识很多人。他说我想到哪里他就介绍我去哪里，但是不赞成我回国。古德斯密特赞成我回国，他说中国人应该回到中国。当时我已经下定决心。我和启忠是1955年5月回来的。

　　本文选自《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侯祥麟，罗沛霖，师昌绪等口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