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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化所 “清理阶级队伍”的控诉 |
“清理阶级队伍”是毛泽东指令进行的全国性大运动，是文革中最残忍的运动之一。
华保定，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金属腐蚀和防护”研究室科研人员，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工系，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指控为“特务”，遭到残酷的“审查”，还将被“从严处理”逮捕进监狱。1968年11月28日上午，他触电自杀身亡在家，年仅37岁。他身后留下14岁的女儿和两岁的儿子。 “清理阶级队伍”在这个研究所夺走了五个人的生命。另外四名受难者是华萼，吕犹龙，郑绍基，余柏年。后三人都和华保定在同一个所谓“特务案”中被害死。
华保定的妻子沈行素写了下面的文章，记录了这段黑暗残忍的历史，表达了对亲人的深切怀念。让我们向这位有情有义有行动的受难者家人致敬！
2008年清明节
沈行素
1968-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简称“清队”）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简称中科院应化所）造成了三条命案：华萼，华保定和余柏年。如果算上文革前不久调到中科院半导体所（筹建中，暂设在北京）的吕犹龙和调到长春光机学院的郑绍基，那恐怕就应该算五条！可是当年在应化所闹得如此轰轰烈烈，惊天动地，又宣称过战果辉煌的“清队”运动，最后却不了了之。
虽然 1969 年初毛泽东曾发出过最高指示说：清队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从而结束了这场运动，但有关当局却从来没有向群众，受害者本人及其家属宣布过为什么“事出有因”。至于“查无实据”，不再追查了，1978年又开大会给有关人员平反昭雪了（那还得感谢当时的胡耀邦总书记冲破党内种种阻力做的一件大好事，虽然也仅仅是宣布所有不实材料从档案中销去而已，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材料，说明事由和结论），那你们就应该自己明白，不需要解释和道歉的。
大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作为华保定的遗孀，当时的应化所会计科没作任何解释曾让我去领取 300 元抚恤金（相当于当时我两个多月的工资），一条人命就值这点钱？我拒绝去领。平反昭雪后我不得不接受了，并开始领取小的一个孩子每月 20 元的生活补助费至1985年满 18 岁。可笑当时我所在的研究室党支部书记（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转业军人，专职做全研究室二十来人的政治和思想教育工作）竟然对我说，我应该“感谢”党把华保定的问题搞清楚了！
我内心一直把“清队”看作和清朝的“文字狱”一样，那时的外族统治者害怕失去皇权的恐惧心理，使他们无中生有地“想像”出了许多敌人，由于搞“逼，供，信”，结果株连无数，冤死无数。有人仅仅因为诗作中有这样两句话：“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被认为是影射清人没有文化，有反清思想，遭到杀身之祸。这场冤狱最后无法向百姓交代，只好百般掩盖，销毁有关档案和文字材料，以致今天有很多人不知道这段历史，或知之也不详，有关资料也很难找到。1998年应化所建所50 周年大型纪念册（到香港去印的，印制得异常精美，讲究）上，对如此重大的“清队”事件只字不提。对50年代在国内建立“金属腐蚀和防护”这门学科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余柏年和华保定也是只字不提（所内与他们类似地位的人都提到了，并还附有照片），好像他们从来就没有在应化所存在过一样，可见是有意要把这一段见不得人的事件从“所史”中抹去。我早就想把我所知道的一些内情写下来，虽然是极其有限的，但已可从中看出，这场运动是如何的荒唐可笑。那些口口声声标榜自己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专案组人员，可以不受任何法律的制约搞“逼，供，信”，制造了这些冤案，最后却不承担任何责任。
应化所的“清队”也可以说是全国这一运动的缩影，如与应化所一条马路之隔的中科院长春精密光学机械研究所可能后果更为惨重。改革开放后平反冤假错案时，当时该所的所长，学部委员（现在改称科学院院士）王大珩曾在大会上作报告说，光机所“清队”中使用了坐老虎凳，灌带有钢渣的废机油，吊打，电击等酷刑，迫害致死的人比应化所还多。应该趁有些当事人还健在的时候，好好回忆一下，留下一些原始文字资料供后人研究这一段惨痛的历史作参考。
大概是1968年年中从应化所“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当时一些大型企事业单位都进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传队，实行军事管制）突然传出，应化所是一个特务窝，潭深王八多！有四条特务线：一曰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线，二曰美帝特务线，三曰苏修特务线，四曰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占领区的伪政府主席汪精卫手下，叫做“76号特务组织”的残留份子线（我是第一次听说，始终没弄明白都干过些什么坏事 ）。这四条线又粗又长！
接着，全所立刻停止工作，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随后整个应化所便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很快，一些所谓的“老科学家”（当时把在国民党时期做过科研工作的人都叫老科学家，其中有一些是留学欧，美，日等国的）一个一个的被隔离起来，关在当时被称作新大楼的五楼（该楼层还未被启用，其作用相当于北京的“牛棚”）。后来扩大了有问题的对象，前后被关押的可能有数十人之多（当时全所约1000 来人）。我们研究室（我和华保定在同一个室，叫“金属腐蚀和防护”研究室）的主任余柏年是较早上五楼的一个老科学家，据说他除了美帝特务线（未曾留学美国，但五十年代被送到苏联留过学）其他三条都沾上了。他平时表现积极，靠近党组织，可能还提出过入党申请，我们与他相处十多年，简直不能相信这件事。很快成立了他的专案组，当时组内一个出身较好（劳动人民家庭出身之谓也），但工作能力极其平庸的高中毕业的女实验员担任专案组组长。专案组成员除了党的积极份子外还有称作实验工人的转业军人（在当时被形容为“大学毕业以上的知识份子成堆”的应化所内流传两句话，叫作“卑贱者最聪明，知识越多越反动”。
60年代科学院各研究所进入了一大批小学和初中文化水平的复员和转业军人，到行政机关做干部或到研究室做实验工人，这叫“掺沙子”），接着组织革命群众对他进行审问。华保定当时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是革命群众，而是与一帮所谓有问题的人在一起，勒令写交代材料，白天大部份时间参加劳动。于是每天苦思苦想，把自己经历过的一些重要的事一一回忆起来，并批判自己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带给自己的许多错误思想，给自己上纲上线。亏他有一定写作能力，写了不少。我看着心中很难受，但谁敢违抗。我参加了几次对余柏年的审问，场面非常恐怖。专案组人员凶神恶煞般，声色俱厉地向他提问，要他坦白交待。他解释，就说他不老实，罚他站起来，不让坐，余柏年完全像一只可怜的任人宰割的羔羊。我是什么名堂也听不出来，本来我大概也不能算是革命群众，是让我去受教育的。我只感到害怕得心惊肉跳，后来也不让我参加了。
听说曾对余柏年实施过“疲劳轰炸”，七天七夜基本上不让他睡觉，审问他的人则轮班休息，这也叫“车轮战术”，“连轴转”。如果认为他回答不老实就罚他站，认为交代了一点就让他坐一会儿，听说到后来脚背肿得只能穿拖鞋，站在那里双腿不断打颤。但即使采用这种残忍的审问手法（听说还采用过拷打等等），余柏年最后还是被当作从严处理的阶级敌人，在一次全所宽 / 严大会上，由军管会主任正式宣布后被公安局来人戴上手铐带走了。同时被带走的还有所长吴学周，但据说由于他是学部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故受法律保护，被押送去吉林大学招待所看管起来。还有一个因坦白而从宽处理的人，只记得一片胡言乱语，听也听不懂，我只感到害怕得心惊胆颤，气氛恐怖万分。
这之后，厄运就突然降临到华保定头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集中火力”对付他了。我们1952年从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后才参加工作，历史清白，心中坦然。专案组一开始就说他不老实，写了那么多没用的东西，想蒙混过关。逼来逼去，看实在逼不出东西来，就开始向他 “抛” 材料了，也就是所谓的“诱供”。如问：五十年代哪年哪月你填过一张什么表？可能还断断续续给了其他一些暗示。想啊想的，可能想了好几天，想起来了。他在大学时看了一些英文的科普文章，综合起来后曾向“化学通报”投过稿，参加工作后也投过有关金属腐蚀和防护等方面的科普介绍稿。当时“化学通报”的主编北大教授徐光宪（是否此人，也可能我记忆有错）给他寄来一张表，聘他为通讯员，难道这是一张参加特务组织的表？（我猜测吴学周所长很可能参与此事，因为徐和吴都是化学界同辈知名学者，徐可能通过吴了解过华）把这事一交代，专案组的人就冷笑，说你很聪明，你知道受蒙蔽无罪，不给你“点”出来，你就不交代。天啊！这怎么能说得清呢？又问：哪年哪月你出差北京，去了化学所，干什么去了？想啊想啊，好像有这么一件事，吴学周所长让他顺便带一份材料给化学所柳大纲所长。因为不认识柳所长，他交给所长办公室之类的人转交的。把这事一交代，又是一阵冷笑，说你很狡猾，你知道直接接触不好，所以通过第三者。又说他挤牙膏，给他点出一点，就挤一点，交待一点，不点出就不交待。看来他是在帮助他们传递情报，自己陷进去了还不知道。诸如此类，好像还给吉林化工研究院传送过什么情报。慢慢地体会出来，他是一个很受重用的小特务，而且是小特务头子（后来专案组的人曾告诉过我有十几份材料可“证明”华保定是特务）。
但最严重的事是华保定参加了一项国防任务，知道了一个重大的国防机密，据说这些情报都已经送到台湾去了！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军队大练武，炮兵部队练习实弹打炮。由于黄铜壳以及铁芯镀黄铜（为了节省黄铜）壳的炮弹储存在山洞里，空气潮湿，弹壳表面受到严重腐蚀，在实弹演习时卡在炮膛里发射不出去，造成“炸膛”，打炮的战士死伤很多。这种事如果发生在战场上，后果不堪设想，必须尽快解决。五机部下属黑龙江砚子山一个兵工厂来人到应化所请求帮助解决。当时正是1967年文革两派大武斗，全所基本上停止工作。可能是吴学周所长和室主任余柏年的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华保定。华保定因为出身不好（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本来是没有资格参与这种保密工作的。但是为了尽快解决问题，只能交给被认为业务能力最强的人了。华保定得到组织的信任，很感动，马上投入工作。配给他一个出身好的中专毕业的女实验员与他一起工作。当时那位女同志正在谈恋爱，到偏僻的山沟沟里去出差，而很多人当“逍遥派”可以不工作，很不愿意，老吵着要回来。
华保定用他扎实的腐蚀理论基础和很强的科研能力，很快就研究出了用一种不产生厚度（因而不会卡在炮膛里），他称之为“钝化漆”的水溶性涂料解决了这一问题（他说这种靠与黄铜等表面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一层“钝性（也有称惰性）”的，能耐大气腐蚀的金属表面化合物的涂料还没有在文献上见到过）。试片通过腐蚀学科中常规的盐雾箱大气腐蚀加速试验，可以预测有很长的保护期。锈蚀的炮弹经过表面除锈和用这种涂料处理以后，再去实弹发射，证明效果很好。兵工厂领导对他很满意，当然还有许多可以改进和完善的工作要做，但是1968年下半年应化所召他回所了。在审问他的过程中他告诉我，他在砚子山与工厂的同志关系搞得很好，他们也不防备他，他无意中听到了一个非常机密的情报，把他吓了一跳。他曾把这件事向余柏年，可能还有吴学周所长汇报了（1968年春节假期他回长春家中过的），但是从来没告诉过我，所以我至今不知道内容。看来这条消息已经送到台湾去了，他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啊！
专案组说他“削尖脑袋往保密工作中‘钻’，这是你的阶级本性决定的”（这句话不知是哪一个人发明出来的，在审问他时，个别群众不断地重复着说）！更为荒唐的是，专案组的想象力如此丰富（这叫用“攻心战”来让“敌人”开口，听说各专案组之间常作为经验来交流的）竟然对他说，你知道干特务危险，所以连孩子也不想多要！（五十年代末我做过人流，华保定对有些人说过，他只要一个孩子就够了，多一个孩子就等于降三级工资，养不起，再说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来照顾孩子）。一盆盆脏水往他身上泼，人格的侮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更其严重的是说，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这个案子是“板上钉钉，要人证有人证，要物证有物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由于认为他不老实，一天到晚站着被审问，晚上12点以后回到家中已精疲力尽（据说没让他上五楼，是因为他态度还算好）。加上痔疮发作，肛门脱出，身心都痛苦不堪。吴学周所长和余柏年都送公安局了，是否应化所真有一个特务组织存在，自己陷进去了还不知道？他说，我只好承认了，还可以得到从宽处理。我说你不是特务，怎么能承认，肯定还要你交代，你交代不出来怎么办，他痛苦地说你不要管我了。第二天他回来对我说：你的话是对的，我不该承认，我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你也是特务，是我和余柏年发展了你，叫我怎么交代，我们只能相对以泪。从那以后专案组就不准他把审问的内容告诉我了。
记不得过了几天，1968年11月28日上午，他触电自杀身亡在家，年仅37岁。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听说“清队”中自杀的“特务”几乎都没有留下遗言喊冤，怕给家属带来更大的灾难）。我后来才知道，他死的第二天原定要开全所第二次宽 / 严大会，据说，如果最后一天他能“彻底坦白”，就可以从宽处理，否则和余柏年一样送公安局，当然这个会没能开成。
他一死，我（正在劳动）马上被带去审问。扩大了的专案组另一个党员女组长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地对我说：“华保定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华保定已经承认是特务了，是你不让他承认的，现在“线”断了，但问题还是会搞清楚的”。我说我们不是特务，你们为什么要逼我们承认。她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什么你们，我们，要按着你们，我们都得人头落地！你必须交待你的特务问题！”接着我被带上五楼，一人一间（约三十来平方米），门上有一块小玻璃窗供监视之用，仅有一张榻榻米供睡觉用。从家中送来一些最简单的生活必需品，四卷毛泽东选集，一本毛主席语录和纸笔，勒令写交代材料。每天听外面大喇叭广播（整天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无它事可做。吃饭看守送进来，每天定时几次被看守押送去同一层楼的一个水房和厕所，见不到任何别的一个人，但知道每个房间内都关着人（后来知道有的大房间用胶合板分隔成几间），至少有二，三十个大小不等的房间。我把华保定在审问他期间对我说过的一些话写下来交了上去。在下一次审问中，他们把我写的材料“扔”回给我，说你还在为华保定“评功摆好”哪！我说我没有什么好交代的，我要与说我是特务的人当面对质，当然得到的只能是冷笑。我问我什么时候能下楼，我还有两个孩子。他们说你想下楼，必须把你自己的问题交代清楚。我当时万念俱绝，真是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答。我把发夹在水泥地上磨尖了，扎破手指写血书：“有冤无处伸！”晚上睡不着或被恶梦惊醒，恐怖万分，真想一死了之。两个孩子，只好对不起他们北京的姑姑，想来她会收养他们的，虽然姑夫还是右派，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由于我写不出材料来交上去，也就没人再来过问我，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挨过去了，我在五楼度过了1969年的元旦和春节。3月中旬，有一天突然叫我下楼了。我说你们必须告诉我，为什么要把我关在五楼，我的问题搞清楚了没有。他们说让你下，你还不想下？我知道再争也没有用，只好回家了。下来后我才知道，我那还不到两岁的儿子华晟（由一个老太太照看着）由于麻疹并发肺炎，差一点送命，是他姐姐华非非（当时还不到14岁）到中医院求一个老中医，他大概很同情我们，开了一种很名贵的控制使用的中药，才救了过来。
我下来后才知道，在我上五楼后不久，大概是1969年年初，毛泽东发出一道“最高指示”说，清队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实际上这个运动已不了了之。但五楼的人还是又关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陆续放了下来。余柏年依旧关在公安局，后来因尿毒症准备放他回家保外就医。正好赶上周末，公安局的手续来不及办，要等到下周一。余柏年原以为很快就能回家见到家人了，异常兴奋激动，但一下子又变卦了，竟然等不及再熬两天，周六夜晚突发心力衰竭，猝死在公安局医院，家属去看他时已不能说话。原来很发福的一个人已瘦得脱了形，50多岁的人头发全白了，连家人都认不出他来了。关了约一年左右时间的单间（由于还没有判刑，不能送监狱），不知道这些日子是怎么挨过来的。后来听说他的问题本来早该解决了，由于应化所和公安局有关人员相互之间推诿责任，双方都下不了台，因而被耽误了！但无人有权去追究。吴学周也很晚才放出来，身体很衰弱，视网膜脱离，一只眼睛全瞎了，另一只视力也极差。一场惊天动地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烟消云散了，谁也不用负任何责任！
我一直在想，华保定无意中听到的那个国防机密会不会是与解放台湾的军事行动计划有关？这个重要的机密也许只有他们三个人（吴学周，余柏年和华保定）知道，在“逼，供，信”下不知是“谁”，不考虑后果首先编造故事，然后“坦白”出来，以为这样就可以得到宽大处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三个人，尤其是华和余两人命运最惨。但这只是我的猜测，谁能告所我真相呢？我后来听说有一些“咬”过别人的“特务”对人说，他们被逼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咬”了一些年轻人。他们以为只要专案组人员肯动脑筋去调查一下，就会发现这些人根本就不可能是特务，那么自己的问题也许就会搞清楚了。但专案组人员只要你供了，他们就信。
听说有关“清队”的档案材料，在改革开放后军管会撤出应化所前在文件焚烧炉内烧了三天三夜，可能都销毁了，已无法看到当时现场的审问纪录。专案组的人员很多现在还在应化所，但推诿责任还来不及，有谁愿意出来说出这件事的真相呢？可笑的是后来听说给台湾发电报的电报机是装在我们家电视机后面（因为华保定懂无线电技术，有一些腐蚀电化学实验用的电子管仪器如恒电位仪等，都是自己设计并焊接组装的），为什么那时全应化所就我们和余柏年两家，买了国内刚生产出来不久的12英寸北京牌电子管电视机？（实际是因为余柏年的儿子在刚建成不久的长春电视台工作，他们动员我们也买一台）为的是做掩护！似乎还听说是拿了特务经费的钱去买的。但为什么早不检查，晚不检查，直到华保定死后，我上了五楼，才到我们家去抄家，把这台电视机还有一些书籍搜去检查？（大概在等华保定“最后一天”自己主动坦白交待！而他自己还完全被蒙在鼓里）当然什么也查不出来。这台电视机隔了八年，直到1976年毛逝世后工会还曾用来播放悼念毛死讯实况，让大家去看，这之后才归还给我们。大概专案组成员互相推托责任，到后来谁也不肯管了。由这样一些没有头脑（但可能有私心，想通过在运动中表现积极，“往上爬”，以取得权和利）的人来胡作非为，不需要确凿的证据就可以给人定罪，人民受难！ 国家遭殃！这些人有的后来照样得到重用，如今日子过得既潇洒又风光，毫无愧色。
“清队”已经过去三十九年了，我内心一直忘不了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一闭上眼，当年的一些恐怖场面仍历历在目。虽然我知道的内情是极其有限的，但已可看出这场运动是如何的荒唐可笑，如能留下一些原始文字资料给后人研究这段历史作参考，也算了我一个心愿。我希望有一天有关当局有“勇气”能公开这一事件的真相和前因后果，让那些运动中的受害者能明白过来，并告慰那些冤死的鬼魂在天之灵，这也是对尊重历史应尽的责任，并告诫后人从中吸取教训。其实井岗山时期的整肃“AB团”，延安整风时期的“审干”，“反奸”和“抢救失足者”等等运动与“清队”性质几乎完全相同，也是搞“逼，供，信”。“车轮战术”，“疲劳轰炸”，“连轴转”，“攻心战”等等名词就是那时发明出来的，冤死和伤害了不知多少当年的热血革命青年。但这几段历史后来也都是被掩盖起来了，我们无从知晓，如只知道“伟大的整风运动”！ 只是从近年来在海外出版的一些非官方的（在国内是被禁的）书，如高华箸：《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韦君宜著：《思痛录》，以及其他一些回忆录中略知一，二。如果我们早知道过去有过这种类似的冤狱，华保定咬咬牙，也许能挺过来？当然也可能像余柏年那样冤死在关押中，那就死得更悲惨了。
本文一开始提到的另一条人命华萼，她是应化所副所长，高分子化学研究员，学部委员钱保功（留学美国，是第一批关在五楼的“特务”）的夫人，她的罪名是30年代党的叛徒。听说她出身无锡名门之家，母亲是当地社会名流，同情共产党。华萼和她的哥哥，妹妹（听说是烈士）都是地下党员，党的很多会议都在他们家开。30年代华萼被捕，与江青一起关在上海监狱，华萼的母亲通过她的社会关系把她们救了出来。江青很感激华萼的妈妈，1949 年到北京后还给她妈妈去过信，说以后有事可找她。华萼这段历史党内早就有了结论（我们群众却从未听说过），但清队一开始却说她是叛徒。她说如果我是叛徒，那江青也是判徒，这句话在当时可了不得了。她偷偷给江青写信，江青办公室回信说“你的问题运动后期处理”。专案组知道后气愤万分，把她关到五楼，到底受了多少罪，我们也无从知晓。一天押她下楼受审，走到楼梯拐弯处，窗户大开着，窗台又矮，她一头窜过去，爬上窗台就跳了下去，当然没命了。人到了这种时候，大概真是生不如死了。据说华萼的哥哥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男主人公的原型，1949年后任空军某部副司令，是一个无线电通信专家。但这些都是在应化所内下面偷偷流传的，未经核实。
不久前听说无锡市有关当局出了一本书：《华老太太一家》，给了他们很高的评价，应以该书为准。本文一开始提到的五条人命中的另两条：吕犹龙在北京半导体所的“清队”中，因涉应化所特务案服安眠药自杀身亡，详情不知，其时他的家属尚留在应化所还未调走。郑绍基在长春光机学院也因涉应化所特务案跳楼自杀。传闻他以“跳水式”姿势跳下来的，脑浆迸出，惨不忍睹。可以想象他当时内心的愤怒，以这种悲壮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作抗议：我死了，看你们还能向谁发你们的革命威风！
附记：
华萼和钱保功的小女儿钱海燕与我女儿华非非同岁，并且是同学和好朋友。她们两人都成了“可教育好的子女”之后，有一段时间都独自一个人生活（钱海燕只有一个哥哥在大庆），同病相怜，经常在一起。可以想象，这种打击加上周围对她们的歧视，对她们的心灵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后来钱保功与他过去的女朋友（她的丈夫也在“清队”中死去）结婚，钱海燕认为她爸爸把她妈妈忘得太快，心中一直闷闷不乐。后来经居民组介绍，钱海燕到一个民办的制锁厂去当翻砂工（这是最累，最脏的工种，“可教育好的子女”只配做这种工作）。她爸爸不在长春时，有一次三班倒，她上夜班看错了表，半夜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骑自行车到工厂（后面一帮流氓哈哈大笑的追赶），发现去早了！她大哭了一场。种种打击使她的精神渐渐不正常起来，常常怀疑别人背后说她坏话，有时产生幻觉。大家都很忙，没人去关心她，再说也都没有经验，等到发现不对头时已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初期。
虽然钱保功和他的新夫人对她极为关心和爱护，带她去看病买药，但她有抵触情绪，并未彻底治好。1977年高考她未考上，1978年她考上了吉林大学外语（英语）系，由于一直在吃药对她记忆有影响，很难跟上，心中很痛苦，有这辈子完了的悲观情绪。钱保功让她暂时休学到北京她舅舅（上面提到的那个空军副司令）家去散散心。有一天居民组给每家发灭老鼠药，就她一人在家。不知是她一时冲动，还是早就有想死的念头，马上把发的药都吃下去了。据邻居说，听到她痛苦得大喊大叫，满地打滚，过了一会儿才没了声音，死了！不知道这条年轻的生命是否也应该算在应化所“清理阶级队伍”的账上。
关于华保定再多说一点。华保定的一个伯伯1949前是地主，1950年他看到斗地主，心中十分害怕，认为迟早要轮到他。有一天一个解放军找他有点事，他以为轮到他了，就进屋上吊死了。华保定的父亲是无锡一家面粉厂的经理（拥有一定股份），1952年五反运动中说他偷税，漏税，工人开会斗争他，听说有一些过激的行动，晚上他就吃安眠药死了（他一个人住在无锡，周末回上海家中，为的是能让孩子们在上海受更好的教育）。其实基本上没有问题，最后被定为基本守法户，但当时流传“天下资本家，乌鸦一般黑”。华保定的爷爷知道后与老伴两人一起吃安眠药自杀身亡。
尽管华保定一再说要与“反动的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线，但仍一辈子背了对新社会有“刻骨仇恨”的罪名。他曾痛苦地说过，为什么每次运动他都躲不过，要挨整，如后来一再说他是“漏网右派”。1965年年底“文革”前夕，全国政治空气异常严峻，应化所停止工作很长时间做年终总结。全研究室批判他“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为了出名，写文章，翻译书，拿稿费），直到他给自己上纲上线到痛哭流涕，才被认为“触及灵魂”，得以过关。这之后，凡发表研究工作文章，就都以小组名义署名了。
文革开始时全所批判“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不知怎么把他也带上了，对他也贴了不少大字报，人格又一次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其实按年龄来说，他根本没有资格做权威。此外，“请队”中他的一个堂兄在北京自己撞车而死，详情不知，但最后结论竟然是车祸。算起来他们华姓家族三代人中有六人在1949年后各种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华保定曾说过“恶活不如好死”这类话，他们家族大概有“心理脆弱”，经不起人格侮辱和打击这种基因。不幸生活在极左思想泛滥，一切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出发的时代，做人的“尊严”丧失殆尽，只能怪自己的命不好！
华保定原是应化所内公认的一个很优秀的科研人员，在我们国家“金属腐蚀和防护”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上有过一定的影响。五十年代中他曾在国内“金属腐蚀和防护”培训班中作过主讲人之一。他与研究室内其他一些同志合译和单独翻译了共三本苏联出版的有关金属腐蚀和防护方面的权威性著作，写了一本有关“机械零件在制造和存储过程中的防锈处理”的小册子（产生过一定影响）。
六十年代初他独自一人翻译了腐蚀学科创始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U.R.Evans著的一本有关金属腐蚀和氧化的经典巨著（六十年代增修版，译前他写信给作者征得同意）。完全用业余时间，争分夺秒不打草稿一遍译出，译稿字迹清晰整齐，很少涂改，机械工业出版社评价翻译质量很高（因为文革，该书直到1976年才出版，共 904页）。他还与机械工业出版社订了合同，要写一本“金属腐蚀电化学”，并已列出章节提纲，开始动笔写了。他在《金属学报》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几篇评价很高的研究论文。五十年代末苏联专家访问应化所时，他是与他同龄的人中少数几个能用英语与苏联专家交谈，并介绍和讨论自己的工作的人，有一篇论文，经苏联专家推荐，与苏联专家联名发表在1960年的苏联科学院院报上。他在解决我们国家工业生产中遇到的重大的腐蚀问题上作出过许多贡献，仅举一例。
六十年代初四川发现了储量丰富的天然气田，但因为含有大量的腐蚀性气体硫化氢，气井中用普通碳钢制成的井管遭到严重的腐蚀，同时生成原子态的氢。这种氢渗透到钢管中引起“氢脆”，使井管失去强度而断裂，引发井喷造成大火。当时的报纸和电台广播曾用很大的篇幅报导“3211钻井队战火海保护国家财产的英雄事迹”，感动了很多人。这一问题必须尽快解决，这一任务落到了应化所的头上。华保定马上通过查文献，知道法国天然气井曾发生过类似的灾难（华保定通过自学能阅读法文，德文科技文献），解决的办法是寻找能耐氢脆的钢材做井管，和往气井中添加能防止硫化氢气体对钢管腐蚀的添加剂（所谓的“缓蚀剂”），必须双管齐下。采用能耐氢脆的高合金钢做井管成本太高，有一种中碳含硼的钢，经过热处理生成某种金相组织说是可以耐“氢脆”。他立刻请教北京钢铁学院的专家教授并取得他们的帮助，同时自己拼命学习金属学方面的知识，马上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他又想到，曾听说过抚顺页岩油炼油厂炼制过程中有一种叫“酸渣”的废料（页岩油中有一些碱性的含氮有机环状化合物，可用硫酸来中和除去，即为酸渣），经简单处理除去硫酸后，他给它取名叫“页氮”，他认为有可能用作缓蚀剂。循着这两条思路，通过全室同志们先是大量的实验室试验工作，钢管厂的配合生产和到现场实地试验（他又巧妙地设计出了一个自流罐，解决了往井管中滴加注入缓蚀剂的方法），没用太长时间，硫化氢腐蚀问题就迎刃而解，没听说再有麻烦（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这个研究项目获奖，听说很多人为华保定惋惜，但我直到最近才知道此事）。他脑袋中有许许多多想做的工作，如文革武斗当逍遥派期间，他看了一些刚刚出版不久的有关半导体方面的书，曾说过他想采用晶体管线路设计组装一台“腐蚀电化学综合测试仪”，可见他接受新事物之快。
像他这样应该说完全是1949年后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一个很优秀的科研人员，就这样残酷的被毁在了自己人的手中，谁之罪耶？为什么国家和社会不想从“清队运动”中吸取教训，告诫后人，而是要把这一段血淋淋的历史销毁掉，掩埋掉，或者尘封起来，不让后人知道？我有生之年能否看到这段暗无天日的历史真相能大白于天下？
2004年秋我写出此文初稿后曾给应化所所长，党委书记，还有档案室各递上一份，但所长说他们对这一段历史不清楚，也没有关系，无法表态。但愿这篇文稿能通过其它渠道流传下去，供后人研究这段历史作参考。
2004年初稿，2007年7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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