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政治万不可把人民安危、国家轻重、民族兴亡寄托于某单一组织党派甚至某一人的品格和善心上，不可将政权交集于任何一种形式的独占掌握，如此状态存在一刻都危险至极，不管多么了不起的人物，也不论其作过多大贡献，皆不可被奉为“大救星”而获取至高无上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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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黜一党极权，拥抱多党制度 |
第零章-序幕“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吴向东，男，21 岁，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工人，北京理工大学工业企业管理专业成人夜校三年级学生。家庭所在地：北京市。热爱生活，乐于助人，曾在厂门口贴出号召工人们支援学生的声援书。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1989年6月3日晚，吴向东从家中送女友回家，在木樨地桥头附近颈部中弹，子弹从后左边近脊椎处穿出，被送往医院时还活著，4日凌晨，因血流尽死于复兴医院，年仅21岁。
是啊，久病床前无孝子，霸权治下无圣贤。
「
父、母亲，卫东、小琪：
今天天安门的事你们在外面的人可能都不了解，父母亲，政府通知学联今晚镇压，我作好了与学生同在的准备，就是死了也在所不惜，这是为了民主、自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做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子孙，这是我的责任。以前，我常不听话，顶撞你们，请你们原谅我，我是爱你们的，永远爱你们。卫东：以后多听爸妈的话，代我尽孝吧。小琪：我知道你关心我，你爱我，你记住，我对你的感情也不会变。我在天之灵保佑你们。你们多保重。小琪，戒指我希望你永远带著。代我向其它朋友们问好。我想伩你们会为了感到骄傲的！
向东 89.5.21晚6:35分
单位：东风电视机厂四车间
地址：海淀区小西天志强北园17楼210号 吴向东
」
五月的天安门广场上，这吴向东在一张传单后匆匆写下的一纸遗书，被其父亲抄下保留至今。
肖杰，男，21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86级学生。家庭所在地：四川省成都市。自幼懂事，有正义感，关心政治，忧国忧民。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1989年6月5日下午，肖杰在长安街南池子南口拍照，被子弹击中心脏，民众用平板车将他送到公安医院时，已经没有血压、脉搏，医院诊断为死亡，年仅21岁。
是啊，镣铐之中无丈夫，畜栏之外无天敌。
「
敬爱的父亲大人母亲：
孩儿不孝，要离您们而去了。
孩儿知道，您们含辛茹苦，把我从一个吚呀婴孩带成一个胡须男儿，付出了多少心血，这绝不是几万元的金钱所能涵括的。养育之恩，孩儿粉身难报，然孩儿竟不能不抱着巨大的憾恨，强忍悲痛割爱而去了。
国家走错了路，陷在贫穷落后的泥潭之中；统治者手握特权，腐淫奢糜，花天酒地，荒淫作乐；高干子弟更是仗势横行，为非作歹；社会上流氓霸世横行，警察与真正的社会渣滓同流合污，礼敬烟酒，对一般民众却狠如狼虎，棒敲脚踢；数亿老实的农民仍沉沦于愚昧之中……
也许，应该可惜我的心没有彻底麻木。它的清醒导致了我心灵的痛苦与难耐。我不能熟视无睹，冷漠麻木！我的社会责任感不允许我沉默，我的历史使命感不允许我胆怯，我的未酬壮志却不允许我就此同流合污，沉沦随大流！我要登高大呼，我要唤起那些沉睡的民众。我要震撼他们那麻木的灵魂！该觉醒了，我的华夏！……
我相信，几十年过去，当后人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些现在被社会视为“反革命分子”的人时，即使几十年以后那个把自己的政党私利凌驾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政权仍统治着中国，我们还是被视为“反革命分子”，但总有一天，历史会公正地承认我们的价值。历史将证明，我们无愧于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正是我们用自己的血肉，充当着中国民主化、现代化的先驱、奠基石！……
在这个世上，我没什么可留恋牵挂的，唯一感到牵挂的就是生我养我的您们了（这世上除了您们不会再有人真心在感情上牵挂孩儿）。不能再来孝敬您们二老，报答您们的养育之恩，这是我这一生的最大、最后的遗憾。我多么想孝敬报答您们啊！然自古以来，忠孝不能两全，我要忠于自己的理想、信念，忠于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民族。为了我的叛逆不给您们再增添额外的痛苦，我只能挥泪忍痛了！您们骂我吧，骂我这个自私的儿子，他为了自己的理想、信念竟忍心抛下了他的生身父母！
让孩儿最后再叫一声吧，爸爸，妈妈。
永别了。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您们的不孝之子：肖峰杰
一九八九年六月
」
父母在从学校带回来的儿子遗物中，发现了他坚守于天安门广场时在一个已经用过的卷子上匆匆写就的遗书。
两位烈士英雄，两个21岁生命，两方正气侠魂。
三十年前，1989年6月，中共从四个军区调来的逾20万军队进京执行“戒严任务”，对发生的大规模和平抗议活动实施了武力镇压。这场由学生发起，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要求民主和改革、呼吁反腐败的抗议活动获得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响应，教师、记者、工人和其他民众等积极加入到这场持续50天的抗议活动中，全国各地许多城市也先后举行了各类抗议活动。
自6月3日夜晚开始，在最高当局的指令下，戒严部队对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以枪支射击、用坦克碾压、持刺刀冲杀，无数百姓被残忍地杀害。在“六四”镇压中，政府下令“人民解放军”在和平时期手刃自己的人民，给不可计数的中国家庭造成毁灭性打击，不仅令整个中华民族，更令全世界为之震惊。
白色恐怖
近几年有关“白色恐怖”的文艺作品不少，不管是台湾二二八事件之后38年戒严时期的《返校》还是韩国光州事件之后戒严时期的《辩护人》，这种回顾、批判和提醒实在是一种可贵的时代进步。
什么是白色恐怖？监控民众言论，排伐政治异见，恣意诬陷抓捕，打杀儆天下人，社会恐怖笼罩，巩固统治独权。或称，政治戒严时期。
如此手段我国古早已有之，春秋时期著作《国语·周语上》记载“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周厉王的暴政禁谤算是其中较为知名的了。
台湾：
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摆脱殖民统治光复后，接手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对人民实行军事独裁统治，行政长官公署集行政、司法、立法、军事大权于一身，且军政风纪败坏、治理无方，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经济发展停滞。1947年2月28日，台北市民罢市游行，遭到蒋介石当局政府的镇压，民众激愤反抗，史称“二二八起义”。国民政府对群众开启大规模镇压，造成大批民众、学生遭到屠杀，还有不少人被捕、逃亡和失踪，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
2月27日，台北专卖分局查缉员开枪伤及当地群众陈文溪（致其次日死亡），当天晚上，部分群众拥到台北市警察局和宪兵团，要求严惩凶手。28日上午，更多的市民围攻了专卖局。下午，约有四、五百名群众来到行政长官公署，向行政长官陈仪要求交出罪犯，竟遭卫兵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数人。事态迅速扩大，游行、示威、请愿很快演化为大规模武装冲突，一场反独裁、反专制、反暴行、争民主、争自治的运动在全市漫延。
台北市民罢工、罢课、罢市，包围行政长官公署、警察局、日产处理委员会、电台等机关，放火烧掉台北专卖分局，甚至抢劫军用仓库，释放狱中囚犯，与军警不断发生流血冲突。并通过电台向全省广播，控诉军警的暴行，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各地民众闻风而动，群起响应，围攻所在地机关、部门。由于当时国民党刚刚接管台湾，兵力不足，起义群众很快控制了除高雄、基隆以外的所有地区，国民党对整个台湾的形势已失去控制。
3月2日，台北市民众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并随后在各地成立分会，开始与行政长官公署进行交涉。但随着起义规模的不断扩大，起义队伍中也混进了一些不良分子包括地方流氓，他们增加了一些错误的主张，最终陈仪撤出派往委员会的代表，急电南京，蒋介石与国民党要员商议之后，均认定“二·二八起义”是“暴乱”，当即电令驻守上海的21军火速乘船赶赴台湾增援，并限于8日前赶到。
3月8日中午，21军先头部队在基隆登陆，在遭到起义群众阻拦后，竟在船上架起机枪向码头上的群众扫射。9日，主力部队在血洗基隆后，进驻台北，开始对起义群众进行大规模镇压。经过近半个月的艰苦斗争，“二·二八起义”最终失败。
后据台湾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调查整理，已核查确认的死亡者680人，失踪者179人。但事实上当时政府所主导的滥杀行动，很多没有书面资料遗留，各界对二·二八事件确切的牺牲死难者人数，一直有着颇不一致的估算。从不到一千人一直到数万人不等。
之后台湾便开启了长达38年的戒严。政府派遣大量情报机关和特务在社会中进行排查，且因为存在鼓励机制，即抓获“匪谍”可获得其没收财产之30%，遂鹰犬皆以之为升官发财阶梯，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甚至故意诬陷逮捕、屈打成招，社会一时间话不能乱说、字不能乱写、头发都不能留长，文字狱的普遍令人们谨言慎行，行事坐卧都要自我审查一番，生怕引来杀身之祸，颇类文革时期人们表意前皆先行背诵《毛主席语录》之习惯动作。蒋介石国民当局还将军人安置在学校内监督思想，称为“教官”一职，审查师生言论举止，实行严格军事化教育管理控制思想以避免引发学潮。据统计，在长达38年的戒严中，受害者达14万人，全台平均每40人便有一人受难，造成无数冤假错案。
白色恐怖戒严时期后续：
1987年7月15日，在蒋经国主持下当局宣布即日起台湾本岛和澎湖地区解除“戒严”，并废除30种相关的“法规”“条例”。施行达38年之久的“戒严令”被解除。
二二八事件平反后续：
台湾实行“民主化”以后，原本被视为禁忌的二二八事件开始受到当局的平反。1995年，李登辉代表国民党当局向所有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家属公开道歉。1996年，担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宣布订定二二八事件纪念日，并把二二八事件主要发生地点之一的台北新公园改名为二二八和平公园，先后设立纪念碑和纪念馆。台湾“行政院”订定2月28日为和平纪念日，并为“国定假日”，对受难者家属进行赔偿与恢复名誉。2003年与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就此事件向台湾人民公开道歉。2006年，国民党执政人马英九将此事件解释为“官逼民反”，代表国民党道歉认错，并表示将二二八纪念日降半旗，甚至将二二八视为国殇也不为过。
韩国：
1979年，韩国接连发生军事政变，全斗焕的军事独裁统治笼罩，次年5月18日，在全罗南道首府光州，市民自发上街要求民主，遭到军队的扫荡镇压，史称“光州民主化运动”（광주
민주화 운동）的大幕拉开。后随掌握军权的全斗焕武力镇压渐渐扩大，造成大量平民和学生的死亡及受伤，韩国爆发震惊世界的“光州事件”。
5月15日，约10万名大学生在汉城集会，向军政府示威。16日，光州3万名学生与市民示威。5月18日凌晨，全斗焕以数万军队组成的戒严军分六路包围了光州，甚至动用飞机空运军队。20日晚，20万人在道厅集会，示威。21日，多达30万人来到道厅。23、24、25日连续三天晚上，数万市民在道厅广场召开“守护民主市民大会”，决心与军政府对抗到最后一刻。26、27日，数千名军人开着坦克攻入市区，尽管有光州市民卧路阻挡，但坦克仍肆无忌惮碾过他们入城。戒严军占领了道厅，枪杀了最后一批不肯撤出道厅主楼的学生和市民。光州“518”运动以被残酷镇压而告终。
据统计，当时戒严军的武力镇压造成了4362名群众（截至2005.4统计为止）的人身伤亡，154名死亡，70名下落不明，4138名变成残疾或者被逮捕、拘禁。
之后全斗焕政府在全国疯狂地镇压民主运动，政府称5·18事件为“光州事变”、“暴动”、“受企图推翻国家政权的不法分子指使而发生的内乱”，白色恐怖笼罩韩国。5月28日逮捕了几千名参与民主运动的市民，并以“光州事件的幕后操纵者”罪名判处金大中死刑。1980-1983年，有700多名新闻工作者因要求新闻自由而被政府勒令退休。1980-1986年，每年都有相当多大学生因政治诉求而被开除。
白色恐怖戒严时期后续：
1981年韩国汉城取得1988奥运会举办权，大大推进了民主化进程，这时，反对党的改宪运动如火如荼，特别是1987年6月，百万人走上汉城街头要求改宪，光州事件的真相逐渐为韩国国民所知，军队已经无法再压制民主运动。军政府在内外压力下被迫接受宪改方案，采用总统直接选举制，独裁统治在韩国终结。
光州事件平反后续：
全斗焕下台后，紧接着1988年，光州“518”事件很快就被国会重提，政府将“5·18事件”命名为“光州民主化运动”，光州听证会开始。空运部队在光州进行的武力镇压和新军事集团的政权推翻阴谋都被揭穿，光州市民所经历的痛苦的10天也通过电视转播得以大白于天下。1993年第一位非军人总统金泳三上台，承诺为518运动死难者建立国家公墓。并发表5·13谈话，表示“1980年5月在光州发生的流血事件为我国民主主义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是为实现民主主义而付出的牺牲”，同时明确规定“目前的政府是继承光州民主化运动的精神而成立的民主政府”，对光州民主化运动的正当性给予了肯定。1997年，金泳三签署518运动特殊法令，以“历史、法律和正义”的名义对1980年5月武力镇压光州的新军事政府作出了历史的审判，正式为“518”运动正名，向死难者家属进行赔偿。而“518”镇压事件的元凶——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被以内乱罪科以重刑，之后实施了赦免。
（以下内容来源于网络）
波兰：
作为波兰剧变的主要推动力量，“团结工会”同当时执政“统一工人党”之间的斗争可谓是漫长而持久的。
团结工会诞生于1980年的波兰大工潮中。70年代末期，由于波兰当局的错误政策，经济状况迅速恶化。1980年7月，卢布林等地发生了罢工，并波及华沙等主要城市。8月14日，波兰当时最大的国有企业之一——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工人举行罢工，成立罢工委员会，选举曾参加1970年工潮的电工、地下“自由工会”的组织者瓦文萨为主席。罢工很快在格但斯克、格丁尼亚、斯切青等港口城市蔓延。16日，格但斯克数十个工厂在列宁造船厂成立了厂际罢工委员会，两天后156个工厂加入了该委员会。同日，斯切青也成立了厂际罢工委员会。此后，声势浩大的罢工浪潮席卷全国，除了增加工资等经济要求外，还出现了建立独立的自由工会和恢复波兰独立等要求。罢工工人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教会也积极参与其中，为团结工会出谋划策。9月17日，拥有300多万人的团结工会宣告成立，瓦文萨当选为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
此后团结工会不断提出新要求，以罢工为武器，向当局施加压力。社会对团结工会的声援高涨，与当局的冲突不断发生。动荡的政局造成生产急剧下降，人民生活困难，社会秩序混乱。
在团结工会步步进逼、经济濒临崩溃、社会矛盾加剧、外国武装干预迫在眉睫的形势下，1981年10月上任的执政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在12月当任波兰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并于13日宣布开始实施“战时状态”：实行宵禁，切断全国通讯联络，禁止集会、游行、罢工，禁止工会和其他组织活动，对部分单位企业实行军管，对瓦文萨等3000余人加以隔离。
在战时状态初期，民众的电话都被切断，街头很多地方停着坦克，荷枪实弹的士兵三人一组，川流不息地巡逻。遍布路口和广场的哨兵们点了篝火取暖，街上平民稀少，偶尔也可听到有人在低声咒骂当局。团结工会玛佐夫舍分会的门前有上百人聚集，呼喊着口号，摇动着手中的小旗，散发着传单，但不久就被警察驱散了。媒体报道了各地团结工会举行罢工的消息，也都很快平息下来。之后过了两个月，团结工会的街道抗议活动又活跃起来，示威游行队伍高呼“打倒军政府！”“团结工会万岁！”“你们的冬天，我们的春天！”等口号，到古城王宫广场集合，而防暴警察则用高压水流驱逐他们。
不久，团结工会举行的罢工、游行等抗议活动就被镇压下去了。
直到1988年6月和8月团结工会组织了两次席卷全国的大罢工。又在89年6月的议会选举中，波兰当局惨败，反对派不仅获得了众议院自由竞选161席中的160席，而且囊括了参议院100个席位中的99席，执政统一工人党知名领导人全部落选。随后当年迫害反对派、镇压异见者、实施“战时状态”的雅鲁泽尔斯基两次所提候选人均未通过，最终无奈同意由其他人选组建政府。
于是1989年9月12日，全世界都将目光投向了波兰，团结工会顾问马佐维茨基受命组阁成功。这件事像一声惊雷，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波兰的变革过程更直接牵动了整个东欧。匈、捷、民德、保、罗相继发生剧变，走上了多党制、议会民主、经济市场化、所有制私有化的道路。参与变革浪潮的，有主张自由民主的形形色色持不同政见者，有希望摈弃苏联模式框框的共产党人，更有对政治不满的广大人民群众。
（以上内容来源于网络）
所以宏观来说，八九六四也一定程度上是受到1987年台湾与韩国白色恐怖结束，以及东欧民主化进程所影响、激励。
但历史无情的巧合是，
1989.6.4——波兰民主选举成功，专政党失权，多年的民主化运动终于迎来光明；
19八九.六四——中国民主遭到屠杀，专政党保权，民主化运动旦夕镇压且进入戒严。
同一天，两个民族截然不同的结果，更带来其后两国人民截然不同的30年时光。
为什么台湾、韩国、波兰的镇压事件和白色戒严历史都得以大白天下并被全体人民社会引以为戒、受害者都得以公义平反，但我们的文革和八九六四却至今都一直没有政府的道歉、纪念乃至赔偿制度呢？
韩国、台湾这种在某些观念认知中所谓“意识形态区别”的政体出现白色恐怖，寻根究源，人们对政见的区别只是表象和引子，政客对异见的打杀迫害统治，是源于其共同的人性缺失，以及不够平等不够完善的社会制度。
第一章
单党制
宗教给人类各方面发展带来的影响是极其明显的，与政治之关系便是其中之一，从被封建时代利用改造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剥削下“顺民”和“善民”的制造工具，“你这辈子过得不好没关系，现在过着苦日子但若秉承一念坚持行善修持自身的话，死后善果引证于他界或来世会过上好日子的”这种被动人生思想来使百姓因为某种“更高目标”而在面对体制或他人作恶时纵之枉顾甚至以德报怨而甘于压迫泯灭反抗意识；更别提宗教明明大多都是倡导爱与和平的，结果自古打着宗教旗号的“圣战”死伤无数，给士兵加上信仰BUFF使其产出成为视死如归、于人于己性命皆残酷无情的完美杀戮工具；另外当今科学在其发展中，更深受宗教屡屡扼杀阻止甚至血腥镇压，比如文艺复兴时期大量科学家因为自身著说被指违背《圣经》“神创人”的根本原理而在教会法庭的裁判后被迫害、烧死，可怜了哥白尼等人对天主教的虔诚信仰，更可惜了诸多被害文艺复兴全才的余生光辉和贡献。
文艺方面，就如之前电影章节，美国电影的被限制最早都是宗教势力参与的，高压审查制度的出台也是好莱坞与宗教势力交涉妥协下确定的，“《奇迹》案”的出现更是宗教势力认为“亵渎神明”阻拦上映引发的，反观为什么我们的电影制度完全不受宗教势力影响然而却更加落后？
唐朝李世民皇族为了抬高自己的宗族地位、神化自身统治的正当性，遂将老子（李耳）奉为唐王室祖先，并尊为祖神、族神和“太上玄元皇帝”，定道教为国教。唐高祖下诏全国各州修建道观，将《道德经》列入科举考试科目。唐玄宗命全国每户必备一册《道德经》，天下读书人更须人手一本，独置于诸经之首，并亲自为其作注，亲受法篆、创设道历，将老子诞辰作为国家节日。还改道教隆盛庙观为“宫”，以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等五位先祖像来陪祀太上老君，令天下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设官办道教学校，招收生徒进行教育，另在龙虎山仙人城重建兜率宫。
古代帝王为了将其统治资格与理由正当化而称自己为受命于天高于百姓的真龙“天子”，绑架宗教后，更加如鼠添翼如鱼得水神圣化成为血继于神高于尘寰的超凡“圣人”，这还只是过去，而如今呢？
便与历史上部分宗教组织形式所特有的类型特点一般，单党专政体制表现出的典型特点：
第一· 绝对正确，不容怀疑。
第二· 自我标榜，自相矛盾。
第三· 排斥异见，限制自由。
第四· 热衷宣传，思想控制。
第五· 软硬兼施，消弭反抗。
第六· 风声鹤唳，疑神疑鬼；不惜一切，巩固统治。
第七· 单一奉行，忠诚对外。
也就是说，不仅专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会不惜运用一切包括借助宗教的力量来巩固统治，而且专制结构与宗教体系之间部分单一唯上知行准则本属同源并相互影响掺杂。
所以一切的答案就在于——比起宗教的影响阻滞，政治的手段危害更大、更多、更强。或者说，西方的“宗教”还只是宗教势力，而我们，整个政体都是守旧落后的“宗教”范围。
不论部分宗教还是单党专制，仿佛都在宣扬、让人们相信位于一类领域之内存在着一种选择涉猎剥夺下“自私的完全”，时代他相对比中“单独的上品”，事物时空发展中“一体的先进”，就像一种企图掩住众人耳目再用枪指着头使之相信就它独一个最好的小儿科脾气、不同程度的垄断。
现代宇宙学的代表先驱人物之一霍金在《大设计》中开篇即言“哲学已死”，否认了纯哲学和宗教可以解释自然，这也表明各大宗教只是古代精神世界探索未知，追求解脱的体系，而非客观真理。
宗教作为自然力与社会力双重危机感知作用下的一种崇拜发明，不仅是智慧生命个体的心理现象和思想现象，同样是整个物种文明的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所以人类这种对“非自然”的信仰崇拜——宗教作为文化基因meme的传播强度注定是人类历史上数一数二的。
宗教是一种人类对自身及世界存在的哲学层认知和心理学需要的早期方法，后人又因为时代的发展而继续猜疑、修改、完善这种“神秘智慧”。
神作为一种人造观念下的大多善良之物，先不论超出人类意识的另一存在是否会有道德体系、善恶分别。称神善良，然而架设之“神性”与真正的人性，却都不会自认更不会甚至表现出高于他人他类的样子更不会引得、甚至允许他人崇拜甚至跪拜自身，因为其本身便是一种两相作恶与侮辱；神若邪恶，那它就不是我们或任一群体的神，“神”这一概念便不复存在，更遑论信奉与祈求，而应该视为敌人万千提防。一门主张，若更偏向自持品格尊重他人坦诚行事真材实料之“理论学说”那才有其意义；若涉足偏向自卖自夸教人感激涕零瞻仰拜读之“伟大至理”便已其心叵测；及至踏上一方面自我标榜苦历磨难一心为人慈悲显圣，然另一方面却又引人对如此“伟大”之自身进行「不平等」蒙尘侮辱，甚至苦工求救崇拜跪拜此般主动倡导于双方德行皆有大损、不止迷惑他类亦将自身置于何地、两者皆难堪双输之“宗教信仰”就必恐怖如斯。倘若其中甚至鲜少真识学说，崇拜渲染占比甚大的话，便更加危险至极。
就像《西游记》当年早已经进步到，别说你扯谎，就算你宗教说的这一切真的是真的，那我都不信。或者那你们口中的教派、你们口中的信仰、你们口中的超脱也一定如你们封建唯上统治结构一般的肮脏邪恶，你们对人许下的死后超凡美好之世界也一定如此像现实封建社会一般的溃烂残酷。确实，“三公”原则的违反下，极难诞生什么真正的伟大。只有真正科学人本完善独立民主的法制这人类“自付之正义”，可以被称为这个世界的“神”，而不是将援助之手与裁决之杖寄予、交予什么“物种之外”。在目前可观测的时空中，唯一能救人的，只有人自身这“反求诸己”的法门，这才算作“美好”与“极乐”。
所以永远不要相信任何自我神化、引人崇拜之人或物，就像阿信在五月天《倔强》里写的——
我就是我自己的神
在我活的地方
单党制危害：统军思想与暴政极权
在前文大陆、台湾、韩国、波兰的爱国运动血色武装镇压事件与白色恐怖戒严时期中可以看出，四者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一党专政，且发起者皆为战时领袖或军权在握之人，甚至直接军人开国又治国。
从韩国光州惨案全斗焕（保安司令、军事叛乱、掌握军权、陆军上将、强任总统、修改宪法、延长任期）、“战时戒严状态”的波兰雅鲁泽尔斯基（大将军衔、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战时武装力量总司令、共和国主席）、到蒋介石
为何拥有统军经历的军界领袖容易挂钩催生极权暴政、血腥镇压与恐怖戒严？
开国易还是治国易？开国只需要鼓动收买人心和武力并辅以杀伐算计，更偏向恨；但治国却需要民族责任、自我节制、法度规则、民心所向，也就是爱。可想而知以战力开国或掌控过军队的人，更易在治国上顺延表现出某种之前统军的习惯，但服务人民不是指挥军队，治国更远异于统军，由此才出现很多军权政治违背人民利益的问题。所以这不仅和社会制度有关，更是人的思想决定的。
军队本身作为极权组织，虽然统御命令军人的将领司令其本身之思路手法会容易强硬专断以及受权力影响，但我们都知道军队是在国家民族有危险的时候，来自人民并代表人民去战斗从而保护人民的人，军人的伟大责任是“守护人民”和“保家卫国”，但同时又一方面军人的天职、军队的规则却也是“遵守命令”与“绝对服从”，于是当目标对准人民的时候这其中判断便会有巨大矛盾产生。
军人的天职是「守护」还是「服从」？当两者互相冲突的时候，应该选择守护保卫人民国家还是选择绝对遵守服从命令？如何判断孰是孰非、谁对谁错？是“镇压暴乱维护社会稳定”还是“解放民主推动社会进步”？是要成为“人民的军队”还是“政府的军队”或者“党派的军队”？这些，不单单是国家军队，更是武装组织，以及整体司法执法机关的职责问题。
专制统治情况下，此时当权者认为军队是国家武器，而武器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一切只是因为拿着武器的人怕被武器所伤，而拿着武器的人之所以会害怕是因为他是党派，而不是人民，因为军队终究来自于人民，是人民的一部分，军队终归是代表人民，而不是政党。
所以其中关键便在于，正确该拿着武器的，从来一直是人民。制度民主，党派能够代表人民，则人民拿着武器人民与军队成为一体；制度专权，党派不能代表人民甚至对立人民，则党派拿着武器人民与军队两相分离。
军队应该是同时属于“国”与“家”的，是由人民选择授权的、被人民信任厚望的、受人民监督评价的限时执政组织以处于科学民主权力制衡机制下的这种有效形式而共同所有，应该万千远离于单一组织体制结构下的独断危险权力的，更决计不是竟然会反以此一部分来打杀其整体的。军队是人民的英雄，但更要时刻小心为恶人所用。
此外不仅不同情况形势下会使之面临诸多复杂立场问题，军队更对军人本身亦会产生伤害。
整个历史来讲，人类文明的第一大杀手是疾病，第二大是人类，第三大是蚊子。害人的，除了人类的身体，还有人类的思想。更休提相互作用力下的对外方面，人类亦是地球史上最大的杀手。过去，人类最大的恩人是太空及其地球；未来，人类唯一的杀手更必须替代成为太阳乃至太空。救人的，同样除了人类的身体，还有人类的思想。
战争与杀戮，对外，或尚可解释为自然界食物链与文明扩张发展的必然；但对内，却绝对从来就是最大的问题之一。
人类所有军队（作战部队）之整体作为极权组织、国家武器与生死力量，本身就是来源于人性又违反人性的，归根究底，对任何人都没好处，只会让所有人痛苦，不管是军人家属，还是战土难民，尤其军人本身，军队让军人生活较少自由、罹患PTSD便是如此，因为当你让一个人去杀别人，这件事不管对杀人者还是被杀者都注定痛苦万分。
那到底，“人类这同一物种之间永不再战”，这是否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而已？
单党制危害：任期时间与权力交接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建国之时，国共内战还尚未完全结束，因此作为治国主权象征之一的国家元首——主席之位一直缺失。到1950年内战基本结束，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方始决定设立国家主席，毛泽东当选第一任主席，1958年主动放弃作为下任主席候选，之前曾表示“去掉国家主席职务，专做党的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比较适宜。”1959年刘少奇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66年至1975年文革期间，由于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打倒并迫害致死，国家主席职位长期处于空缺状态。1975年宪法正式取消国家主席的建制。1982年12月，宪法恢复设置国家主席。1983年至今国家主席一职始终存在。
然而谁都知道，文革之所以能够发生，便是因为国之重远非党之敌，党内领导力使得毛泽东虽国家主席不在任但却实权甚大。一国前代元首的亲人能够乱政，难道还不能够说明这类似封建社会一家之国的政治性质、权力结构以及巨大的危险漏洞么？
文革诠释了一国政策影响极大自且不论，这也正说明了执政席位上党性高于国性且权力太大范畴太广渗透太深约束太低的问题，以及“伟大领袖人物”之己意通天甚至并非可由职位、任期等形式所影响限制施加管束的现实。
一个真正体制约束度健全对自由民主有所守护捍卫担保的法治正常国家，在任元首与执政党派之所作所为应该是多少定量有限的，无论再怎么施展，都不能动摇到人类普世价值与精神根基更重要绝对不能威胁到人民权利的，所以就算某天大家真的迷眼看错或成功欺骗人民的当政元首与党派再怎么不靠谱，相当程度上国家机器都还能正常运作发展、人民生活都还能正当尊严进行。
当然，某种程度上，大家对元首职位、政治党派所代表的爱国重任或真正为民之人心有一定崇拜也算是正常，但不管政客再怎么杰出人民也应该保持冷静的尊严，而若在制度本就不完善甚至巨大漏洞的危险下反而愈过于指望政治之“人”发挥绝对巨大作用带来彻底巨大改变只能愈加代表一国心智之不健全，因为一切的前提，甚至发挥更大作用的，应该是政治之“法”，完善有效的多权分立防权体制下的政治之“法”。一个国家，应当致力于追求完善自身的法治与体制永远不懈不停，因为其不仅推动国家民族社会稳定进步，更只有打造出金纲之玉的制度，才是人民永远的PLAN B和后路。
正因为如此，“人”当年的那个反应才显得如此伟大。
1945年英国大选后，皮姆爵士看望丘吉尔，把大选结果告诉他。当时，丘吉尔正躺在浴缸里洗澡，当他听到“民心所向”时幽默地说：“他们完全有权利把我赶下台。那就是民主！那就是我们一直在奋斗争取的！现在——劳烦您把毛巾递给我。”
作为战时带领英国人民坚持到底、走向胜利的英雄，却在战后大选中被人民选下去，自身更说“对他们伟大人物的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是的，一个伟大的民族应该遗忘它的“领袖”。战争刚刚结束取得成功，之前的战时英雄领袖却失势，就是因为不同人的特质适合不同时期的国家国民需要，竞选利国之一部分涵义正在于此。战时领袖能做到如此，一国人民更能做到如此，如此觉悟，方为正理。方为民族之尊严、自由、独立、理性。所谓“领袖”，只不过是当下最切合、最实用的人，一旦不再“方便”，转手不用便可换之。这才是一个民族、一国社会政治态度与心理认知成熟的表现，对领袖的非理智崇拜根本类似于宗教之类的被动思想。一种对其他伟大万能之人的需要、渴望被拯救于尘世中、自身命运交给指望您、被“崇高存在”领袖人物显现施恩后又迫切需要感恩戴德、甚至把身家性命国族未来倾数付与听之任之的诸多超常心理需要，本质上是一种对高于渺小自身之伟大君主的渴求，这种主从反置的心理亦只会催生皇帝，而不是真正为人民着想的公仆。对于政治之人，做得对是分内之事本来如此，担当肩负着民族进步、国家发展、人民命运，不合格甚至胡闹儿戏才不正常，更何况大家抱以的信任和希望。
2002年，BBC发起了一个名为“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的调查，结果丘吉尔获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但当年战后还是被选下去，所以这就是那个“度”，那个对于所作所为真的堪称卓越对国家民族有着巨大贡献之人，不是说不可以崇拜赞颂或者认其伟大，但却所一定务必需要保有的度。更伟大和惊艳的，是当时广大的民众。这非但不是一种冷漠，反而是有尊严、不逾矩的自主意识的觉醒，对他人和自身共同的真正尊重，因为无论如何——
不可将大国重器交于一人或单一组织手上，这就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教给我们的东西。
一国政治万不可把人民安危、国家轻重、民族兴亡寄托于某单一组织党派甚至某一人的品格和善心上，不可将政权交集于任何一种形式的独占掌握，如此状态存在一刻都危险至极，不管多么了不起的人物，也不论其作过多大贡献，皆不可被奉为“大救星”而获取至高无上的权力。在“极权”问题上不相信任何人，是一国最慷慨的底线；不住怀疑任何人的“民主”，才是最高尚的捍卫方法。
丘吉尔早年也毕业于军校且从军期间衔至中校，并曾经担任海军大臣、陆军大臣、空军大臣和军需大臣，但当时的社会和他本人竟各自有那般的战后焕新思想与民主政治觉悟，所以倒并非说战时领袖便一定不适合在和平时期继续担任要职或必定催生专政问题，比如，丘吉尔的精神、人民的思想、民主的制度，这些加起来续任首相期间应该并无太大问题，一切在于人与制度的综合素质，以及相互作用。
另外当然整体而言丘吉尔很多思想极端保守很多决策也非常错误，比如危险自恃野蛮的帝国主义和邪恶自用荒谬的种族歧视，所以并不算光明磊落坦荡正道推己待人跳脱窠臼争议的那类历史人物，但他的很多优点方面也确实表现地同样明显、突出甚至堪称相当伟大。
毕竟这个于至暗时刻讲出“Never surrender”“Never give
in”的人也曾说过：
“当我们跪下去的时候，伟大领袖便产生了。当我们不会反抗的时候，奴隶便产生了。当我们不会质疑，骗子便产生了。当我们太娇惯，畜生便产生了。”——丘吉尔
单党制危害：社会运行与维护进步
一国社会各界存在很多重要的功能性行业，个中人士皆属于人民本身，是由大众组成的社会职责维持板块，抱持中立纯粹为社会人民服务的，但在单党制下，专政党派亦会将其控制，甚至直接作为下属单位来进行管理，使之不仅服务人民与社会功能，更加成为受到党派领导在各个地方进行管理的机构，尤其各领域行业官员更大多被要求必须加入成为国家唯一统治政党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不单单要为了纳税人民兢兢业业，立法之下的一定前提更还必须成为忠诚受到单党完全指挥的执政势力，如此长期被控制为政党统治之一部分的事实下久而久之，一维党政和一党维政思想便会使得“社会责任”更容易倾向、变为“部门职责”，人民和一党政府之间若需要进行某种选择，便容易履行部门的职责、政府的意志，这就是单党制下党派的控制力渗透到社会各功能性重要行业所带来的恐怖的社会潜意识思想转变，这种情况如此控制下人民警察首先是党的警察、人民军队首先是党的军队，故而不难理解诸多荒诞之事，因为这就是体制下所有人被强制“塑造”的危害。
比如国外剧集中警察常见失眠很痛苦又带些偏激性格怪癖甚至油滑混杂习气懂得和灰色地带交涉技巧的形象，而中国警察则很多按照相关部门限制要求被强行塑造为一脸光辉带着荣誉和责任为了国家奉献的刻板模样，只得代表党派与国家的光辉形象而不是切实代表、关注某类人群和职业的具体生活与感受，如此价值观与形象控制，从没有所属与自性、象征与个体、标签与实际相对分开后的相持与相待态度关系。
国=党、政=党、军=党、一部分人民=党，在“党和民”“公和私”“高和低”的区别下，这种为了在单党制下权力、光辉都被无限放大了的唯一政党工作的状态，加上诸多概念的混淆，再加上封建帝制思想惯性所遗留对官员的错误理解，“为党工作”，官员会因为自身是“党”这种完全控制甚至代表国家的组织反所管理的社会制度的一部分，而不是人民监督下政治完整社会竞争的一部分，而容易认为整个国家社会都是“党”也就是我们自己人管的，所以社会即变成既是公又是私，一切皆成为“自身”党派组织管理下“自己”家的事儿，自己作为一份子自然理应拥有一定程度的“决策权”。于是贪腐的土壤上便更加入了足够理由的养料与助力，变为有所凭证依据下相对名正言顺的事情。
而这些还尚且重要功能性行业，行政官员便更加明显，因为他们不用觉得，他们就是党和社会管理本身，他们就是单党制一层一层对下之一环，所以甚至根据一党工作形态、诸多概念混淆、封建帝制惯性、官员错误理解，再加上这从上至下中央到地方的集权管理，如此观感来看、夸张来说我们是否某种程度上一定范围内还类似于封建时代的郡县制州县制，或不过封建中央集权行政体制应对时代下的某种被动发展与延伸，是否其实一直都是某个组织地位高于人民对立于人民并管理人民的这种结构，只不过以前极权是以皇帝这一人形象本身来集中体现，而如今，传统乡土社会人治加上“人民翻身做主人”之后更虚伪隐蔽畸形了，这许多仿佛更进步的人权思想旗号再加之单党制更产化出诸多更病态诡异的东西，成了党内“自己人”的组织管天下的自己家人，天经地义正大堂皇大公至正顺理成章谁也说不着什么的心理，以前皇帝是一人为所有人民的主人掌握所有生民大权，现在为党派是所有人民的主人控制统领管辖人民，虽然上方单体权利弱化，但俨然同一思考方式同一思想形态。
所以这种中央集权的单党制特点纵然会伤害其组织内部自身，但更重要更严重地会“危害”到其外部社会管理，注定造成各种社会运行问题，比如
不仅仅官员，政治单边唯上的社会一维化集中化所造成的管理封闭化与垂直化，不仅体现在党派内部，更加体现在公共领域上的戒严化和排外化。
单党制下的党派即是政治、即是国家，同样会让党内外人员所犯错误、失误乃至整个国家政治所出现问题的处理全部变为党内事务，而又由于一党专政下政治权客对司法执法力量的领导控制，便会出现类似如今这般上访行为可以严重到被抓进监狱、可危及人民安全的代价与后果，甚至某些信访部门会亲自作出对于本地申诉群众的处理要“上级不能见到，此处不可放走”的指示，人民远远不是寄予要求、监督行政、验收成绩的本来“国家主人”和被服务者角色，而成了被所谓“公仆”威慑胁制、毫无话语人权的手下跟班。
所以单党制本质上代表了整个国家机器和社会制度从上至下的“人治”，当什么都只有一个党派说了算，在严密的愚化政策和思想控制下，单党制限制了新闻报道和公民言论的自由及真实，试问当对专政党派不利的新闻信息被修改掩盖，当人民不能说一个党派的过错与不好，那更遑论监督与要求？“监督”“要求”罔存而被代而叫做“上访”的名称其存在本身便昭示着党民关系的巨大问题，最终单党制不仅限制了群众对之党派的姿态与要求，更关闭了其他党派对于执政党的竞争与监督。所以，结论就是，单党制永远不可能切实代表人民，更永远不可能做到公正与平等。
当人民权利中不具有选举能力的时候，当人民无法依据执政对象的表现进行决定与选择的时候，那任何政治制度所宣称的“代表”都不过仅仅是套说辞而已，不具备任何实际意义与社会效力、仅仅为了听来悦耳自娱自乐的空壳许诺。因为本质上，“单党制”的反义词就是“代表人民”。
“单党制”本身就是自由、民主、公正、平等、法治的反义词。
极权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或任何正常政治制度的共同敌人与灭杀封禁规避提防的头类害虫之一，更是人类进步的最大阻碍之一。
这不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或者什么阵营意识形态对立的问题，能让社会得以正常进步的民主制度都会苦心思考如何防止政府专权极权滥权，采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或其他架构来制衡国家政权，而我们这儿直接单党制控制接管一切，这难道科学合理么？
有一个我们大概很多人从小听过的寓言，讲的是狂风和太阳望着下面的人们开始打赌谁能弄下他们的外套，当狂风刮起人们却只会寻找安全庇护更加裹紧身上的外套，而太阳和煦的日光洒下，人们渐渐感到暖和了就自然放下了外套。所以不是没有好的正确的方法，却偏是非要在打杀让人民不敢反抗的同时还掩盖罪行修改历史控制思想让人们站在自己一边维护自身统治，这就像狂风一方面明明做的是对人施威作恶另一方面还想让人们放下对它的心防顺服感恩于它，非得给人们逆来顺受众星捧月的“下三路”，而正常应该是以对他人的真诚善良赢得他人对自身的信任尊重，以此真心换彼真心，这日常生活人际交往中反复被验证、再清楚不过的人对人基本准则和道理放之不顾，非得走时刻恐吓提醒别人要高看自己的地痞流氓与封建帝王“恩威并施”那一套，这一流只有认为自己是霸主的人或组织才会用，绝非“代表者”“服务者”相关，只因“恩威并施”这种待人模式只要一出现，那就代表交际中双方地位关系此前已然不平等，不仅“恩”本身便不应明显留存于政民关系中，在正常健康的人际交往中，“威”的作用和目的也全在于当一方觉察到对方的不尊重后以之干预维正制衡相互关系的平等，也就是说正常的“威”是在不平等时为了恢复平等的反应，一切目的是为了平衡，是为了“平衡中的正常运行”，这是根本所在；而不正常不健康的人际关系和政治制度中，“威”是为了不平衡，是为了“不平衡中的不反抗”。这是最基本最本质上的完全相反、巨大差别，这两种人际关系乃至“威”完全不同的使用方法、目的、作用，是“恩威并施”者为了自身利益或统治能够长久存在下去、自身能够永远倾轧榨取他人的直接展现与本能流露。
社会在基于不正常人际关系和不健康政治制度此般本自对于不公正不平等不平衡的追求下，法律、庭审、监狱、警察、军队之所以神圣的其本来目的，也就是立法司法执法是为了公平，整个社会范围的公平，都将因为“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本就笑话的言语随之变为笑谈，“天子”的存在、专政独权的存在、唯一人或一组织说了算的政治制度的存在，这一切的单边结构就已经在说明了不可能平等，试问一个存在“天子”与“庶民”这等惊人对比的权利不平等社会如何能够确保多少范围内的谁与谁“犯法同罪”？“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本质上终也只能证明“天子犯法与庶民不同罪”，如果说是人民于民主制度下的判断那还有一定可信度，如果是专政制度下的说法与口号，那便完全不消得讨论。因为别说权力等级的高层，一个普通基层官员犯法都直接变成党内事务，个中关节满布于上不上达治不治理关系疏密等诸多问题，那到了相当程度的高层，“法治”就简化为一个有没有人说的事情，就像封建社会帝王的“政由己出”，正常情况下“法”应是由人民认可的能够切实代表人民的多党派与非党派人士共同表决成就，绝不会“出”自任何单边的人或组织。单党制，就是行的和“政由己出”“法由己出”同样的事情。
那么首先从自私性出发，多党制中党派虽也会攻击政敌，然单党制中获得巨大权力的专政党派却可以宽泛地把任何其认为威胁到自身的人或组织全部看作“政敌”进行打杀迫害，通过一切手段与后果来维护自身统治，而“法”这为了维系社会正常运行对全部、整个社会中人通用的最低生活行人规则，其对象本应该是所有人，单党制对法的“普遍性”这一根本品质上的违背，会让法单方面成为服务于政党统治的工具，“反党”与“叛国”甚至“叛民”可轻易变为相同意义。如此即便立法方面全无内容条款支持也都无甚关系，司法执法的人治控制下，没有扰乱社会、冒犯他人的“和平进步爱国运动”变为企图危害国家民族安全的“反动暴乱”，爱国进步运动人士也可以说成“叛国害民阴谋分子”。当一个国家的警察、法庭、军队都由专政党派控制，扣什么帽子和怎么控制思想舆论不过简单至极几个政治权力高层领导人互一商量的事情。
就像《西游记》九十七回所描写的，到底谁官谁贼？官中尽养贼而合法、无法、不惧法也！
且正如无数过往曾经所一次次演绎过的，不加自制的政治绝对话语权其损人恶果最后一定会令施政者自身都深受其害，单党制的党政服务型法制其发展到最后也往往会令政党的行政原则机制与法令逻辑结构出现诸多弊端。
就如某审查委员说的，分级制度难产实也因为牵连甚广且层层相制，比如电影审查属于行政法规，效力远低于现有法律，而受制于现行法律使所有电影不可能突破刑法的范畴。
因为《刑法》上明确登录有传播淫秽制品的罪行，所以最后等于“想分级得先犯法”。
此外别说仅仅文化领域的分级制度，其它各类面也大有十数个部委全部答应才有可能带来的改变。
施政举动互尔冲突矛盾，管理规则反令自身受害，制度体系交相冗杂绊制。这一切现象本身皆是来自政体问题，因为“人治”终究不是公平之“法治”，一切出于自我利益，一定终会自相矛盾。且反过来想，同样也说明执政掌权之意愿委实从未想要现状发生相关改变，毕竟话说回来，所有一切甚至就连当年屠杀人民都可以独断，到这儿怎么就不独断了？
政治体制理想要求参与者为民，但政客出发点却大多先想自己，时代进步，就是政治中平等公允对滥权唯私的无穷进击博弈。
最后一句话送给“单党制”此般想要“天长地久”的杀人自私：
《老子·第七章》——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
政治党派的危害
《辐射：新维加斯》的11号避难所中，
第一任监督告知人民避难所系统AI运行的强制献祭规则，人们愤而选择该监督本人去充当第一年的牺牲者，此后便有了以投票制度决定谁来当监督谁便继而成为牺牲者的常例，一个人被选举为监督虽然暂时拥有避难所中最大的权力，但却终于无法改变自身作为祭品的将死之事实。于是紧接着，看似“自然”的事情就发生了：既然人数可以决定谁去死，人们便直接发起了相互抱团一致对外的组织——政党，“我们不能被束缚/他们不可来反抗”的控制选票决定牺牲者的利益集团。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各色政党的影响力笼罩着整个避难所。
直到被压倒性势力的政党陷害的凯瑟琳在成为监督后直接废除了祭品选举制度改为电脑随机抽取，最大政党进而意识到从此选票优势将荡然无存再无法控制主宰生死且自身成员不仅可能选中受害更可能进一步损坏推翻现有社会体制结构，这才导致了该政党对凯瑟琳的武装反动暴乱，内战几近杀死了所有居民，最后仅存的5人因亲人朋友皆死去而顿生出哀莫大于心死的勇猛决定不再献祭任何人，结果被电脑恭喜通过考验并称赞人性的光辉，且被告知避难所的大门被打开他们已经自由了，但4人心中的掩罪内疚感让他们集体选择了自杀，造成整个避难所仅有1人生还离开的惨剧。
仅仅政治党派之出现便会催生出极权、高压、公刑、共恶、趋附、顺从等等问题，更遑论不科学不民主制度上的政党？
美国宪法的起草者和奠基人、第四总统麦迪逊在建国早期经典文献《联邦文集》中就曾提到过党派政治的危害，称其不利于其他公民的权利，也不利于社会的长远总体利益。
开国总统、曾任大陆军总司令的华盛顿为无党派人士，而历史从1776年7月4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发表《独立宣言》美国诞生之后，到1783年独立战争结束，1787年制宪会议，1789年总统任职，其间还尚未出现政党，直到建国15年之后的1791年，目前两大政党的共同主要前身、几年后改称民主共和的党派才成立。但即便如此，政党仍然助推催生出严重的后果，其过程中所援引的便包括战争——同胞之间的互相杀戮，国家卷入一场南北规模的大战，支持南部奴隶庄园制的为民主党，支持北部工业资产化的为共和党。诚然，其整体、整段纷争内在根本原因来自先进落后生产方式、精神思想、国家理念的矛盾冲突且一直存在并积累，如此，长期以来根本理念分歧的解决早晚必然会发生；但无论如何，其外在形式发展，即如果没有分别代表南北方利益的政治组织，便不一定会演变并最终落定引发成非用战争这倾尽杀戮与死亡、人祸大量集中屠害人命的人间灾难方式去解决的结果。
放眼之世界各国履历所及，人类世界之内但凡任何形式的斗争，必由至少一方的对利益野心所导致，但是战争却更明显与不受限地被法治问题助推和放纵。戍外战争或可尚为民族大义保卫国家便是如此，而一国内战更会更多地因党派问题而导致。最终因政治利益动用人民武装去进行人类之间或可怜或可叹的赌气冲撞。
但话说回来，退一万步、若不管南北内战这最终方式如何，所属整体事件及其历史结果委实促进了社会的伟大进步，覆灭了万恶的种植园奴隶制；解放压迫不平、粉碎奴役邪恶、惩处个中罪人、保障相关权益、推动文明普及，美国内战与其间党争的后果起码是由先进一方取得了胜利其后也切实做出了对社会有益的选择、举措与改变。
而我国在此一途的运用上则岂止个中泰斗耋宿，方向更远非仅仅走火入魔，水准造诣实堪赞叹登峰造极。
就如封建时代的各方诸侯争霸一样，谁做皇帝谁就手握江山统御万民天赋神权显圣尊贵，仿佛沾染政治本身就“正当之极”地是为了谋求自身利益，为了比别人“强”高于他人。如此其他党派都枉论，就更加别说人民。难怪会出现政治的本质、初衷和作用明明是人民幸福民族发展，但政党却竟然能够反过来为了一己利益牺牲人民民族甚至直接召集军队来打杀人民的现象。只因其本身便是为了阶级为了不公正，“政治”的概念早被微缩成只不过谁当权谁坐那个位置、谁做王谁受欺压、上面的人发圣旨下面的人就受着而已，文明习惯了这样简单的成王败寇公式，社会制度进步从来都是被遗忘的东西。这种情况下谁去想到别人，谁来意识到每个他人其实都和自己一样是立于天地世间独立自由的个体？即使公正那也是在确保自身利益稳定即自己高于众人后底下其他人的平等和公正，这种自己与他人先不平等、再他人“平等”的做法，实质只是单边凌驾的社会结构的更迭。在如此惯性下的无意义涡流中，改朝换代又是一样的封建社会，受压迫者翻身后就去欺压别人，从来没有对社会制度深刻反思后于整个文明彻底真正统一有效的思想进步改革，从来没有把不受压迫推己及人后给全体人民带来彻底真正改变的民主政治架构，历史循环中文明真正的民主进步相当有限，如今亦然，鲁迅先生抨击的旧社会“吃人”现象从来死而未僵早已借尸还魂一直横行于天下。
一个个、一番番简单专制欲望下人的组织，不仅仅要高于他人，甚至还要先于国家甚至民族文明发展，如此彻彻底底的阶级化私有化，多么恐怖的顺序。
一国政党，绝不可单独代表体现甚至组成引领某一群人乃至某一人群或阶级的利益，而应是一视同仁的全体整体、始终如一的利益，否则此偏向、分化必定导致诸多问题，即便是对于曾经的被压迫者。因为，将不平等翻过来得到的，一样还是不平等。
此外，不仅宏观体现上的影响与危害，统治阶级更会将自身的这种谬误和限制强行扩展、绑架、拖累到每个其他个体，纵观中华历史，即使我们的文明在同时代甚至政治理念上是较为先进的，也就是说不管我们的民族在一个历史时期曾落后还是进步，总曾有几多惊艳甚至超越彼时代的人，甚至如孔子这般曾经在思想上跨越过时代的人。
2515年前，孔子带着自己的弟子起赴列国宣扬见解，如此55岁投身跋涉、希望自身主张有可施展之地的征程，结果在各方势力派系打着自身利益与此消彼长的算盘将人性恶抖露干净的接连算计下孔子反被人嘲丧家之犬甚至几经追杀险些遭害，最终历经14年的颠沛流离遍访无门后，这名年近七十的老人拖着岁月离去留下的年迈身体回到家乡将精力倾注到整理文献与教育学生上，几年后因患病不愈抱着“吾道穷矣”的终憾离世。
是，我们的文明出过很多大师，但我们的政治更可能辜负了他们，对，我们历史上确实拥有过很多精才绝伦者，但他们的正确创造却从来未必被真正得以运用并给社会带来切实、相应的进步。
更有甚者，从孔子周游列国丧家之犬屡被追杀差点遭难，到汉朝独尊儒术狼狈为奸如同宗教维固统治，最后文革时期打倒孔家店头号大混蛋，要么拒之不用、敌对驱杀，要么推广利用、神化帝制，要么武断否定、立为反派，随着时代发展少有能所正确辨析看待其中是非对错、精华糟粕、进步落后，甚至以自身相关论调判断而枉顾政权价值意识、理论教派学派与民众精神独立的相互距离，直接引领绑架整个社会思想环境。
如此，不仅每个时代的政治私利相对于每个彼时之人、诞生之学说，在一门学说的后续进程中，政治集团对该理论体系的错误判别与对待处理也可能直接影响、误怠整个文明。
创造与取用，思想与现实，理论到实践，效果到完善，一步步放任自身与政治不利于文明的进步，这种状态的后果只会像这片土地上早已不断重复得到的验证一样——统治阶级只会不断被动消极怠惰地面对真正严肃和重要的事情，竭力抱守维持落后制度好保有既定利益，使得整个文明跟着接受习惯既有现实继续凑合过活。
如此难以置信、荒谬惊人之自私与恶念，它既然已经能够耽误自身文明几千年那么再累及几千年也是全有可能，就像黑格尔说的，中国没有历史，没有精神进步，只有灾难循环一样，他们使得中华落后的文明探索进程和社会政治水平只不过在时空的无谓复制迁移中原地自我转圜，根本不会有民主与自由产生。这，就是中国历史不断循环的真相。
以前，
皇帝：除了自己其他人都一样/自己和所有人都不一样
但对于百姓：谁做皇帝都一个样，多交粮少交粮的区别，一直受苦的是百姓
现今，
专政党派：除了党组织其他人都一样/党中央和所有人都不一样
但对于人民：谁做主席都一个党，多几年少几年的区别，始终局外的是人民
什么时候，
能成为“所有人都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
以前谁当皇帝换满朝文武，一朝天子一朝臣，跟现在谁去当主席一个样。
以前皇帝传代江山同姓氏，谁家江山谁家姓，现在换个元首都是一个党。
以前的天下是一人的，传谁家里决定，后来的天下是一党的，传谁党内决定，什么时候天下是全体的，任命谁人民决定？
中国从礼制到人治，什么时候才能够到达法制？
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底是什么在进步？单以政治体制思想方面粗略概括的话，就是人之权利逐渐平等以及国家权力逐渐分散化，也即是“人权”“民权”与“民主”。从而个中关键方向与主体才始终在于需要一个真正科学体现整体意志、一律尊重个体、承认相同彼此、确保公义运行的社会制度，那么这就要求人民这一社会整体之普遍象征最起码要真的分到、掌握和享有国家政治权力这一攸关广大群体权利甚至安危的决策话语权，使得国之一切包括权力能够真正如其本原是来自人民所授，而非其他，更非取自人民。公选出来的历届政府受到全体其他公民监督，政府做出的表现被人民举行的票选循环激励，人民，始终掌握执政的去留。
以这样的发展规律和演变历程衡量来看，从首领、王/后、奴隶主、天子、皇帝到如今，不论任何主义任何环境下，单党制度都和诸多曾经历史淘汰之物一样是绝对违反「进步」本身“平等”与“分散”概念的，违背人性思想进步和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专政党派注定永远无法做到“人权”“民权”与“民主”，因为其自身与其施行制度在本质上和人类进程需求便是相悖。单个组织执掌国家，就像雅达利大崩溃、国企的惰性等等垄断曾经招致的无数恶果一样，在此种没有竞争造成的政治垄断下，政党的成绩做得好与不好甚至利害人民国家都变得不再重要，执政表现会被诉诸于选票以及法治两者的危机顾虑感和激励约束作用也完全不存在，广大人民不能切实真正监督政府，掌握执政的生杀大权，反而是政府监控人民，掌握人民的生杀大权。于是党派便注定会为了自身利益而不顾一切巩固独断，确保自身永久执政，从文献上控制现在从而控制过去，即成历史；从思想上控制过去就可控制未来，即成统治。人们丧失自我思想，个别压制共同利益。
政治某种程度上在于平衡执政的“先进性”与“代表性”，即既要比之他人正确又要代表他人利益。单党制，既无法做到“对”又无法做到“好”。
遂一个党派无论真假即便再自称先进进步也要实行真正不可动摇的民主制度进行制约与监督，因为不论对党派的思想水准还是对文明的步伐际遇，不论规避风险还是推动进步，永远没法回避的就是废除单党制，因为，人民，要有选择权。不然结果就像曾经千百次发生过的——永远“赶巧不巧”就“偏偏”总赶上杀人、吃人的事情。
政权，就是即使你和一个人、一个组织完全没关系，你的人生依然要受他的决定影响。
思想控制与言论自由
不仅国家政治这一根本体制普遍框架，整个社会在文化、信息、言论、新闻方面更遭到严重管制没有自由：街道路边墙上，学生考试卷上，新闻媒体上，文化艺术上，多有宣传灌输组织领导政见、歌颂组织理论体系伟大的标语和内容，仿佛一天不告诉人民他们的存在、正确、伟大都不行；如此素来喜欢标榜自身先进性与正确性，喜好“创造”各种伟大见解和价值观，却多为假大空的概念性词语，且其做法常常与自身言语论调相悖；组织所作精神教条典籍以及历届领导人物声誉创见更绝对唯尚，并长年严密管控言论，以防止“不和谐声音”“不恰当思想”出现；社会各领域上更控制欲极强时不时显露肌肉展示实力，以提醒人民政令所属、管制掌握一直都在。
尤其新闻自由方面，初中时期同学之间常用来玩笑的“国内形势一片大好，国外人民水深火热”，彼时只觉不过是个谈资而已笑笑罢了并未往深度中去认真对待与思考过其恐怖危害，还是那句话，文化与信息是进入人脑子的东西，如若没有自由，那就是在控制，所谓官方媒体的作用。现今想起小时候与父母一起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联播》的场景，真的是有相当程度的《一九八四》氛围与意味，如此范围、从上至下的信息传输甚至灌输控制，不仅来源被少数媒体独断且遭到监管的信息前世代，网络出现之后依然屏蔽、隔离更时刻对全社会进行着整体的覆盖管控，这所有，一至于此。可想而知，如若没有互联网、手机、自媒体等造就的当今信息技术社会化，彼“媒介复古风格”的现代于其信息的铜墙铁壁下，思想之控制将会到达何等样牢密不破、疯狂夸张的程度。
人都是自小一步步、逐而形成的价值观，某些吸收的思想真的会逐渐固化然后慢慢根植于脑中，再加之人们成年后忙于工作、家庭、娱乐，若一直被限制信息的接触面积与自由，确实很难破除观念，跳脱窠臼。所以什么叫思想控制，特定信息进入人脑之后，加之一定的后续操作，人便真的可能一辈子到死都信。就如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中的“文化迷因”概念，以及《三体》里的“思想钢印”，某些迷因经政治创造和调剂下真得能够强大到实现了对人类群体生命过程中思想的始终控制。与其他商品或产品不同，进入人脑子的东西没自由被控制，诸如言论与新闻这等，那便会恐怖如斯。
至今记得天津爆炸事件后一位网友的警句形容：“中国人的一生是从苟活通向枉死”，网上一篇文章《21吨TNT，也炸不醒只会祈福感动的国人》，更是真知灼见国人脊梁，其中的“中国每次发生灾难就是官方的一个把丧事变喜事的流程”的看法，揭示出某些灾难甚至相当明显的人祸，某些反映社会运行缺陷、思想观念丑恶、为利益轻人命的金钱至上的人祸，这等事件的处理方法中竟然惊人至极地用覆盖社会的政治力量直接将整体事件范围的性质从事件焦点、信息来源乃至舆论方向上直接由事发危害向着事后“危害”全面开始转化，使社会信息环境进入事件的“反响控制”和群众的“情感处理”。于是乎，问题发生之后第一反应紧跟的非但不是开诚布公光明坦率的“恳切”反而更多是其对整体党派政绩的伤害是“消弭”是“能捂着的先尽量别让人知道”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更甚者，将本来纯粹的坏事通过“为国为民牺牲的烈士英雄”和“多难兴邦”的美化，转化成令人感动的共患难对国家命运自哀自怜后坚强抗争的命运共同体——一个进行某种“团结”的过程。这种被发明出的利用“就义死难”与“良善需要”来“避重就善感恩脱责”的恐怖群体心理导引机制，这种灾难发生后通过操控信息把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悼念和祈福上的变态思想与掩饰手段，而同时反过来那些被祭奠吊唁祷祝怀缅的英雄之所以死却恰恰就是因为舆论中如许被引领回避的东西。由此更甚可以怀疑这种思想和转化是否与主旋律电影中所谓“战火中青春”的凄美赞颂思想惯性有关，戍国自然是一国文明民族之必然，但无论如何，就“战争致人死亡”这一本原上……
天地间，从没有正当善良的杀戮，从没有绚烂美丽的死亡。
“what is the cost of lies?”谎言的代价是什么？
当时声名如此之大的人为灾难事故，全球媒体都在进行报道，国内却被封锁环境调查及其相关信息，央视的发布会转播也因为官员屡次答不出记者问强行离席而现出四次发布会均未播有记者提问环节的情况，甚至天津卫发生的事儿，当地大宗媒体都沉默了，就如津门网友讽刺的：第二天打开天津台在播电视剧。另外且不仅国内各方媒体被控制，国外媒体的实地报道自由也被严重阻拦和限制。
最终，言论、新闻没有自由的直接后果就是我们自己的事在国内环境都了解不到真实情况，作为中国人都要翻墙去通过国外媒体来了解自己的国家、自己身边所发生的事情，没错我们自己人的事儿，国外媒体相较于国内媒体报道得更加真实和准确，我们自己的事儿老外敢说，我们却不敢说。
这种经济发展，但是社会制理与文化信息方面却进步甚微所差甚远的诡异失衡、这种极其明显的水桶短板矛盾，如果不能做到民主社会，让政治、新闻自由赶上经济，真正以民为本的话，那就像当初发生的：天津爆炸后媒体被管制，人民不知道空气水源到底危险不危险、事件本身对人和环境究竟是否产生了如何相当的危害、周围的家园与工作地对自身及家人来说是否还宜居宜留。政府不关心人民，结果连外国企业都因为新闻被封锁信息不透明而担忧相关所在地的本国、中国和他国员工。最后被逼的外企也只能“尝试了解中国社会的潜规则”，一直观察天津本地的政府相关项目以及国内大头企业是否有所动作。一切从头至尾，仿佛更重要的，不是事件后续实质环境危害的明晰与控制，而成了事件后续思想环境“危害”的明晰与控制。
此外，单党制谎言的另一种作恶形式是以“社会恐慌”为借口的愚昧反科学行为，
怕引起舆论或公民恐慌的事前处理方式及其所与程度在大众真相知情权面前永远要务实科学合理有度有据，因为即便处在全然正向目的的清明政治环境下，“替/为他人做更好决定”的规避恐慌依然就像架设公共监控一样，为了人民好某种程度上要做，但若被用于恶处，那便将危害甚大。一切判断必要基于对事态发展科学谨慎的分析之下，若事件一旦对人民产生危害或者持续产生危害，那大众就应当得知真相并得到科学的指导与最大可能的防治以减消其正在遭受的各类危害，不然后果就如《切尔诺贝利》中的反面例子。
当人民群众受到了辐射，不让及时离开辐射源；当人民群众受到了污染，不让及时封闭污染源。对“引起恐慌”的错误判断，强行迫使所有人往深渊走近，行上不归路。
然而，但其实这种“怕引起恐慌”的愚蠢理由之后所试图掩藏的“东西”才是最令人类恐慌的。
当国族重器、人民群众委以负之大任的时候，一己专政独断的党派非但未必诚挚以科学决断定人心报大情，还屡会逞权自是将自身的愚昧拦挡在国与民前进的道路当中。非但不能主之平定，亦不能辅之成就，反只会阻之方便。如此行事，何为休止？俗话说“有再一再二没再三再四”，一两次或尚存临危应变履历机缘，但总不能次次回回所谓领导全国影响族运人命的“社会精英”之反应却是最谬断的吧？
同样，也正如赵丹先生临终所发出之质问一般，文艺更应该当由懂文艺之人管理。因为究竟是某领域做学问搞研究的学者专家比较了解还是体制上分配的官员更懂？
此外当然也要全面地看问题，任何组织中都有好人有坏人，社会中的党员们当然肯定更有很多令人感动真正为民的人。错的，是某些高于人民的操纵者。
就如HBO《切尔诺贝利》豆瓣页面下一名叫做“告别悲伤”的豆友的热评一样——“是社会主义的体制决定了问题的爆发，也是社会主义的体制决定了义无反顾的拯救”，是单党制政府自以为凌驾于人民的“伟大”催生谎言、视人民为家畜和蝼蚁，也是单党制的人民为了祖国和其他人民去做出伟大的牺牲和奉献。
专政党派之知行整体更远非全然只是坏的，不仅仅经济，很多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也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然而同样本着科学全面清醒客正的精神，在此类事务上，便如切尔诺贝利事件一般，如若一开始枉顾专业学者意见杀伤人民群众生命利益的话，后期也只不过是等于同样再用“更多”人民群众的生命牺牲去止住赔进更多人民群众的生命牺牲而已，以减法减减法的不得已悖论。一切“后续处理”只是在填补报偿当初错误的苦果，简单的因果关系。
果然，正如人类历史所表现的——任何未民主化、独断专制、暴虐凶戾、昏庸谬误、贪享惰政，即「取向」方面指标-邪恶、「能力」方面指标-不足、「态度」方面指标-怠被不作为的政治体状态就是人类种群自古至今最被合法化的杀人罪愆与方式之一。
此外诸如国庆阅兵、党政会议之际，不管是必须天空清澈指标可观这种背景物质环境条件的要求，还是全国各地不可“出现”重大事故这类社会信息环境条件的要求，都拥有相同的心理行为和惯性特征。
又如文化相关政策的“管制”“监管”中像《双面胶》这种以“思想价值取向不正确”“会对社会产生不好影响”“破坏社会和谐”“搅乱社会风气”所谓会教坏群众的理由以及类似“无分级下人皆未成年”的行事规则来处理下架的，还有很多很多。这种甚至“电视里须要父慈子孝、夫妻恩爱、邻里和睦、爱党敬业”的“正面”处理风格，颇为仿似旧社会里“君臣父子、忠孝节义”之纲常礼法的价值观和行为，然则当年他们倡导“反封建”倒传统破四旧灭文化烧“万世师表”搞得全民疯狂的时候，却是否可有想到今天这一出？而且这种一方面并无明显18禁内容而仅仅是把社会真实存在之相关问题拿出来展现探讨，另一方面又明显完全是大多数人日常生活框架皆具备了解、频繁接触之“家庭关系”事项，却不能被成年观众所观看，平常话题、民生内容、社会真实而被叫停不能面向社会，简直荒谬。不仅更加证明了“无分级下人皆未成年”的所谓18禁内容不被允许，且平常生活范围的普遍部分也不能展现，哪怕为社会之真实。
我们这代人因为不在文革、三年困难时期、八九六四的时代，而且因为言论信息文化管制也无法真正进行了解，但是可以看到的事情中次次件件可发生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便如悟空言“外好里桠槎”，便如父母言“人家的孩子”，便如英语谚语言"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亲不敬，熟生蔑），便如《论语》孔子言“近之则不逊”，好客怠亲长久对待之心就像里实外敷双层元宵人格里的“外”所谓社会公共人格关乎“面子、声名、人缘”要好好表现一样，成了——里，自己人当私有范围当处置无碍过于无忌无规马虎随便；外，社会人当公共范围当面子声誉才却体谅重视认真经营。说白了，成了对外：好的自然看得满眼皆好好上加好，不好的也管不着惹不起且要搞好关系；对内：好的要么变习惯要么不在乎甚至时间长了还有可能觉得坏，而内部的坏不光加倍觉得坏就完事儿了还得反而受“外”的作用所制为了面子得把这“内坏”尽心藏起来，所谓“家丑不可外扬”须得表现出一派和煦，逢场作戏见人说话。不仅如此，这种“好客怠亲”的心理问题被封建历史、极政权力无限放大之后变成了“好客欺亲”甚至“治亲”“害亲”，成了“人命即财产；民众即私物；统治即王法；势力即天理”。在内自身是王亲人同胞当草民随意处置欺压打杀更觉得颇为正义别人连说都是闲事管不着意为“受欺负的没吭声，一介外人嚷嚷什么”所谓“本国国内事务”，大多情况对外则又正常了翩翩风度礼貌有加满腔正义讲理讲法发表各种先进思想言论诸如“我们从不主动侵略其他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觉得自己高于他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遇到问题则往往“谴责谴责再谴责”，真正除非有人对自己统治不利“讲坏话”“管闲事”或提及民主人权问题才立马跳脚站起张口就来。如此，何时才可同时处理好两方面，划分清晰明白，对待善妥周当，真正了解到自身之外何为“公”的范围。
个中简单道理，在我国高中语文教材中便收录有之，还是全国学子熟悉的、出自2500年前春秋时期《国语·周语上》的《邵公谏厉王弭谤》一文。
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周厉王下命令，想要禁止国人批评朝政。于是找到卫国的巫师，以之专门刺探批评朝政的人，说：“如果发现有人在背后诽谤我，就立即报告，我会严惩这些刁民。”卫巫到处察听，厉王依照报告，杀了一些国人。厉王发现反对的声音渐渐少了下来，十分满意，高兴地对召穆公说：“你看，现在老百姓都同意我的做法，没有人反对了呢。”
观厉王当年如此得意笑语，显殊不知师门后承可畏也。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道路以目，莫敢出言。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统治者荒淫无道，但他们又怕人民议论，却去采取压制社会言论的措施，而且竟然以为这样可以高枕无忧、平安无事。实际上这是最愚蠢的作法，它不仅使下情无法上达、错误的政策得不到纠正，更重要的在于受制民众口上不说，心里却充满了愤怒，只要社会矛盾到达临界点，大规模的暴乱必然爆发，给整个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使得广大人民多年的社会缔造成果更甚至是生命安全受到伤害。
中华是世界上最能忍受暴政的民族，然而，也是爆发起义最多的国家。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此外，政治倡导、操纵文化的弊端与危害从自古中华历史便可轻易看出，不管是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到秦始皇焚百家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纲常礼法忠孝节义的“由内及外自上至下”，还是尊崇倡导佛教的此生被剥削压迫不仅无妨，甚至非平等下遭受苦难也不仅不是人祸而反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尔等生居于人境是前世所犯下之罪孽是“因果”是“轮回”汝身作为罪人不仅安心承受洗脱偿还更要坚强自渡完成神佛对己之考验，于万苦缠集世间交困之中莫管诸他天下烦恼事老实清净俯伏而居慎良为己修身为善便可期死后世界之极乐与来世转生之富贵，“他人对己作恶应当，自身立善以期来世”，一切都是封建阶级用以奴化天下量产良民巩固统治之工具，最为明显的，自古皇帝多倡导忠孝节义，但若为篡位夺权者建国换代后便不会提倡忠义，而是改“仁”为国家根本。
从儒——整个国家大家须得一起按照某套规矩纲领维持某种人际与社会之和谐美好，不维护你的周围或你的环节出了事你便对整个社会负有责任。到佛——连制度规则都不用提倡遵守，整个国家大众老实被剥削做良民便可。
这一切统治手段的内在逻辑都非常明显：他们所说的都是有直接目的的，完全只是为了让别人听希望别人这么做，约束别人而不是同样约束自己的，连标榜都不算。更甚至都不屑为之认真考虑、不过脑子的不正经谎言，托词而已。
聪明还是智慧还是邪恶，区别非常之大。其实有很多孩子们都懂的简单逻辑公式成人社会却未必昭彰，比如媒体新闻报道的天职是什么？当然引述事实，让公众了解真相，但是最后却竟然可变成政府控制舆论传达政念蒙蔽人民控制思想，让事情被控制往某些人意愿的方向去发展、为政党更长远统治的目的和利益服务。然而就像人与人之间一样，政府对待公民也一样唯有真实真诚，才是真正本格可行的方法，“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正确坦荡对待错误的改过态度，才能真正让人民信服，如若对待自身错误永远都是逃避掩盖，非但不主动先行承认自身错误公开真相让大家看到全力改过的态度和表现，还百般试图让别人看不见不知道自己所犯错误的话，结果就只会更加恶化。而如若非一时而长久采取这种方法来对待自己人，而不是以正确坦荡的方法真诚改过，便必定让人极端怀疑组织内部对于维持利益相比其道德原则更重要许多，况且这根本远远不仅单纯的人对人简单模型，而是一举一动巨幅影响全国上下数亿人民及后世命运、肩负民族发展重担再重要不过的“政治”策略，对自己的同胞、国家、民族如此，党派专权甘愿冒着如此惊人的代价和风险，是巨大的权利可以通过掌控言论和新闻来骗过千千万万世人民，又或者因为互联网、手机以及个人媒体的发展导致管控言论越来越难，所以踏入网络时代以后政党才采取更加高压严酷的信息政策？
互联网象征自由，而专权会提防一切跟自由有关的东西。就如前文中所述互联网这一自由至极的东西如果不出现会是多么恐怖的时代，虽然有墙，但互联网真的拯救了中国人民，如果不是因为互联网、手机以及个人媒体的发展使得信息真正成为社会化产物，如果信息收发权一直没有真正的为公众所有，还是只有电视、收音机等设备来展示受控媒体的新闻信息，官方媒体的影响会有多恐怖？那跟一九八四就真的没区别，按媒体人的天职、原则和责任也就是做社会的脊梁、人民的眼睛、公义的卫士来讲，官方媒体已经失去了媒体的根本操守与本质作用，成为了政党宣传理念和思想控制的工具。官媒，不仅违背了一个媒体人所以称之为媒体人的本质，没站在人民一边，反而成为独权政党的帮凶来蒙蔽人民。互联网真的是继蒸汽和电气革命之后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信息革命不仅带来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进步解放等物质方面的变革，更带来思想精神文明和沟通速率的进步，甚至技术也终将解决全球语言最基础的沟通问题，随着信息的社会化、互联化、全球化、便利化，又像从来、如今一般，人类文明发展的快车道总归愈趋繁盛，人类一切取得的进步和发展再不断加入助力加速，奇点之间的时间单位越来越小，奇点越来越密集得发生。所以对于全人类来讲，落后的政治问题和各种被创造出来可笑莫须有的所谓不同意识形态对立斗争，这些完全的分别与负面所带来东西其所造成的伤害和影响简直既小儿科也可怜可恶卑微无耻。而且再反过来，如果人类在赛博朋克时代、量子计算机引发量子革命之后，更或者人类可成为电子数据乃至作为精神体存在的纪元的时候，这种对人民、新闻和真相的控制将可能演变的多恐怖，如果把这种高压独权奴役的恐怖统治题材对标流行朋克文化，那《一九八四》便会相当于蒸汽朋克，《黑客帝国》则会成为赛博朋克，而人类作为精神体存在的时代如若大众被劫持的话估计会称为量子朋克或者其他什么朋克吧？这些作品之所以伟大和有意义，就是因为其题材内核完全有可能发生，甚至比如《进击的巨人》《看门狗：军团》这种作品里的很多情况，过去就发生过、现在也正在发生、未来更有可能发生，所以就像《行尸走肉》《这是我的战争》《辐射》《西部世界》等作品的理念一样“最危险的永远不是丧尸病毒、怪物、猛兽、AI、仿生人、机器人”，一方面我们要敦促注意缩小防范时代发展中可能超出我们考虑甚至理解范围的视界之外，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尽力规避可能对社会中人作恶的极端权力、风险局势、制度漏洞、危机架构、落后观念、偏见不公。因为如果独裁政体、极端势力掌控至高科技的话，那可想而知，等待我们的将会是不止民主倾覆，更甚至直接威胁整个文明的恐怖时代。
《1984》里说“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从来都不是什么玩笑，因为就在当今现实世界我国人民生活中分分秒秒都在切切实实经历着这一切，别说于街市、公开场合议论评说国家元首，就是民众在餐厅隔间里间吃饭表达对于本地官员政策之看法，朋友都可能提醒“私下就算了，在这里声音小一些”生怕隔墙入了他人之耳，其他更不必说。
《进击的巨人》中称岛屿一方——“将一无所知的人民关在墙内，宣称那里是乐园”，跟内地的言论新闻无自由、媒体天天来“国外人民水深火热，国内形势一片大好”的思想宣传洗脑控制那一套不一样么，那些吃人民的其实就是同一民族的人，而且还是被同一国家的人迫害的。
同时不仅未来，对我们来说，一样危险的也来自过去。
就如前文《西游记》之真实中所言猪刚鬣这大妖的本身模样，在将先行的既有印象接受之后，久而久之便容易真的相信了一个严肃文学杰作中所创造的大妖角色平日竟然真的会是白胖可爱的外形，这名字中带着“刚鬣”的大妖被看到其原著中真正本来面目的时候却反而会颠覆了对“八戒”的认知。
那问题就来了，难道以前的人们也会是这么认为的么？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种既有印象——没有尖牙利齿没有棘皮厚身、浑身白嫩专供人类饲养食用的畜类其实是驯化下的基因育种而来，但就如动物学家将狼与狗、野猪与家猪看作同一种动物一般，在奴性驯化与畜栏无天敌的“安全”中，同一种动物真的会变得从精神秉性甚至到外型体貌看起来几近全然不同。
事实上地球自然界中本来长久存在的「猪」是一种粗野强壮、性格暴烈、攻防兼备、速度颇快、生存力繁殖力很强的尊严生物。也就是说，没有野猪、家猪之分，那种人类驯化过后出现的，不是「猪」，是食物。
更加恐怖的是，当家猪重新被放生到野生环境中后，随着时间推演模样体貌会再重新开始野化，不要惊讶，这种生物外形因为环境进行的巨大转变是世间确实存在的。这与所谓“进化”“退化”无关，这，就是环境的真实。
而人类这种高等智慧思想生物+现代信息社会环境，思想传播的速度就更快之极致不可同日而语，自成人以来早已多年处于自身建立社会体系下的非自然“安全”环境中的辉煌人类文明，尤其我国两千多年下封建社会对人民进行的压迫打杀思想控制良民制造奴性训练。人与外界的互动是能量及思想的交换，别说几千年如此超长时间下，即便只几代人，这种“日渐月染”潜移默化的奴性和欺压的认知与态度，甚至往后都不需要再进行打杀驯化，基因中便自然可能带有奴性的锁链。而且如此以来，不仅封建千年世代下的“驯练”，如今之“新时代”依然处于网络高墙言论管制的封闭环境下、依然处于思想控制奴性愚化的“良民”政策下，此同样之“畜栏”与“驯化”环境，加之智慧生物+社会体制下的超强放大力度，别说单单纳闷我们的文艺因为被打杀限制无法野蛮生长从而水平落后，仅试问戴着镣铐跳舞，于畜栏棍棒之下饮食，再起劲又有何意义？有何尊严？有何美感？只得更加畸形而已，就是各方面，一个群体在如此危险诡异结构所塑造的生存对待下，不出现问题倒反稀奇、恐怖和不正常了。因为自由平等，是一切美好之根本。
哦对，一点区别，猪的转化是一物种对另一物种，而我们，是同一物种内。
最后又是丁院士那个问题，中国人到底是不是人？我们应不应该享有与西方发达国家民主世界同等的人之权利？谁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只知道，我中华民族，一定不是猪。
更不是现在这样。
但所幸因为智慧生物+信息社会的超快、超强影响，从来最容易被剥夺自由的是人类，同样，最容易迎来自由的，也是人类。
那么到最后单党制造成的社会运行问题与思想控制言论管制媒体封锁再加上我国自古封建官场沿袭之功过观念，最后混合会变成什么？
诸如官员将款项花在各种无意义浪费钱的项目，只为引作样子政绩，而且是一次性的，得知政绩机会来临之前百般赶工建设，上级视察之后则直接荒废，根本不管是否切合当地实际情况、是否切实带来商业利益、是否真的推动发展让人民受益，最后钱花得到底在不在刀刃上根本不重要，人民和实际作用也不重要，重要得是政绩得到保证那这钱就花得值得，诸如贫困地区大资金投入建设不切实际工程的事情，全国各地屡见不鲜，而且不仅为仕途，形为招标实为关系，和开发商勾结牟取利益的事情更是“稀松平常”不可计数，更有甚者还有官员为了自身前途的封建迷信，以仕途风水之说来建设改变地方格局，颇得魔幻现实主义之真传。最后官员们又圣贤上身集体爱民如子怅然感叹“下边的人骗上边的，上边的人再去骗更上边的。我算看清了，共产党就是这一套。”
先不说他们百般欺骗为了使得人民远离真相，结果到最后其实所有人都离真相越来越远，连他们自己也一样。这便是——骗人者，人恒骗之。谎言，是害人害己的七伤拳。
“what is the cost of lies?”谎言的代价是什么？
而且这又是忘记事情“本质”的问题，不为人民，全看自己。不是人民和实际，而是仕途、利益和美言。
就像封建时代所谓的臣“子”都是用尽心术互相仇恨争斗、想着怎么揣度迎合或欺骗控制来左右“圣上”的思想，皇帝也用尽心术看透明白所有人的想法意图，来让朝中势力彼此制衡忙于彼此争斗好让自己的统治更加“沉稳”，最后造成大把人在职期间大量的时间都在忙做着跟工作责任所谓“正事”无关的功夫，都在玩忽职守，想得不是工作之本质该做什么而是用各种恶点子来忙于维护自身利益。
又像当今时代一个地方发生重大事故死了人，死亡人数如果超过规定的“官员撤职处分临界数字”，上报的时候便可能被卡在所谓“临界数字”下其他则全归为失踪或被掩盖，而被质疑算错这些人还会振振有词，“我不懂数学，而你，不懂中国”。就如《长安十二时辰》中林右相所言“你是第一天来长安官场吗？”
便如过往一般，中国人多，人命，从来“不值钱”。
单党制可以让自认为“封建改革彻底”的我国政治制度的所有优势和先进性彻底失去甚至跌为负值。
千古之下，政治好似永远能在关键的时刻忘了做一件事到底是为了什么初衷是什么，打着为了天下、为了人民、为了百姓的伟大旗号，说一套做一套，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拉帮结派、站队输赢、唯利是图、玩弄权术，说是为了人民，其实就是为了阶级、组织、政党、团体、派系的统治利益服务，进而谋求自身利益。每当人民以为某个人将来是明君、以为某个组织/政党思想更先进、以为某个团体/派系管理制度可以福泽万民，好像指望可以改变旧制度旧世界开创自由美好“新时代”，但中华民族任何已经过去的时间内任何自我标榜“新朝代”“新世界”“新时代”的时空，都一直在发生着一件事，那就是某个人/某些人能够打杀人民。这某个人/某些人也一直是为了自身单边独断专权的统治利益，用不坦荡也不真诚的什么“真龙天子”“领袖崇拜”“共产主义便是信仰”此种统治组织高于人民的宗教式谎言崇拜控制思想来使自己的专断极权统治正当化。
是啊，你想要自身统治太平稳定连绵延续千秋万代但你其实对别人不好在剥夺他人的权利而且你又想让别人不能反抗你，那怎么办呢？与他们这前思后想了几千年的思路所配套得出的用了几千年的方法就是：高于人民才能让人信服。两大经典得意手段就是：1.崇拜，把别人洗脑让他敬你2.暴力，威胁恐吓打杀别人让他怕你。
这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问题么？是这些作恶之人的恶，让他们为了自己或自身团体的利益竟然可以去侵犯剥夺他人的权利甚至打杀他人，是这种自私亦或恶念的结果。
一个组织如果提醒你他们的存在与手段，那小心他们将要对你作恶，因为他们想让你惧怕他们；
一个组织如果总提醒你他们的存在与手段，那说明他们已经在惧怕你，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只拥有这些；
一个组织如果向别人灌输他们的正确和伟大，那小心他们将要控制人民，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自己有多虚假；
一个组织如果总怕别人忘了他们的正确和伟大，那说明他们已经在惧怕人民，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所说的话有多虚假。
无论任何人或者组织说你信他就好，他能保证自己想法的绝对正确，不仅必须只可跟着他走还不准所有人怀疑他、非议他且他还从中扩大榨取利益，那就很简单，结论只有一个——这一定是骗子。
还有单党制最不可思议的现象之一，就算对人民百般打杀，也总有人会既得利益，但凡全国上下有一人为了专制政党好，建言其中央进行一些改变，比如出台分级制度，民心立时便有所改变，加之本就思想控制与言论管制威胁蒙蔽人民，虽然早晚也会被人民识破反抗亦然，但对其所言岂不更会“长治久安”几日？
然则，
失去民心的单党霸权，无人会付以真心待之。
或者，
暴政者，从不给任何人机会，即便是对己好的人。
真有谏言者，也只有被杀头的下场。
物以类聚，自古恶人身边只有奸臣，这才是最大的可悲与讽刺。
“what is the cost of lies?”谎言的代价是什么？
不管文化还是政治，只有自由才能诞生美好，愚化和控制只能催生落后和变态。
但其实最恐怖的还不是中国独权统治的“党国合一”，而是“政教合一”，那才是真正的思想控制，或者应该叫生命控制，党政合一还只是别人对你作恶，而政教合一对思想、人身、生活自由的残酷限制，是灌输到每个人的思想里让人对自己实行的，比如伊朗电影的“戴着镣铐跳舞”比国内审查制度还要恐怖，如此还能做到那么优秀实在令人敬服，也着实太不容易，如果能解除限制自由创作，那就真的太好了。
“意识形态”
历史巧合不仅八九六四的中国和波兰，更早的时光里，
1949年中国成立，因为苏美，因为意识形态，因为党派，大陆、台湾隔岸相望。
1949年德国分裂，因为苏美，因为意识形态，因为党派，东德、西德将临高墙。
1948年韩朝分裂，因为苏美，因为意识形态，因为党派，韩国、朝鲜三八分界。
1989年中国八九六四，大陆民主更加远远无望。
1989年德国高墙倒塌，东西两地民族即将统一。
30年前柏林墙被推倒，30年后中国、韩国还是无法和自己的一国同胞骨肉相会？
东德西德，朝鲜韩国，中国台湾，同一个国家的兄弟姐妹竟然可以因为所谓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而互分故土各自为国，导致同胞亲人离散、国土筑起墙壁、甚至互相杀戮为敌，这种因为政治引发的愚蠢人伦悲剧到底还要在人类历史中上演到什么时候？
什么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到底是什么？
难道没有人想要团聚么？难道如今还有什么人命令海峡两岸中华骨肉互相残杀么？所以其实台湾问题很简单，那就是单党政权不仅做不到一个民主的环境，还反想让台湾人民放弃主权甚至“回归”于统治之下，这是让台湾同胞来遭受同样的苦难和欺压，自然万千痛心需要阻止。更别提最近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更可让台湾同胞又多一次看清“一国两制”的真实性，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就是内地自己人对自己人都更狠。我们自己的政府都在扼杀限制自己既有的人民，不停地制造谎言，所用的“民族”“爱国”都只是对自己人的洗脑、对其他人的圈套而已，就这样还指望谁来相信我们的政体？直是可笑之极。
“意识形态”之荒谬残酷，便如党派首脑关起门来看完《泰坦尼克号》之后所评价的“你们绝不要以为资本主义国家就没思想教育。”
当今时代听闻如此可能会感到惊讶，但反观那个年代，甚至美苏冷战期，尤其使人类历史文明空前近于灭亡的古巴导弹危机的儿戏，你就能看出政治对人三观的影响能达到何种程度，因为政治立场而将他人添加赋予到简单而又其他维度的定义，一切都仿佛顺乎其理，政治，可以做到这种程度。且即便现今，也未必减弱。
就像豆瓣网友“布瓜”于《2001太空漫游》影评《生命的奥德》中所说：“我认为老库是故意的。他抽掉影片中人性的东西，留下冰冷的机器和故事发展。他想表达人与人之间的漠然，甚至敌对，好像影片中的US跟苏联。人类现代的竞争与杀戮跟百万年前人猿同类之间为争夺食物大打出手并无二致。”
说得好，没有意识的形态，只有人性的敌对。
就像《荒野大镖客2》莎迪说的：“所有国家都是好的，坏的，是某些人罢了。”
只不过又是一个类似文革中无数莫须有之政治恐怖理念的“人之创造”。
把“西方文艺作品”看做“宣扬资本主义思想的工具”或者“对人民进行心理渗透转变的文化武器”，这种将文艺当做不同社会制度或“思想阵营”之间阴谋罪恶的某种武器简直是最荒谬之事，政治论调，一至于此。
本来就不该有意识形态的世界，更别说对立引发的邪恶，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资本主义？人与人之间有何区别，政治还能把人隔阂到什么时候？
况且世界上各种无聊又荒谬、分化人类阻碍开放进步并带来诸多不平等的看法就足够多足够麻烦了，诸如种族/风俗歧视、地域/国家歧视、性别/性向歧视、地位/阶层歧视等等，所以人类不需要什么再插上一脚来什么更加邪恶鄙陋的发明。
现在想来，赵本山和宋丹丹老师的“挖社会主义的墙角，薅社会主义羊毛”无疑是一种绝佳的讽刺。
人类文明早该抽刀问心与互相争斗的野蛮时代告别并永远与之划清关系，就像如今一般，不仅社会、物质、技术、科学的进步，也更加地同样重视精神、内心以发现全体人类共通的人本价值，从而“同源性”和“平等性”成为广泛认知、所有文明互相尊重为了共同家园与社会未来一起发展的异彩纷呈时代便可期。
错误的政治观念算不算是人类最危险严重的迷信思想？是否相比同样早就贯穿于历史长河之中的其他类型例如宗教迷信和民间迷信都来得更加巨大地在损害人类文明？
「党」 「国」 「民」 「族」
有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从感情上出发，作为一国公民说自己的国家“不好”或“不好之处”，是否就是不爱国？甚至作为一国国民是否应该有责任和义务去帮着“国家”掩盖这种“不好”的事情？所谓“家丑不可外扬”被“自己人”的政党打杀受其所害却还要维护政党统治变相以为是在维护国家名誉的对“国家”家之概念的理解，更或者其他国家说中国“不好”的报道尤其所谓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区别下的真相“攻击”一定是蓄意抹黑，以上诸多观点论调和问题首先混淆了四者之观念，即党派、政府、国家（中国）、民族（中华），民族或者国家，完全不等于党派和政府，其之间相去甚远，国家即人民、民族即文化，而「党派」和「政府」只是民族、国家中的“人”，这些人乃至本应由人民选出的政府首脑和全体守法公民都是平等的，和大家完全一样的，甚至政府官员是由人民选出服务于人民的公仆，政党则更是应有能力发展好国家民族并服务好人民不辜负期望让大家过上好日子的人组成的组织，如若确实有能力或者对人民好那或许尚可以考虑当做自己人，如果没有能力或者欺压人民更甚至人民还无法选下来的那便绝非所谓“自己人”。
“国家”这个形容“国”却带有“家”含义的词语就如其正面效应一样同时具有相当程度的歧义与误导性，就好像在旅游大巴上说“有点公德行不行，别扔车里边，扔外边去”这种对公私的错误理解，整个逻辑可变为“好像国家是我们自己的”结果，更甚至由此基础上——所以自家的人“管教”自家的人天经地义或者说也没有办法。这种国事家事相关界限模糊不清的影响，不仅三纲五常政治倡导“家事作国事”，更可国事作家事。统治者方面，就像孟子认为如果一代德君舜发现自己的父亲杀了人应该背上父亲逃跑一般，这种病态的家的理解和习惯始终延伸到国上，“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从来都只是嘴上说说抒发点情怀而已，从来做不得真，相反，更有可能被认为是另一层次、必有高深的他理之决断。就像《英国大宪章》中封建分封制下联邦制度的“平等下的不平等”，中国封建则长期天子在上科举干政的“不平等下的平等”，我们早就非传统意义下的封建社会，然虽看似进步但却反而更加失衡。
另一方面，上文那种思想控制后的“爱国”其实是一种混合了爱党以及对生活与公共范畴错误理解的意识：对自身认为的“国家”概念所包含之现有一切的本能维护。这种维护和这种国家概念的相互作用下，说“我们”或我们既有现状的不好便被与诬陷抹黑威胁人民心中国家甚至民族、文明之美好相挂钩。这种不可有负面见解更遑论探讨改善、好像国之现状都是“爱国”一词中“国”的一部分、强制“我爱我家”的道德责任绑架观念，仿佛“沉默团结的和谐”乃是家国共同利益之一边。变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下，要么，家有打杀罪恶犯法要维护；要么，国有打杀罪恶犯法要维护。专权面对问题不说谋求正确的解决，却去用道德谬论捆绑整个社会来维护自身。
以前爱的不是国是朝廷是皇帝，现在爱的一样不是国是党派。
政治从来喜欢混淆「国家」的概念，以前是把皇帝掺和进去，现在是把政党掺和进去。
顾炎武《日知录》中“有亡国有亡天下”之所谓“天下”是文化是「族」，但此“国”却非国家而只是不过谁做主人压榨人民的“朝代”而已。就像自古混淆「国」与「党」因而无视「国」和「民」之间联结，说着一切都是为了大秦、大汉、大唐、大宋、大明结果做着欺压打杀人民事情的，最后谁都见不到也为不了国而只是朝代是朝廷是组织，只有民主精神下对国家的理解，只有能够做到民主的时代下的国，才是真正的「国」之概念——人民的集合。
还是那句话，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乃至诸般制度，对于人类只是一种资源分配方式只用看是否足够科学先进合理能否推动整个时代进步而已对之无关任何个人偏见，但是却实在可以看出的是我们整个国家所反映出的情商委实是已经远远地落后于国际普世标准了，不论是对于涉及国家民族相关的范围过广、阈值过低、反应过度的自尊，还是一碰就蹦说不起玩笑来不得幽默无甚气度胸怀的某些行事作为，别说主动坦荡自嘲了，别人稍微近一点就炸。就像美国可以在自己的文艺作品里炸白宫杀总统然后大家才知道以美国为背景创作空间更自由进而对其增长好感，而我们别说自己在文艺里炸中南海天安门了其他国家也别说有“敢”这么做的了，仅仅一个代表民族的象征、一个民族传统的符号，就直接可能官方＋社会联合抵制，比如《好莱坞往事》。且说起来，又像国内UFC游戏的公开比赛中曾出现的怪异现象——没有选手敢自作主张以“李小龙”这一人物出战，因为如若不慎落败自己便可能引得众怒，最后选手们只得想出如此妙招：双方都用李小龙，于是彼人即便输了那也是输给自己，而不是什么“外国人”。当然，在此绝非是说便没有“辱华”的，比如完全不尊重人甚至根本蓄意恶意的，但只是，目前的这种民族尊严是否扩展蔓延的过广了，是否把太多东西绑定、代表国家民族了，甚至我们的全球对外形象也是否已经受到很大影响了。在这样一个开放的时代，人们秉持着时代精神来开放、豁达地交流，如此理应的风度涵养，乃至什么“大国气度”，却变得开不起玩笑，动不动就辱华，甚至国家宏观力量出面去回应，政治神经敏感至此地步，甚至在艺术这种领域，相关形象再创作不能有一点丑处错处，这根本在约束创作自由。包括更加核心的问题：究竟是谁在侮辱中国？侮辱我们承续几千年的民族，侮辱我们的列祖列宗。而且最重要的一点，这种“大国气度”是否反会是在吸引招致他人的侮辱？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国”？这种被操控后狭隘错误、应用泛滥的“民族主义”和“爱国精神”，只有这些问题明了透彻我们才能得以真正的进步。
谬误自恃之“正义”是最卑渊丑厉的邪恶。
没有人或国应该享有不可被玩笑甚至被骂的“神圣”权利，要求这个就是以为自己是神，自己永远都对，就是反言论自由，就是与封建制单党制的思想控制、言论管制和自身塑造如出一辙。要知道，过于强硬的尊严，等于变相求辱，等于没有肚量，等于毫无尊严。就像互联网公司文化一样，大家虽然每天互开着玩笑耍在一起却都在认真向着同一行业目标行业梦想去奋斗，互相冷心冷面壁垒森然勾心斗角的办公室文化是反人性的。
这是平常的人际道理，因为人与人之间从来便是如此，一个环境只有给人自由之后，才能吸引更多他域之人往来这种自由。而行虎狼之术者，一切行为也必只有真实的目的以及虚伪的感情。
自由的，开放的，可施予、可分享、可承载，其他人；闭锁的，囚镣的，连亲人，都打杀。
这个世界上，没有国的人，只有人的国。
不要让我们的人民成为“国的人”，甚至“党的人”，要让我们的体制成为“人的国”。
不要让我们的人民成为被谬论框架所缚却不关心自身的“国的人”“党的人”，应该让人民以自珍自爱自负温柔铸就体制“人的国”。
香港的中国
行文至此，终于可以谈香港了。
只有“香港的中国”可以拥抱“中国的香港”。
原香港立法委员李卓人是香港5.21百万人大游行的组织者。1999年六四十周年时李卓人在香港接受BBC中文的记者采访时有这样的回忆：
「我作为总指挥，知道会有很多人参加，但看到一百万港人走上街头，想都没想过。我们（在集结地）等了四个小时，还没有能够出发，人还在继续来。香港人从来没有像这样表达他们对国家的感情。」
100万港人大游行是个什么概念？1989年时的香港总人口约600万，也就是说，在那一天，6个香港人中就有一个走上了街头。如果除去吃奶的婴儿和足不出户的老人，香港人几乎倾巢出动。李卓人这样看当时港人的心态：
「我们其实也是从中国来的，很多人当初是为了逃避共产党的统治来到香港。我们40多岁这一代人都有国家（与内地的联系）的背景。我们希望看到中国有民主和自由，因为只有中国有了民主和自由，香港才有最好的保障。如果我们要保住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社会，每一个香港人其实心里都清楚，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化，那我们的恐惧就没有了，我们就不再恐惧共产党的统治。」
就在这次大游行结束后，香港成立了「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然而，香港人没有想到，他们盼到的，不是支援八九民运把中国推上民主改革之路，而是六四的枪声。
已故原香港立法会议员、支联会主席司徒华1999年在香港接受BBC中文的记者采访时这样回忆六四那一天：
「6月4日早上，我们本来是在跑马地那里订了一个集会，大家见了面，都拥抱在一起，抱头痛哭。没人会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一天集会后就游行了，我在集会讲话后就晕倒了。」
六四的枪声，彻底打破了港人的幻想。再有8年，中国就将收回香港主权，而北京政府却用机枪坦克回应对民主的要求。这让香港人不寒而栗。司徒华回忆道：
「香港游行中有一个口号最能体现港人的心态：『今天的北京就是明天的香港』。香港就要回归中国了，如果中国不走上民主化，香港会变成什么样？香港的人权自由能存在吗？」
香港人对未来信心的丧失，导致六四镇压后，大批港人、特别是中产阶级精英阶层和专业人士移民海外。
国际社会反应强烈，在香港的国际大公司也一度纷纷撤资撤迁。
同是百万人大游行：
汉城1987.6百万人大游行：百万人走上汉城街头要求改宪。军队已经无法再压制民主运动。韩国军政府在内外压力下，也为了改变自己对于世人的政治形象，被迫接受宪改方案，采用总统直接选举制，独裁统治在韩国终结，全斗焕下台。
香港1989.5百万人大游行：百万港人走上街头为八九学运支持呐喊，在那一天，6个香港人中就有一个走上了街头，能够参与的几乎全部出动。且再过8年，香港也将面临回归。然而，他们盼到的，不是民主改革之路，而是六四的枪声。
同样之殷切爱国情怀，如此为何？
不仅是八九六四运动时期的政治进步上，其实从距离回归更远之前，港人前辈同胞们在更多困难时期早就给予过帮助，比如在内地遭遇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香港人冒着危险将食物投过边界，只希望铁丝网另一边和自己同文同种的人们，能够坚强活下去，港人的这种最简单纯粹的家国情怀数不胜数，他们早在什么议定回归的事项以前本就在爱真正的国家、民族——即家人同胞了。这种来自几十年前时代，社会民主进程和思想开放程度上的先进和帮助，令人惊讶、神往更感动，更不用说至今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民主发展带来的进步与思想控制的危害均可见一斑。
历史事实的依据和表明之下，当权者往往直接扣给帽子来形容一些爱国者、爱中华民族者，比如“港独”这种简单的词语，但如若看清真相就可以明晰香港，就能明白港人诠释了“同胞”二字的意义，他们是真正关心我们的家人，是救我们于水火的兄弟姐妹。他们才是真正把我们当“自己人”的亲人，而不是虎狼与妖魔。
“今天的北京就是明天的香港”，果然，都不用来得及担心2047年「一国两制」50年到期香港该怎么办，专制集权根本等不了那么久，这方才22年中便早暴露出各种问题，最近的便是“反送中”。果然，名为「一国两制」的承诺是个极大的谎言，渗透和控制早便一直在进行了——先许你一国两制，骗你“回归”“祖国”怀抱，然后根本不会等到什么50年之后，而是在期限内从政治上不断渗透加强控制，思想上不断进犯企图驯化。一可试探反抗力度，使之不断适应一党专制；二可为50年后做准备，防止甫一控制逆反太强。所以50年间和50年后从来不是许诺下两个互相迥异的世界，而是50年间本就是计划的一部分，一个转化的时间窗口，不仅政治制度社会形式上的转化、也是思想水平生活方式上的转化，这就是所谓的「一国两制」承诺，不论最初如何，政党已将之打造成一份温水煮青蛙的慢性驯服计划。
现在便已经有这等言论：某网站一篇《“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国家长期战略》中便出现“以国家今天的成就，并不需要再多一个上海、深圳或广州，因此‘一国一制’的香港对国家的作用将大幅度下降，当然走向独立的香港更是死路一条”，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某高级研究员。
内地报道香港民主人权运动的新闻多所见有“暴徒”“激进”“独立”“闹剧”“乱象”“分子”等词语，这还不同于思想控制下社会舆论对民主爱国运动的污名化，而是这种新闻其就是专政党派实行的思想控制之本身。一党专政体制及其文化思想控制下「党」即是「国」之后，任何人反对党便被等于是反对党控制的国，党的言论和办事方向便是国家政策，而所谓“港独”“台独”，可以理解舆论反对这些，因为这类词别说反感抗拒，其就是相当阴谋负面，然而，这样打杀人民专政党派控制的没有民主的中国，顺从？回归？先不说扣香港这独立的帽子，民主爱国运动维护自己权利不服从你统治就是等于搞分裂？难道你杀我我也要给你杀么？也要把脖子妥妥洗好呈上么？
对回归的喜悦，对“独立”的痛恨，对民主爱国运动的污名化，社会舆论所有的，只不可不联系其它就直接片面绝对地认为自身民族体系归属是天道是热爱是必当无可争议的行为真理常识，因为“爱国”的概念被人为篡改和扩大范围后时刻在对社会进行着错误荒谬的道德绑架。不管是所谓的自己人对人民还是舆论那本应的自己人对香港台湾的态度认知，归根究底这又更再次是一个忘记事情本质的问题，即要求别人关键要先看自身环境好不好，如果远远未民主化难道用爱国道德谬论绑架同胞过来一起死？
实在不明白，要求民主人权怎么就被定性为“港独”了？这个概念是怎么被混淆替换接引到“独立”上去的，难道反对港犯送中就是搞独立？难道独断专权党派政府想要实行人治环境下的罪权迫害控制，人们要反抗保护自己不想被控制难道就是在搞独立？是不是乖乖把脖子伸过去才不是蓄意分裂？还是说你想杀我我不服从不顺从不听你的话就是在搞独立？面对政治迫害控制，什么时候这种不想被恐怖力量威胁统治、呼吁人权自由民主、保护自我人身安全权益、保护香港的进步爱国运动都能和“叛国独立”划等号了？
所以说白了这就是极权的政治思路，就是“控制”和“威胁”，处于自身控制下是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没有人权，但是不受自己完全掌握控制的便不是自己的，你不把身家性命把柄交上来我就不能随时让你感受到我的威胁，我不能要挟于你控制于你你让我不能够随时打你杀你那你就对我有威胁你就是敌人，你不听我在我威胁控制范围之内那就无非是两种：要么想听自己的要么想听别人的，听自己的那就是“叛国独立”，听别人的那就是“叛国投敌”。所以这就还是归结至一党专制政治制度下可以轻易把“政党意愿”等同于“国家意志”的祸根，不听政党专权之摆弄即为背叛祖国民族，我不能够按着你的脖子随时掌控你的生杀命运，你不听我党派的就是不听祖国的不管有理没理是非如何平等与否国家只需要一个意志的绝对统治不容质疑不容商量，所以我说的话不干对错，你只要不听那就是想要整个国家有第二个政治话语权那就是分裂就是独立，不听话=独立的整个政治公式就是这么推导来的，所以单党制不能切实代表人民的票选渠道弊端加上从上至下绝对服从的极权施政统治，还是证明和封建帝制本质上是一样的东西，都是单边政治所生下的同胞鬼胎，单党制讽刺封建制度为糟粕并自认远远先进于对方——“人民翻身做主人”“为人民服务”“人民代表”诸般实为五十步笑百步，“只有让所有人都怕自己或者掌控着其他人的把柄甚至性命”，这种人根本不懂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本所在，甚至是底线，事实也已经相当明了，“你不听我的你就是敌人”“让所有人都怕自己”“不听我的要你有何用”“你不让我威胁到你你就是想要威胁我”“我对你有威胁抑或你对我有威胁”“我不能威胁你你就在威胁我”“我想要打杀你你不愿意都不行”这一切的整个处世方式和准则完全就是地痞流氓划分势力片区那一套。这种人他不懂得人与人之间交往最根本的条件是尊重，是平等交流下对彼此善意和欣赏的心理情感评价互动递进机制，也就是说正常来讲在人际中获得满足感快乐感应该是“平衡互与”的，是与，是真诚温情与善意，是“平等之上的主动美好感情”，一切在于互相交流，因为只有平等才有“真假”与“对错”之分；而这种人所获得满足感快乐感是从“居高对比”，是高，是威吓欺压与控制，是“凌驾之下的被动服从利害”，一切在于维持阵营，因为不平等只能分“恩威”与“高下”。这完全是在社会环境上去追求阶级，远离平等，只会造成不公与怨念。
本来人与人之间是“平等才正常”，他们是觉得“不平等才正常”，而且不是一般的不平等，只有能够威吓欺压控制他人才安心：如果你不让我和你达到我随时能够进行打杀那种程度的不平等，那都不叫正常，我们之间的关系都不对。这种作恶方试图建立维持确保的这种自认为“正常”的所谓“不平衡安危胁制共存认知关系”，不仅不符合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人权公义，更是不符合自由市场经济双方自愿原则的“霸王条款”，独裁和专制永远都是只有一方满意，另一方处于胁迫之下的自愿只是被动接受，双方的权利地位永远不平等。一切皆是因为在极权社会中，控制与欺压这些“不平等现象”都是双方共存之前提与必要条件，是其结构宗旨之本质。总结一下，
单党制的处世之道：
1.让对方随时能感受到威胁
2.保留可以随时打杀的权力
3.达成双方形势地位的共识
4.立为共同生存之必要条件
这一系列的不成熟心理，根本是没长大的人，根本不是公共社会上拥有相关素质的“社会动物”，所谓未社会化的人，公众认知习惯则称之为“没教养”，即进入人类社会前三观未发展完全就跑到社会上为祸乡里，尚且认识不到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所以区别于动物的“公理性”，而还要去追求势力高低序列下的逞受不公规则，那人之文明、人之情感、人之缔造的人间景和世泛畜生界比如豺狼社会的森严等级压迫制度又有何区别？
伦敦与我国街头都被政府装有“多类别功能”摄像头，伦敦有行人觉得不舒服遮住脸结果还被警察拦住勒令露出面部。如果为了防止恐怖袭击防止罪犯作恶、为了公民社会安全好那自然极有意义，但是谁又能够真的可以保证到达实际使用上面，不论政治环境好坏或者先进与否可完全止步于被应用在这正当之事上，不会被用在政治目的上损害本国或是他国公民的权益？而且不仅当今世代，谁又能保证以后每个时代的每个政府对“罪犯”的定义真的正确客观？换句话说，如果极端政治环境出现，谁又能够保证人民生命安全不受这套可被利用“打击政敌”的《1984》式现代监控网络的侵害？一切皆因，“保护”和“监视”也只两套说法上的区别而已，“保护人民不受罪犯侵害”和“保证罪犯控制侵害人民”、“震慑罪犯”和“震慑人民”、“正义之眼”和“老大哥之眼”也都只差一个独裁者或者专断政党。所以这不是被监控者问心有愧无愧的问题，而是用于邪道作恶之后人民也未必有相应解除机制，这与“即使政体做得足够好足够澄明完善自由民主也要永远给人民留后门程序也要尽最大可能保证人民权利”的主动多重防护理念本身是完全相悖的，未拥有民主化的我国自不必说。
话说回来，除了专政统治党派的诸多霸权行为造成内地与香港的政治隔阂之外，还有就是舆论上的偏见，然而，
殖民地、民族性、民主化是一系列相当复杂和犀利的论题，绝对不能凭一己直接印象与片面观念就快速下定论。
不管是后来被改编成电影《现代启示录》的波兰裔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黑暗之心》，还是苏丹的阿拉伯语文学大家塔依卜·萨利赫的《移居北方的时节》或者叫《风流赛义德》，一个从殖民者一方阵营角度立场，一个从被殖民一方阵营角度立场。马洛与库尔兹，宰因与赛义德，都将诸多议题剖析得相当清楚。东方西方的文化激流，军事冲突的抗争与侵略，国家政权的殖民与自治，人民生活的压迫与平等，政治观念的先进与落后，经济发展上的富裕与贫穷，思想状态上的文明与野蛮，近代各方面冲突与带来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不是一句“民族自己人掌政是平等自治，外国侵略者掌权是压迫殖民”，就能简单涵盖说明的。国家被外民族侵略自然是必当拼死反抗，这是大是大非、中华儿女之必为骨义，殖民者派遣军队侵略一国国土并敛财收割此等行为更绝对是极端罪恶。但与此同时，同样也要知道自己人可能对自己人更狠，殖民者也可能给落后世界带来更先进文明的思想与体制，世界历史上这一切都不可说是不存在。
所以固然我辈若回到当年也必会为反抗侵略者出一份力保卫国家，但此时我们或许可以提出一个更大胆更极端的假设：如果没有港澳或台湾的特殊状况，现今的中国民主真的会更好一些么？
况且，不避讳的说，殖民这个问题又远不只在此一地国土存在过，更别说从此历史事件之开端香港便是受害方，而如今在这看似的“终焉”却又面临着愈趋愈紧的政治迫害，只得竭力维护自身民主，这一切却是为何？
除却自然的国籍血统，更加决定一国国民身份的是什么？是思想内核，是文化系统。
如果一国完全不限制民众出境，拥有全世界各国之移民自由，结果大部分国民还能自愿留下生活，这才是真正伟大优秀的国家，这个国家从政体、社会、自然、文化、公民幸福度上一定都达到了确实相当的高度，民众是真的热爱祖国的生活祖国的文化祖国的土地，也就是说让国民留下的，是一国各方面的实力与魅力，而不是国家政策、经济条件、语言翻译、社会舆论所带来的诸多客观限制与道德压力。
人民若不是因为选择一个国家所以待在那里，国度便毫无意义。
而如果一个“人”的国家非但不给人民自由，还强制人必须爱国的话，这种强留人还强索爱，也就是“伤害欺压完”还“逼你必须爱”的东西，一定是妖魔禽兽，因为没有这种道理，比如单党制的独断极权。
如此优秀之同伴，全球城市品牌价值第九，如此惊人之杰出，再加上
三年困难时期的仗义相助，文化黄金年代的民族贡献，八九六四的鼎力支持，年年祭日的勿忘纪念，反对送中的愤起反抗……
当我们遭逢大难咬牙度日的时候，是香港对我们加油鼓劲；当我们奋起反抗争取未来的时候，香港又予我们无私援手；
当我们遭受蒙蔽沉默以对的时候，是香港给我们棒喝警醒；当我们遗忘烈士不知史实的时候，香港又替我们悼念酬祭；
当我们枉顾权利身在囹圄的时候，香港在为我们不公呐喊；当专制野心加害意图控制的时候，香港在做我们亲身示范。
卫之如手足；待之如家人。
这才是深重感情，这才是血脉亲情，香港同胞，乃中华民族之幸。
我多么希望，内地与香港的隔阂能够消失，达成真正互相理解的“真正的回归”——最初血浓于水的亲情，就像Beyond黄家驹所演唱的《情人》的词作者刘卓辉当初要描写的，并不是通常概念的男女感情，而是跨越国港两地的感情关系，是九零年代初回归前港人与国人之间谈恋爱的重重困难与阻隔。《情人》中“是人是墙是寒冬”的“墙”，其实是地域国界以及文化差异。所以《情人》最初的歌名叫《大陆情人》。
我多么希望，陆港台乃至全世界至今仍被形势分据的各民族，都能像中国往日动画的绝唱——《宝莲灯》里一样，那该多美好啊！
我虽心系天地，但想你的365天里，爱就只“一”字。
我不愿只在梦里见到你，我不愿，只在夜里思念你。
最后，我只想说，
为了国家民主，为了民族自由，为血脉亲情，为了兄弟姐妹，
我来保护香港，我来保护香港人民。
I will protect Hong Kong people，
I will protect Hong Kong！
暴君生平
暴动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因为现今时代的“学生运动”“民权运动”完全不同于曾经历史上的造反或者起义，而是能所有益人类文明进步的关枢渠道和诀要意义所在，是推动社会发展进程的瑰宝，完全不应该被这种污名化的词语形容、解释和修饰。应该叫进步爱国运动或者反抗，比如我国早期学生进步爱国运动的巅峰辉煌——“五四”。
我相信某“太阳”一样的领袖也曾经心怀美好理想过，曾经也是写出“恰同学少年”“粪土当年万户侯”拥有挥斥方遒的书生气志秉持先进思想的人，遍数往矣江山英雄，说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人，但终究不论如何却究竟成为施发暴政谬政者，使人民百姓生命如蝼蚁一般化为齑粉，最刺目的数字是建国前抗日+内战非正常死亡人数和建国后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对比，所以如今之历史何谈真实？还是那句话，现在即是过去，过去即是将来，最离谱的感动莫过于所谓的“毛主席一生酷爱吃红烧肉，但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一回也没吃”，总是给予人民美丽而感人的传说，而不是真相和经验。
我国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被政府囚禁至死的刘晓波先生便多次直言毛泽东晚年是暴政，且其超常惨烈、变态邪恶更甚于斯大林时代。这着实让人想起育碧《刺客信条3》的DLC——《暴君华盛顿》，这种作品不论真假都在我国可能么？同样的，又是两个政府，两种对待。
一个人，在被定为“匪”时，坚守立场；在被个人崇拜奉为“神”时，反越过“匪”渡化为“鬼”。
不论如何，当年之人最终颇为讽刺地成为年轻时对比蔑视过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等「江山英雄」般集权专政统治者的一员，成为如往矣封建皇帝一般可以打杀人民且凌驾人民之上的存在，如曾经粪土过的封建至高爵位万户侯一样的存在。
1912年，中华民族从推翻封建的辛亥革命建立的国度所以叫“中华民国”是为“民主共和国”之意。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开端和阵地——中共主要创始人和早期组织成立发起人之一的陈独秀先生1915年创刊并主编的《青年杂志》也就是后来的《新青年》其上所倡导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他所认为可以救国的这两位即是民主和科学，新文化运动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礼教，启发了社会的民主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五四”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这才是真正的解释，这才是“英雄”这一词语的正解真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那些得到江山、统御天下、可以打杀人民高高在上的国家主人封建帝王都不是英雄，看不穿也无力改变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他们与这个词语相去甚远。看看这些进步爱国运动的前辈们——他们才是答案。
诺兰《黑暗骑士》中双面人说过“You either die a hero, or you live long enough to
see yourself become the villain.”——「你可以英雄之名死去，流芳百世；亦可存活于世，看自己落入恶人之伍。」或许对于某些人是这样，出路和后果真的就只有这两个，要么趁一把赤子初心未大改之时果断勒马勇退，要么逗耍久了总有一天被其自心深渊吞噬露出本相。但，这绝不是对于真正良善之人。便如《菜根谭》中“弄权一时，凄凉万古”以及史大妹妹引过的“唯大英雄能本色
是真名士自风流”一般。
在政治这片滩头上，除非真正为人民好的人，伪善的、邪恶的终会在历史浪潮的冲刷下现出原形，只要给予足够长的时间尺度，历史公正的看待所有人，谁都一样。
文革
1933年5月10日，午夜，德国柏林。成千上万名手持火炬的青年学生高唱着《德意志高于一切》走上街头，在柏林市中心的广场上，将火炬投入如山的书籍中。各国数百位自由作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囊括文、史、哲、自然各领域著作被付之一炬。人们在焚书运动总策划、希特勒的副手、拥有“哲学博士”头衔、时任宣传部长的戈培尔的“火之宣言”指导下，全力肃清所有“非德意志思想”和“非日尔曼之物”。戈培尔观之宣称：“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一个新时代。”
最终，这一令全世界震惊的焚书事件导致德国全境约300万册书被焚烧，对德国历史文化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永久破坏。然而，这场纳粹钳制国人思想的运动，却得到了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的狂热支持。
整个5月，在纳粹党的带领下，德国各地重要大学的学生几乎同时参与了“焚书”这一行动仪式，全国约30所大学，每个都点燃起了自己的大火，而其中具体组织者是德国大学生联盟。
贝贝尔广场便是原柏林大学的焚书现场，身穿冲锋队制服的大学生们群情激昂，把校图书馆的书一车车运往焚书的火堆，伴随着这一行动的是军乐和“爱国”演讲。因为纳粹教导学生们说：“当你看到焚烧那些非日尔曼的书时，还要在你们心中燃起对祖国的爱。”
于是便如后来被刻于广场当地“焚书纪念牌”上的海涅于1820年写下的名句「这只是一个前奏。他们在那里烧书，最终也将在那里焚人」（Das
war ein Vorspiel nur, dort wo man Bücher verbrennt,
verbrennt man am Ende auch Menschen）一般，全国围绕着烘烧书籍供能的巨大篝火，仿佛在这点燃知识与思想的光与热中欢呼跳起癫狂喜乐的舞蹈以示庆祝，人们在预言中骄傲地迈向未来自掘的坟墓。
引领、教唆年轻一代代表祖国未来的书生阶层，以畸形“爱国”来利用其热血做出反人类之举，进而操纵整个社会，来扩大自身独断专权利益。下一代或年轻人所应该为社会带来的应该是“进步”，但是专制政党的这些所谓“长辈”却将满盏毒液倒进国家与民族的新鲜血液里，将疯狂、暴力与仇恨注入年轻的心灵。
让人民灭文化环境，再以环境控制人民。
让人民亲手毁坏自身文化环境，再以无自由环境思想控制人民。
至此大家应该已经颇为熟悉了，没错，这和我国历史上自古代秦始皇“焚书言愚黔首”至汉武帝“罢百家贬另论”，当代从红卫兵“灭文化革人命”的文革时期到“扼自由制人民”的迄今环境，有什么太大区别么？
今日烧书，明日烧人；今朝禁言，明朝灭口。
果然，焚书亦只是纳粹对德国知识分子、科学家和文化界所采取严厉手段的一部分，在被从大学和文化组织解职的人员中有作家托马斯·曼、哲学家蒂利希及诺贝尔奖获得者赫兹和弗兰克。且学校的课程被修改，加进了《种族学》。纳粹的内政部长弗里克说：“学校必须不断地强调，决不能让外国人的血液侵入日尔曼人的血液中，特别是犹太人和黑人的血液。”
此后焚书的恐怖导致了文化的窒息和文人精神世界的崩溃。然而1933年秋天，德国各大学的960名教授却集体公开宣誓支持希特勒与纳粹政权。状况就如《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一书中所指出：“这是一幕使德国学术界的光荣历史蒙受污辱的出卖灵魂的景象。”
而我国之当年文人受迫害的情况呢？答案是对纳粹嗤之以鼻的国内这厢还没准犹有过之。
文革期间不计其数的文艺界前辈被迫害
一代大文豪老舍先生跳湖自杀
鞍山青年劳动模范，评书界的新星单田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评书大师、“讲故事的人”金文声先生一夜白发
……
侮辱，伤害，愤怒，痛苦，无穷无尽……
当年对人性的损毁到什么程度？
《干校六记》中杨绛先生与丈夫钱钟书对一只小狗“小趋”的情感都要刻意回避他人。
更甚至可致令人民群众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告发迫害，政治受害者因为被污蔑之身份甚至与亲人之间互为划清关系而十几年不能见面。
这等莫须有之政治恐怖概念的旺盛创造力，难道不正是引人敌对之“意识形态”么？
法西斯从书生焚书到“水晶之夜”，“新中国”从倒破四旧到阶级斗争，都是一党专政之下的所谓“国家和平时期”发生的政治恐怖事件。不同之处只不过，一边是主张本族高等压迫低等，后来走上对外战争屠杀外族的道路；一边是发明政治概念人民内斗，直接走上本族互戕国民相杀的乱局。都是让一些人去打杀另一些人，都是从毁灭文化洗脑控制到革杀人命世间地狱，一般的邪恶残暴，一般的卑劣污秽。
这二战一前一后于两个国家内“和平时期”发生的，二战期间一亚一欧观念形势与思想立场、正邪阵营和善恶判断上完全互为对立之敌的双方独权专政统治党派，却在不同时空不约而同走出一般步伐足迹、做出一样事发表现，不得不说，这简直是世间最辛利狠辣的一出极尽黑色、荒诞的讽刺。千秋以来，恶人之心从不必一拍即合而终能展现惊人的手足默契。
历史总是相似，只因卑污之政治总欲将卑污作颜色，喂饱毫末以写尽自身的权力和伟大。
革命易，改变难，这就是社会局促蹒跚的真相。
此外，文革乃至疯狂，也因为彼时是个非黑即白、非中即西的年代。
从源于真实历史事件及档案报告的美剧《传说》中就可以看出，“真相比虚构更可怕”从来不是耸人听闻，历史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错误认知，不管是来自宗教势力本身、对宗教教义的理解或宗教与传统迷信的混合、对科学研究的谬误结果、民间口头传说，还是科学与宗教迷信的混合，最后当然还有政治和战争，以上每一样都可以让人公然以正义的名号残忍地折磨迫害打杀他人甚至是自身的家人，以上这些每一样也都被阴谋利用达成一己目的过，而因为以上这些非天灾纯人祸死掉的人更是每一样都无可计数。
文革和六四，如果其中诸多未披露的真相，知道的人一代代都没了，是不是就真的没人知道了？
学生运动
五四运动影响有多深远有多么意义重大？官方定义是：
“五四运动，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又称‘五四风雷’。”
五四运动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为起因，从5月4日开始，北京的学生纷纷罢课，组织演讲、宣传，随后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工人也给予支持。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史一般将其定义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如此形容彼时学生市民工人商届共同参与的爱国运动，结果此方之“新中国”竟然一般将游行示威、学生抗议、民主运动这等行为形容为【暴动】，尤其“八九六四”。然而真相是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始终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旨，既没有事先冲击、占领党政军机关等机构，以暴易暴的打算也从不曾有。北京各界更是广泛反对军队进京镇压，极力阻拦军队的镇压行动，一时出现全民“截”兵的现象。
如此“污名化”的思想管制着实恐怖。
更加讽刺的是，已经去世的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地质科学家、天安门母亲徐珏老师生前曾回忆道，1989年六四凌晨在寻找儿子的途中，看到老百姓在焚烧一具解放军的尸体：“我们这时候只看到西单，当时真有老百姓在烧一个解放军叫刘国庚，当时中央电视台就广播他是抗暴英雄。我当然还没听到，我就过去和老百姓说，哎呀人都死了，你们还烧他干什么啊。他们都指着我说：你都不知道情况。我说怎么了？他们说昨天晚上6月3号大部队往前进，一路都把周围的人扫射，就刘国庚这个解放军，他就杀红了眼。后来老百姓就跑到胡同里去了，西单两边有很多小胡同。他还继续杀，有的老头、小孩、老人跑不动了，跪下给他投降了。这个暴徒，他才是个暴徒，还用机枪扫，人家都跪下，举手投降了，他还继续把这些老百姓扫死。因为他掉队伍了，掉到胡同里了，老百姓恨死了，所以确实是老百姓活活把他打死的。打死后第二天早上就把他拖到西单、六部口的马路上还在烧呢。当时我无言回答。太残暴了这个解放军，还抗暴英雄呢，我看他才是个暴徒。”
是啊，谁是「英雄」谁是【暴徒】？单党蒙蔽人民、思想控制之荒谬无理下作，竟得能与真相完全相反，实在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
“五四”这场官方描述为直接影响了自身诞生发展、党史定义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无论党派还是中华民族都受益不可估量、改变了华夏历史，而且不要忘了被视为五四初步胜利标志的就是北洋军阀迫于压力释放被捕学生，但是后来当党派的政府面对进步爱国运动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同样是来自身处严密专制政治中心却还能一直保持先进并站在反抗最前列的北京学生，但他们此次的进步爱国运动却在1989年6月4日变得完全不同，共产党面对着昔日成立前的战友、恩人“北京爱国学生”们展开了惨无人道的血腥屠杀，然而70年前北洋政府却未杀害一人，如此所为比之当年军阀又何止惨酷千万倍。
更讽刺至极的是2019年4月30日10时30分，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之礼声势浩大、全国皆知，仅隔一月有余，2019年6月4日却是八九六四运动和天安门广场屠杀惨案发生30周年，公开社会无人提及、凄清可怖，直仿似从没发生过一般，不仅如此，在新闻和言论的封锁控制下，这些遇难英雄前辈的父母家属们从不敢公开祭奠，只能私下不同家庭之间互相看望鼓励、关怀患难、慰问生活。同样因为严密的新闻与言论封锁控制，那些为了国家民族进步而洒下热血的英雄的烈士们，这些来自你我故乡死在你我生活土地上的年轻的前辈们，面对这共同的兄弟姐妹的其人其事，大规模公开纪念和祭奠的是我们港澳和台湾同胞，这还不能说明问题么？
即使是封建社会背景的时代影视剧里都还常常会说什么“如此不怕天下人/后世耻笑”之类以个人名声、社会舆论、史书评价作威胁的话，不管真假尚有此理，而如今这样民主早已被认可为全人类普世价值的时代他们竟然敢当着全世界的面为了自身党派统治利益公然对人民做下这许多罪孽，专制滥权、控制思想、扼杀自由、管制言论、操纵新闻、暴力威吓，甚至用军队公然杀害人民，但却又知道自己做的是坏事，怕国外、国际上知道而不是怕人民，所以昭彰的白天不敢做晚上趁着天黑偷偷做，一晚上军队拿着枪射击推进完毕，地上血一擦弹壳一捡尸体该运走运走，第二天从来都红红的太阳在依然的“新中国”，在纪念碑与其纪念的无数人民英雄用鲜血染红只为换来“新时代”的国旗的对望中，在人民的广场上照常升起，毕竟，什么都没有看到。
六四死亡人数更是从来没有统计过。
五四、六四，这还不能说明什么么？
书回五四，当时的学术有多书生意气和大师风范？看看团队就知道，当时的北大在校长蔡元培的组织下，引进了开放的学风，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李大钊、陈独秀、章士钊、胡适、刘师培、辜鸿铭（英国文学）、周树人（中国小说史）、钱玄同（音韵学）、吴梅（戏曲史）、刘半农（新文学）等被聘请于北大任教。北大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开放进步的思想和精神，这种思想和精神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动力。
五四运动后，宣传马克思主义变成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新青年》也逐渐成为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新文化运动中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的树立，使中国许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造成了新思想、新理论广泛传播的大好机遇。这就是当时的共产党，一个满心期望为中国带来新时代理想国提倡秉持着诸般美好进步思想的党派，一个抱持着爱国救国民族使命的组织，真的着实令人神往。这样一个曾经的团体是怎么在后来建国确立了单党制度成为专制，且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四个提倡、四个反对的阐述中第一条便是“提倡民主，反对专制”，这之间的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不管是曾经的共产党还是“伟大领袖”都曾经有过纯真纯粹为国为民的爱国思想，他们的理想国也曾经纯洁不二光辉万千不容邪恶越入半步，但终究却是亲手荼毒了一切，毁灭了起初的先进党派和人民代表。
千古以来，政治上那些在其位而不谋对政的不称职者，这种人才是真正的反政府、反社会、反国家、反民族。历史证明，这类政治行为才真正得是“扰乱社会安定”。是屠杀，是常态的对民战争、反人类的发指罪行。
新文化运动背景：
辛亥革命后，就任总统的袁世凯在谋划帝制复辟活动的同时，还大力提倡尊孔读经，举行祀孔祭天。1912年9月20日，袁世凯颁布《整饬伦常令》，下令“尊崇伦常”，倡导“礼教”。1913年6月发表“尊孔令”，宣称“圣学博大”。1914年发布《祭孔告令》，通告全国各地举行“祀孔典礼”。保驾帝制复辟者更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逆流，1912年起，他们在全国各地先后成立了“孔教会”、“尊孔会”、“孔道会”等，出版了《不忍杂志》《孔教会杂志》等。其中康有为还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宣扬“有孔教乃有中国，散孔教势无中国矣”，还称“中国民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
这让我想起网易云音乐《侠客风云传》曲子下，一位网友有关“理想”的评论：
过往事如烟的时候，听这首曲子真是感慨万千……曾经的天龙教，如日中天，那么美好的理想最终却因为阴谋而烟消云散，伴随的还有无数人的性命……
真真是听到此曲就感慨万千，当年刚成立时的共产党又何尝不是？
但更加讽刺的是，如今他们天天思想控制、社会宣传、新闻播报、墙上印刷的，竟然恰恰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而什么是“初心”？“牢记”的，又是什么？？
从新文化到五四到六四，此一路之巨变甚是令人唏嘘；
从新文化到五四到六四，更希望整个中华能明白“北京学生”这四个字的意义，它所代表的荣耀和风骨，以及披戴这个身份的前辈们所秉承的先进之思想、民族之使命、抗争之精神、无我之觉悟。
最终章
尾节-昔年
八九六四后续
以下内容选自网络：
几年前《李鹏日记》在海外面世后，曾经在一篇评论文章之后读到了网名“额心到底”的跟帖，内容是：陈希同临死前出书：“我只是执行命令”；李鹏香港出书：“命令不是我发的，我接到上面的通知”；邓小平女儿：“这是个集体的决定，不是哪一个人定的”。
既然是镇压6.4挽救了人民，挽救了中华民族。带领中国走进了伟大的新篇章，其历史意义堪比遵义会议，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怎么听上去，6.4镇压决策谁都生怕沾上？
现如今，习近平政权借李鹏之死，趁机给了这位网友一个“旗帜鲜明”的解答，在重新强硬肯定“天安门平暴”无比英明无比及时无比正确的前提下，把三十年前“采取果断措施”，“稳定了国内局势”之丰功伟绩的首功记到了李鹏头上。
“六四”镇压之后，北京城里盛传李鹏曾经就镇压的惨烈后果向外国人略微表示过两点遗憾，其一是“我们没有经验”；其二是“我们的橡皮子弹不够用”。无论李鹏是否真的说过这两句话，江泽民上台后在所谓“风险意识”方面所下的工夫，说到底就是为了在未来随时可能发生的“平暴”过程中，防止再出现李鹏所说的那两点遗憾。这也从反面说明了江、李等人对“六四”镇压过程中大量死伤无辜的结局，从内心里一直都在感觉后怕。
新华社所刊登的消息当年都只能是些冠冕堂皇地所谓‘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当时有外界报道说“黄锦波事后向外国通讯社所透露的李鹏屠杀理由，简直使人震惊。李鹏说，由于军警缺乏催泪弹、橡胶子弹，以及没有足够压力的水供水炮使用，所以只好向学生开枪……虽然‘他们知道学生的意图是好的’，但‘他们希望社会安宁’。”
从共产党政权自身的角度如何汲取“六四”事件的教训，邓小平在世时是否曾经与江泽民等人讨论得十分具体，外界没有第一手资料证明，但从当年江泽民和李鹏等人围绕“稳定压倒一切”所采取的具体步骤、具体措施分析，还是能够看得出他们当时的思维脉络和沿续至今的习近平在“四个自信”背后所谓“防范重大风险”是一脉相承。
1989年4月25日上午，李鹏由杨尚昆陪同到邓小平家汇报北京市委整理的学运情况，邓在讲话中将学运定性为动乱，旨在推翻中共和社会主义制度。李鹏连夜传达邓的讲话，将邓推向前台，邓及子女对此不满。
首先，当年的邓小平和陈云也好，江泽民和李鹏等人也好，无不认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动乱”是江泽民的前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在政治上“右”倾，长期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必然结果。所以江泽民上台之后，虽然在经济政策上左右反复，但在政治路线上显然是一直在汲取前两任总书记的经验教训。从“反和平演变”到“讲政治”，江泽民抓“精神文明建设”的那只手从来就没有疲软过一天。
回顾当年，江泽民上台以后首先抓的大事之一，便是加强武装警察部队的建设。在变相检讨“六四”镇压直接出动野战军驾坦克进城更直接使用真枪实弹的“负面影响”时，江泽民先后在数次内部讲话中都强调了“在一般情况下，主要靠我们的公安，主要靠我们的武警”，并“提出了武警部队在处置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稳定中，要站在第一线、打头阵的思想”。
（以上内容选自网络）
而反观六四屠杀的广大难属家长们，这些我们三十年前的亲兄弟姐妹——诸位烈士英雄在天安门广场民主与歌声的海洋中和平呼唤的时候，为了民族之未来而托付给我们每个后辈中华儿女的斯人之父亲母亲，更是在忧伤与期盼中，有的已经去世了。但，当仁不让为善无晚，至少要让更多的老人可享夙愿得偿之光明。
叔叔阿姨决不会从此少一个血脉承传，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他们的儿女；
正道公理更不会继续被一手遮盖枉视，因为我辈生念者，皆为彼时之同道。
最后附上六四进步爱国运动吴向东英雄烈士的挽联作结——
六四英靈永不朽，下為嶽河，上為日星。
碧血千秋志難酬，名在京門，功在寰宇。
写作 二零一九年约二、三季度
整理 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一月
不改以止
「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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