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0/2020

两个世纪的政治逻辑与历史轮回----中美两国是否终有一战?

China Political Logic and Historical Reincarnation

----Is there a battl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中美是否终有一战?

吴称谋 Wu Chenmou

 

中国进入近现代史以来,从1838年到2018经历了四个戊戌年。如果深入剖析四个特殊年份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探寻这些历史现象背后的演变逻辑,人们就不难看出历史脉动的规律。从而能提纲携领地,清晰地分析出180年来,在东亚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各种复杂的历史现象。从2018年开始,中国再一次迎来历史变革的动荡期。海内外华人很有必要从历史中寻找出社会演变的规律,为中国最终走出帝制社会的历史阴影而把准脉动,看准方向,找准目标,认准策略。

研究探寻历史的规律和逻辑就如传统中医号脉一样。医生必须要把手放在病人手腕处,找准了位置才能号出脉搏来,进而分析病情,最后才能对症下药。观察和分析近现代史也是一样,一旦找准了历史上关键时间点的特殊历史事件,就能更容易寻找出历史的规律。所谓的特殊事件,不一定是当时多么重大的历史事件,有些可能微不足道,但后续的影响可能深远,甚至决定未来的历史走向。   

早在1792年,英国政府派遣马格尔尼使团从英伦三岛远渡重洋来到东亚天朝帝国祝贺乾隆八十大寿。马格尔尼一行不远万里一年后才抵达清国,其主要目的是拜访东方帝国的乾隆皇帝,以便打开东方帝国的贸易大门。这称不上特别重大的历史事件,但是马格尔尼使团访华的意义却非常重大。由于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以及敬畏上帝与跪拜皇帝的信仰冲突,引起了拜见礼节上的争执,最后导致马格尔尼使团失败而归。此事件不仅影响了后来清国的历史走向,还进一步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研究历史的学者或许会发现, 1792年马格尔尼使团访华,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有着某种相似之处。这个非常有趣的政治轮回现象蕴含着一个内在的历史逻辑,那就是:两个相隔180年(农历三个甲子周期,一个甲子为期60年)的历史事件,标志着东西方文明始终都难以和平、和谐地友好交集,各自依旧继续沿着过去既有的轨道前进。在东方农耕文明的社会背景下,乾隆、慈禧、毛泽东和习近平等人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由于他们既没有参悟中国文明的优秀成分,也都完全不了解西方文明,使得他们既顽钝自大又无眼界和胸怀。因此,从大航海时代开始,世界上最主要的两种文明,似乎只有在武力的较量中,最终才能实现深层次的汇聚融合。  

历史走过约100年后的1894年,时年27岁的职业医生孙中山,对于晚清动乱时局的判断分析,他满腔热情地上书李鸿章。这属于底层草根人士对位高权重者的书面进言,在晚清尚未因言获罪。如果放在当下中国大陆的禁言环境,像黉门学者许章润那样,那是胆大妄为地议论朝政,该罢课辞退;如果以当下中共严苛党法的文字狱,像红二代任志强那样,那是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该收监入狱。由于李鸿章的傲慢,他的一句:“这样年轻的医生,也懂治国?真是天大的笑话!”。这根本谈不上是多么重大的历史事件。由于孙中山遭到冷遇甚至嘲讽,他意识到清国的改良之路走不通,迫使他远涉重洋搞革命。最后结果是,孙中山成了清国的掘墓人。清国中晚期参与满清贵族统治的汉人权臣,只是满清统治者看家护院的家奴而已。为满清贵族守江山的资历,成了这些奴才们光宗耀祖的追求目标,同时也是这些权臣们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如今中共党国的官员们和晚清汉人权臣一样,把维护外来的马列主义当作坚持初心的理想信念,把德国的犹太人马克思作为自己祖宗崇拜孝敬。他们为了贪图权力和享受利益,可以把成吉思汗、努尔哈赤、马克思当华夏祖宗供奉,可以将错误的理论当真理奉行,可以把虚无的主义当作幌子忽悠。

历史的轮回发生约在六十年后的1953年。民盟领导人梁漱溟和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发生了冲突。这次是高级知识分子和独裁者的一次公开较量,也可以认为是民主党派与执政党的一次温和较量,谈不上是多么大的历史事件。但毛泽东的刚愎自用,专横跋扈,听不进劝谏的独裁作风与性格特点,预示了中国往后多灾多难的历史命运。梁漱溟和毛泽东辩论的失败,标志着中共建政后禁言运动的开始,也预示着 4年后民盟在中共反右运动中的惨败。正因为此,使得毛泽东一步步走向了党国的祸首,民族的灾星和历史的罪人。中共自延安整风开始,这样的历史事件有很多。比如从王实味和胡风案就能看出中共政治迫害的苗头。笔者认为,本文简单提及的三个历史事件却是历史的关键点,如果谁能把握出那种微妙的历史脉动,谁就能看清历史的走向。

与上不同的是,中国近代史上四个戊戌年所发生的却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具有全局性和决定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四个戊戌年所引发的巨大历史变革,其历史规律和内在逻辑非常奇妙,影响深远,决定大局。值得海内外精英学者研究,从而有利于准确评判中国当下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1838戊戌年,清国爆发了林则徐禁烟运动,笔者把它称之为戊戌禁烟。可别小看这个历史事件,它却使得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之间,终于升级并引爆为坚船利炮的冲突。那是一场先进与落后,开放与封闭,小农经济与资本经济的较量。随后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清国和英国之间爆发的贸易战争。失败的正面效果是,直接导致了清国二十年后,被迫发起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改革开放,即洋务运动的兴起。在1861-1895期间,清国的汉人权臣和民族资本家们发挥了重大作用。虽然汉人帮助满人政权发展实业、提升经济、增强军力的救国梦,但并没有使得清国最终摆脱丧权辱国的亡国梦。1895年爆发的甲午战争,清国彻底惨败,于是引发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历史走过120年后,虽然如今中共海军已经有了航母战舰,如果美中对抗升级失控而发生海战,中共海军是否会再次遭受曾经是世界第八、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的命运,真让海内外华人担忧。历史轮回是否真的会发生,笔者此处借中共《人民日报》的一句话:“勿谓言之不预也”。

戊戌变法失败的正面效果是十三年后发生了辛亥革命,清政府垮台灭亡。其历史现象犹如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只不过是慈禧变成了邓小平,光绪变成了赵紫阳而已。相同的历史命运预示着,中共的政治改革与满清的立宪改良一样,由于当权者的顽固自私、僵化保守,其自我革新的道路都是走不通的。海内外的华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过去四十年的中共党国犹如晚清同治中兴时期的回光返照一样,都是两千年专制社会末期的最后一片晚霞,临终一抹余晖。冷静客观地评估,至今中共并未改革自新,国门尚未彻底打开,中国远未真正崛起。改革早已死亡,革命必然来临。

海内外华人学者必须抛弃幻想,认清历史规律,站稳发展立场。不要以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为幌子,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假惺惺小骂大帮忙地充当多重角色。中共党国还不是红色帝国,这是个伪概念,不要以中共暴发户似的表面强大,大肆鼓噪红色帝国的崛起。在亚太地区,中共党国的经济软实力和科技巧实力远不如日本,军事硬实力远不如俄罗斯。在世界范围内,中共党国的社会基础和民间活力,文明程度、科技创新和综合国力都远不如西方民主国家丰厚夯实。没有雄厚坚实的文化软实力,没有研发创新的科技巧实力,一切财富都是过眼云烟,一切强权必是海市蜃楼。中共党国还远没有称霸亚太甚至独步全球的综合国力。在决定民族命运的历史关头,不要为中国社会转型和民族崛起设置雾障,增添阻力。

1958年,中国大陆发起一场大跃进生产运动,其实那是一场在经济领域的关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改革。笔者把它称之为戊戌公社。毛泽东痴人做梦似的企图以传统中国的农耕生产方式来实现他幻想中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社会。由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瞎指挥,戊戌公社惨败的负面效果是饿死了三千多万农民百姓。毛泽东为了掩盖罪恶、推卸责任,抢班夺权,八年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历史走过二十年后,在面临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之际,邓小平等人改弦易辙,实行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洋务运动,即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如今中国大陆再一次掀起全民大跃进式的热情来研发高端芯片。任何一个民族,没有学术自由,就不可能拥有强大的创造力;没有言论自由,就不可能具有茁壮的生命力。大炼钢铁和研发芯片一样,凭热情使蛮力,那都是用错了方向,使错了劲道。由此可以预见,中共与西方在尖端科技领域的竞争,注定会后继乏力,差距拉大,最后是望尘莫及的。

2018年,中共在人大和政协的两次会议上,突然修改1982年制定的宪法。虽然删除的就那么几个字,其性质却是非常严重的,影响必将重大而深远。华裔学者罗慰年尖锐地指出,所谓中共党国的宪法其实质是一部党法。尽管如此,它还是规定了最高领导人的任期不得超过两届。戊戌修宪的负面效果,国内政治倒退,个人集权,思想僵化,言论窒息,官员殆政。国际上则引起西方警惕反感,引发贸易战,国家信誉几乎尽失,国际地位空前孤立。历史的经验教训是,曾经有过黄粱一梦的袁世凯和毛泽东都失败了。可以肯定地说,不管是谁,这种天怒人怨的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做了必定会失败,而且最后必然会成为历史罪人。中共这样冒天下之大不韪,不仅破坏了改革开放的良好内外环境,也阻碍了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  

近现代史上的四个戊戌年,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变革交替进行,而且正面效果多于负面效果。1838年与1958年属于经济领域,前后两次都经过了二十年的酝酿才开始变革。两次变革都只部分实现了经济发展的目标,两次都没能真正实现强起来的目标,但在第二次崛起强大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半道夭折的风险。18982018年均属于政治领域的变革。前一次经过了十三年的裂变,引发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2018年的这一次,同样必然需要酝酿一段时间。估计中国将会在2023年以后才能引发根本性的社会变革。这场即将发生的变革必定是一场宪政革命,它将引领中华民族彻底走出帝制社会的阴影。    

在自媒体时代,不仅大中华的社会形态、政治生态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已经使得整个世界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与世界已经没有了距离,只有一堵隐形的网络防火墙之隔。穿越防火墙的海内华人犹如清末民初时期穿梭在外国租界的国人一样,进一步可踏入租界,退一步便可回归内地。在没有不透风的防火墙内外,海内外的信息交流是无法彻底隔绝的。中共的洗脑教育必定会慢慢失去它的效力。例如,从红十字会过去几次赈灾筹款就能看出中共的社会基础、执政信誉和民心取向了。从大中华太极系统来讲,未来中国各种力量的博弈,将会是在欧美、港澳台与中国大陆,三边或多边群体之间展开。其结果是促使中国进入新的百家争鸣时代。从东北亚太极系统来讲,中国将与俄罗斯,南北韩,日本、印度、越南等周边国家展开多边合作与博弈。从整个地球太极系统来看,中国与北美、欧盟的较量与博弈,合作与互惠,将使得中国再次进入联合纵横纷争不断的春秋战国时代。

近代以来,历史的经验教训是,美国自清末开始就对中国的发展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比如退还庚子赔款筹建清华大学等。美中两国在二战前后的超级盟友关系,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家重建过程中,完全可以获得美国大力援助的历史机遇。中共建政后一边倒地投靠苏联是第一大错误;参与朝鲜半岛的战事而与美国为敌是第二大错误,使得这个历史机遇拱手送给了日本和韩国。如此一来,中共既错过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最佳时机,也葬送了建政后的良好发展机遇。当年毛泽东上斯大林的圈套而甘心做了马前卒,而随后又与斯大林的接班人赫鲁晓夫闹翻了。中共从苏联获得的好处,远远抵不上参与朝鲜战争所带来的巨大损失。正所谓,毛泽东不仅赔了儿子又折兵,还误国害民三十载之久。如果没有朝鲜战争,中国大陆对自由世界的开放至少可以提前三十年进行。

2020年春至今,武汉爆发的新冠肺炎,已经使得世界各国饱受毒害。特别是西方民主国家迟迟难以控制,感染和死亡人数不断攀升。暂且不论病毒是否自然产生,是否从实验室传出,但病毒最初在武汉大面积传染、失控并传播全球的事实,让中共当局饱受指责和诟病。如今中共党国已经面临比较严峻的国际环境。在此不利环境下,绝不可继续蛮横的“战狼外交”,应该低姿态柔性地处理国际事务,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务实地推进政治改革。2020美国大选过后,不管川普或拜登谁入主白宫,都将面对如何处理因病毒感染死去几十万民众的巨大责任问题。这个弥天罪责该如何认定,认定后又以何种方式对待等等,都是下届美国总统无法回避的棘手问题。

2020年秋,中共继续用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谎言口号高调纪念朝鲜战争。自2018年开始,中共一连串的挑衅妄为之举,使得美中对抗的态势不仅不见缓解,反而进一步加剧升级了。近期中共积极备战的举动,人们似乎领略到中共是铁了心要在与自由世界对抗的道路上一头走到黑。由此看来,戊戌的脉动是何等的奇妙且不可阻挡。具体历史逻辑的揭示,笔者两年前编辑出版的《中国变革之路》文集,在其中《戊戌的脉动》一文中作了详细阐述。此处不再累述。这是一种令海内外全体华人无可回避且无法扭转的历史大趋势。历史无法假设,现实需要面对。回顾近现代史,但凡与美国友好的时期,都能大获利益、大力大展;凡是与美国交恶的时期,则是困顿不堪的历史时期。

七十年前,因为毛泽东等人的自私和愚蠢,凭意气用事搞无谓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造成中华民族错失了大好的发展机遇,滞后了早应该到来的伟大复兴,丧失了本该拥有的幸福生活。对于这样深刻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国人一定要好好地反思并汲取才对。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较量,并不取决于美国而取决于中共。如果中共仍将不改弦易辙主动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继续对抗自由世界,美中两国之间终将必有一战。如今,中共当权者意欲再次联俄抗美,再加上在台湾问题的强硬姿态,中国很有可能会陷入战争灾难,举国上下也极有可能再次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如今,中美苏形成新的三国演义的竞争态势,这种局面对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充满更多不确定因素。

鉴于此,笔者秉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态度,在此多说几句。虽然不抱希望,但为了中华民族的福祉,还是殷切期待中共当局放下矜持与傲慢,抛弃祸国殃民的马克思主义招牌,走有东方文明特点和民族特色的宪政民主之路。三民主义在台湾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虽然不付重托,但为了中国的和平崛起,但笔者还是真诚劝谏最高当权者们,不要拿14亿人民当人质,不要以国家的命运、民族的福祉做赌注,千万不要再与历史潮流抗争,不要与宪政文明顽固对抗。虽然老调重弹,但笔者还是不厌其烦地建言献策,借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世界政治格局将发生深远变化之际,尽快稳妥地解决最高权力移交问题,逐步实现自我革新,军队国家化,民主党派正常化,发展践行公民社会,国家向宪政方向迈进。

可以认为,未来中国社会转型的逻辑,依旧不会超出上述四个戊戌年的历史规律!另外存在的一种可能是,中国的社会转型或许会伴随着海峡两岸的统独问题而同步进行。最后总结,自明清以来的历史规律,中国的社会转型,没有外部的强大压力就不可能涌现内部的变革动力;没有外部的激烈碰撞就不可能引发内部的政权裂变。如果历史的命运真的如此不可改变,那也是中华民族无法跳出的政治逻辑和难以抗拒的历史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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