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桂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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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桂兰博士论通识教育 |
作者介绍：
王桂兰女士，祖籍黑龙江省勃利县，教育学博士，国际教育专家。现于美国罗杰威廉姆斯大
学从事国际教育，定居美国罗德岛州。
内容提要：
本文作者从阅读一部文革历史小说换起了自己少女时期的刻骨记忆。作者将小说中的一些描述和自己的亲身经历、亲眼见证进行对比，促使了作者对文革那段历史的反思与感悟。根据作者在美国从事教育工作的经验和体会，反思文革浩劫与当代中国教育缺失、理念偏差、历史文化断层的关系，从而提出当代中国教育领域应该重视和改进的问题。
2012年秋，我去纽约参加一个学术活动，与此同时还参与了筹建北美文革博物馆的一个讨论会，期间一位朋友非常热情地向我推荐了一部以文革背景为题材的小说。虽然我从事教育工作多年，但平常静下心来仔细阅读小说的时间并不多，更是因为本人经历了文革十年的全过程，此前对有关文革的书籍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当讨论会结束，我返程回家的途中，在纽约曼哈顿著名的42街Penn Station候车的时候，碍于朋友的热心推荐又为了消遣时光，就随意地翻开了小说《悲情大地》。上火车后，我竟被姚蜀平写的有着文革特殊历史背景的小说深深吸引住了，多次被小说中的情节感染得泪水盈眶，以至于我不得不合上书用纸巾去擦拭被泪水模糊了的眼睛。我的这些举动使得邻座的两位女士诧异而又热心地询问我是否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回到家恰好是周末，我便一口气将《悲情大地》读完了。
小说的作者姚蜀平女士住在波士顿周边的一个小镇上，离我住的地方不远，我便欣然邀请作者来寒舍一叙，她很爽快地应邀了。我了解到姚蜀平最初的写作动力来自于她对自己的一种承诺，那就是要把文革这段特殊的历史“……一切记录下来，要留下来，留给我的孩子，留给后代和世界上所有的人。”《悲情大地》2010年在香港出版的时候，她在扉页上写上了：“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母亲及千百万无辜亡灵——六十年来在文化大革命等历次运动中非正常死亡的中国人”。 1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正如姚蜀平所说“她亲身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文革“我们有所见闻和观察，有一定的发言权。” 2
由于小说有着文革的历史文化背景，我在读它的过程中不时回忆起自己的文革经历。可以说，我就是一个文革的经历者和见证者，文革开始时我在黑龙江省距中俄边境不远的一个偏僻的乡村读初中，我曾经激情地与学校六位年纪相仿的同学加入了红卫兵大串联的队伍，花了一个月时间步行到了北京。对于当时一个从没走出过县城的小女孩来说，真可谓是一次刻骨铭心的历程。小说中的很多描述不仅把我带进了许多曾经熟悉的场景，同时也让我了解到了许多完全没有经历过的、无法想象的、甚至让人惊心动魄的事件。正如《悲情大地》在中国大陆出版时的书名更改为《似水流年》一样，我离开祖国已二十几个春秋了。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国外忙于国际教育工作，还真没能心无旁骛地来回忆学生时代的那段特殊经历，以至于在心灵深处将它进行一番感悟。姚蜀平的小说恰逢其时地拨动了我的这根尘封已久的心弦，促使了我在近段时间对文革那段历史作出了一些体悟和反思。
姚蜀平通过描述主人翁尚安妍，一位年轻医生在文革中的人生经历，把自己在文革中的悲惨经历和家庭不幸的复杂情感倾注在了小说40多万字的叙述中。小说中的主人翁尚安妍无奈地饮下放了药的酒后被奸受孕，在被送往医院坠胎时得到了从美国归来的夏晶榕一家的帮助，后来夏晶榕一家无法忍受文革给他们带来的精神摧残和肉体折磨被迫选择了全家自杀。尚安妍和夏家的悲剧是文化大革命中千万个家庭悲剧的缩影。夏家的儿子冬生在他们全家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时，问了他爸爸一个问题：“‘There must be something wrong? ’ 是什么意思？”冬生的父亲梅仲宇的质疑“一定是有什么不对”，反映了人们在文革的残酷现实中，在绝望中又萌生的一丝对生的渴望。由于他们成长年代的特殊性，使得他们在质疑为何会有如此残酷的社会现实中却无法找到应有的答案，只好选择在痛苦与绝望中结束生命，离开这个荒唐的世界。这是整个民族在一个悲剧时代有着无尽苦语的写照。冬生对他爸爸的反问不仅有着作者的深层用意，也代表了许多人对文革期间所发生的悲剧现实去试图寻找原因的渴望。
小说中的很多描写是文革现实中真实发生的故事和经历，它很客观地反映了文革十年的真实面貌和时代印记。这对于当下反思文革，警醒后人防范悲剧重演有着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而这方面题材的文学作品至今仍就并不多见。文革结束快四十年了，很多真实反映当代历史的纪实作品和回忆录，却仍不能在大陆正常出版发行。香港出版的小说《悲情大地》，先是以《似水流年》的书名于共和国六十年国庆时在大陆出版，但很多内容做了删节。即便如此，作者还是非常感激敢于出版此书的编辑及出版社。此书的发行曲折过程却是让我感到更加的悲情，一种无言之痛在心中默然而生。
《悲情大地》不仅是一部描述中国十年动乱的史记作品，它更是为文革的当事人及后来者对文革的认识与反思提供了难得的素材，是一部很好的历史和人文教材。 我一生都是从事教育工作，不难看到小说《悲情大地》反映出当代中国教育存在的三个致命弊病。这也是我读此书的一种收获或是反思的心得。
第一、当代中国在通识教育方面的逆转与倒退
1949年以来，从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及整体课程的设置架构，可以看出通识教育的核心在整个社会中的逆转、脱节、倒退，最后导致畸形地运转着。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教育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不少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中被打倒，使得教育完全受制于阶级斗争的政治意识形态。这种教育体制的残缺所带来的恶果体现在小说中的每章每节，它真实细致地描述了六十年代发生在整个中国的混乱情形，所有的学校停课，各地都有红卫兵学生参与打、砸、抢及无人性的武斗。无数的历史文物和文化遗产遭到破坏或遗失，无数的人受虐致残或死亡，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也无法统计出具体的死亡人数，受到精神迫害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文革中的红卫兵几乎都是1949后出生的，他们是饱受阶级斗争、阶级仇恨教育的青年学生，他们原本纯净的心灵从幼年开始就遭到政治意识形态的毒害并误入歧途，是非观念被模糊，价值观念被混淆，美丑标准被颠倒，道德观念被弱化，法律意识和人权概念一片空白。小说中有一段反映主人公心理状态的描写，“这些纯洁的孩子灵魂已渗透了斗争哲学，又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天知道他们此去又会干出甚麽事情呢！他们实在是应该在教室上课，在操场打球啊！尚安妍的心在颤抖”。 3 试想， 1949年后，如果通识教育课程能贯穿于整个中国的教育并成为其核心，又怎么会在如此大范围内发生红卫兵的这种疯狂行径呢？
虽然，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教育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在基础及通识教育方面的逆转与倒退并没有得到切实地改变。如果还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文化复兴恐怕只会是一句空话。达慕斯大学校长詹姆斯▪费里曼博士在他所著的《理想主义与通识教育》一书中概述了通识教育的含义。他认为通识教育是为学生提供发展人道精神的机会，它为学生提供能够承受失望和苦难所需要的道德勇气；通识教育要让学生的心灵自由地接受新的想法，尤其是那些超大和超然的想法。这些想法不仅要困扰他们，更能提升他们并让他们为之去努力；通识教育也要激起学生去探索自然界的奥秘，反思文化的兴衰，找到东西方文明所取得的持久性成就的含义，思考人类史上值得推敲和辩论的教训。通识教育也要去唤醒学生去左右，去质疑，去实行的艺术能量，去表达对人文环境的梦想和希望以及对人文所处恶境的失望及痛恨。当然，通识教育还包括鼓励学生去寻找并确认他们真实的自我 。 4 总之一句话，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再造民魂的过程，学校首先是要培养有责任感的公民。基础教育及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要遵循时代及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调整新的原则。例如，美国在将近二十年前就开始倡导大学、中学的教育目标是要培养世界公民。现在，几乎所有的美国高等院校都在课程设置上做了调整。
第二、由于中国教育思想的偏差，使得在独立学术研究和自由讨论空间受到很大压缩
这种现象的存在是因为近几十年来，中国教育界缺乏真正自由的学术研究、学术讨论及宽松的新闻出版环境。一个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坎坷和曲折是很正常的，但重要的是如何进行必要的反思并吸取足够的教训。在中国历史上，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红楼梦》最初都有被列为禁书的命运。《水浒传》原名《荡寇志》又名《江湖豪客传》在当时的明朝被列为禁书，《红楼梦》原名《石头记》在清朝被列为禁书。《水浒传》彰显出人性中的豪气和侠气，正是人们千百年来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种追求与向往；《红楼梦》中作者曹雪芹对封建社会必然走向衰落的清醒认识，正是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最需要重新审视自己文明，改造自己文化的艰巨而跨越时空的民族工程。这些不朽之作被当时的统治者列为禁书是文明走向的衰落，文化走向危途，社会走向落后，政治愈发专制的标志。乞至今日，21世纪的中国还深陷在这样一种文化禁锢的历史巢臼之中，不能不说是当代教育之大失败，文化之大悲哀，制度之大落后。
正如本书作者所描述的“好奇和幸灾乐祸本来就是中国人的一大特性，人们出于好奇，可以去发明创造，人们也可以为了好奇，去挖别人的隐私和创痛。”，“那是一个荒蛮的，混乱的，最有人性，也是最无人性的时代；那是一个久为压抑而得到释放，久旱逢甘雨，如饥似渴追逐自由的时代；那也是顽固者，守旧者，僵化的教条者和17年捍卫者们仇视所有美好文明，优良传统的反扑围攻的大好时机。” 5
在当今世界的很多国家，这种独立的学术研究和自由讨论的气氛早已经成为学校的一种常态，它是一个民族文明健康发展的动力和基石。在我所处的大学，所有的教师都有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例如，有的学者讨论并研究如何将学生培养成有责任感的世界公民，将此课题与佛教所推崇的诸恶莫做、众善奉行及倡导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理念结合起来，研究为何佛教那麽早就已经将生命的个体性与人类的整体性及宇宙万物的关联性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心脏的遗传密码》一书的作者似乎已经从科学的角度间接地证明了佛教关于人生轮回及因果报应理论思想。佛教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甚麽这样的研究没能由中国的本土学者进行呢？据了解，大陆某些大学却用奖金分配的方式，硬性指派的手段去布置研究课题，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是多麽的荒唐可笑而又愚顽僵化的一件事情。
第三、通过教育机制和手段来掩盖真实的历史，造成当代中国在文化和历史传承方面的大断层
作者姚蜀平对民族的未来有着很深的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这种对民族的赤诚挚爱之心正是现在的海内外中国人所最需保留的。她在接受《明镜月刊》采访时说“我们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重蹈覆辙。德国人不会再去歌颂纳粹，但我们这裡还有人对文化大革命唱颂歌。我们的民族太健忘！没有历史眼光，眼前的好日子很容易满足；如果对过去选择遗忘，那麽好日子也容易破碎。所以我希望不只我在写，经历过这场浩劫的其他人也能提起笔来写。” 文革浩劫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前后经历了十年之久，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普通老百姓都未能幸免遭受迫害。如果我们民族对文革历史集体回避乃至健忘，那么这种因果的历史会在未来的中国偶发性地重复上演。
把学生培养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永远是教育哲学最核心的问题，也是永恒的课题。面对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与陈腐僵化的意识形态，现代教育理念中人格本位教育在当代中国尤其具有现实的意义。2011年，我们在筹划是否编著一套中国研究的双语教材时，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十一名本科生和一名访问学者进行了一个简单的问卷调查。内容包括：1）讲出中国近60年来，你认为发生的重大事件；2）描述你所了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六四天安门事件；3）你认为中国与美国最大的区别是甚麽，包括高等教育方面？大部分学生对第一个问题基本回答不出来，有两个学生的回答是改革开放。所有的学生描述不出文化大革命，更不知道天安门事件是怎麽一回事。第三个问题的回答则内容丰富，大致可以归于如下三类：第一类是中国人与美国人在道德上的区别。几乎所有的中国学生都认为大多数美国人心地善良，简单直率，容易相处，爱帮助人；第二类是两个社会风气的区别。大多数人认为中国的社会风气太糟糕，太腐败，办任何事都要请客送礼，包括要被哪个大学录取，纵使拿了高分都要送礼给校领导或老师，人际关系在中国实在太复杂；第三类是两国大学的区别。在中国学习是为了拿高分、拿文凭，在美国学习是为了学知识、学技能。
姚蜀平在“为什么我要写文革小说《悲情大地》”提到“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天当我独自一人在那起伏的丘陵地，伸直了弯久了疲劳不堪的腰，抬起头来，望着远处泛光的池塘和葱绿的树木，薄雾轻轻飘过，似梦似幻般的感觉让我伫立良久。我突然感到大自然是多么美好，而我所处的社会又是多么险恶丑陋。它们是那么地不协调，我无法解释这一切，但是当时我发誓，要把这一切记录下来，要留下来，留给我的孩子，留给后代和世界上所有的人。” 6 作者用了三十年的心血来实现这样一种信念与承诺，正是小说《悲情大地》有着强烈感染力的缘由所在。这种感染力拥有某种精神的力量，具有一种分辨假丑恶，追求真善美的教育力量。而当今的中国，正是最稀缺这种力量，也缺乏这样一种教育理念。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不可否认的现实。但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9年所讲的，“进步不是用那些已经很富有的人又增加了多少财富来衡量，而是用我们为那些拥有极少财富的人付出多少去衡量。”因此再看中国的教育，它并没有因为文革已经过去了近40年了而气象一新。相反，在相当程度上，它不仅是为当代的体制培养人才，还是社会风气好坏的一种体现。可以说，文革的悲剧，它不仅存在着一定的历史文化原因，也有着教育理念不正确和教育机制不合理的现实问题，而这些至今都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实在是民族之不幸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改变中国这种延续几十年的教育理念和行为并由此所造成的社会现象，不是一人、一时乃至一代人能完成的。或许这正是作者姚蜀平写小说《悲情大地》的苦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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