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9/2025

中共体制下的佛教何去何从?(一) ----- 释永信的悲剧也是中国佛教的悲剧

 


中国佛教何去何从 释永信的悲剧


吴称谋

 

早在2015726日,少林寺武僧总教头、四大金刚之一的释延鲁等人以释正义的名义在网络发布举报信----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这只大老虎,谁来监督》。从此少林寺住持释永信就陷入持续十年之久的丑闻漩涡。随后,中共政府经过两年的调查,通过官方媒体多次公开辟谣,称释永信不存在经济问题,并通过检测DNA作亲子鉴定,向外界公布释永信没有私生子女。这是中共政府曾经给出的定论!

然而,恶意举报,因果报应,立竿见影。事件过后,当事人释延鲁很快就被他的弟子举报,指控释延鲁娶妻生子曾经被少林寺迁单(开除)。 据释延鲁的举报和被举报的内容来分析,释延鲁与释永信师徒反目成仇是因为经济利益冲突,释延鲁的动机更属于打击报复,而非出于道德与正义。故而,释延鲁等人的举报被少林寺的其他僧众认为是欺师灭祖的恶行。

诡异在于,举报事件整整十年之后,在2025727日,少林寺管理处发布的一则《情况通报》,称少林寺住持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挪用侵占项目资金寺院资产;严重违反佛教戒律,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生育私生子。这则通告与此前中共官方的多次声明相矛盾。少林寺管理处是一个什么单位?据了解,在20255月,由登封市统战部和宗教局委派人员,入驻少林寺的一个官方机构。

如今,民众的目光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丑闻所吸引,瞬间网络谣言满天飞,却甚少有人深入分析丑闻背后所隐藏的权力逻辑。如果,2015年举报受实,为何官方却为释永信辩护,而且持续维护十年之久?如果举报虚假,如今中共当局为何自食其言,推翻之前的定论,又以佛教戒律和经济问题为理由,决定对释永信下狠手。

显然,中共决定法办释永信的真正原因不是通报所说的那样,而必定另有不便公开的重要原因。据网络披露的相关信息,最终压倒释永信的真正祸因是202521日,释永信率文化交流僧侣团去梵蒂冈拜访了天主教教宗方济各。释永信率团访问,被认为是一场未经中共当局授权的民间外事活动。网上流传开的这个说法,似乎更符合中共的权力运作逻辑,因而更加真实可信。

梵蒂冈教宗并非一般宗教领袖,不仅是天主教的精神领袖,更是梵蒂冈的国家元首。2018年,中共政府虽然与梵蒂冈签署了有关主教任命的协议,但至今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其主要原因是梵蒂冈是欧洲唯一一个承认台湾政府并与中华民国建交的国家。尽管梵蒂冈是弹丸之地,城中之国,也是天主教教皇的所在地,国土面积虽小,国际影响却非常巨大。

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拜访一个与台湾中华民国建交的国家元首,这严重触犯了中共当局的政治禁忌。作为宗教间的互访活动,出家僧人很可能没有考虑到敏感的政治因素,导致无意碰触到了中共的政治红线。笔者相信,这些僧侣是无意的,也是非常无辜的,甚至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然而,中共对释永信的参访活动甚为在意,也非常恼怒,释永信回国后就受到了出国的限制。自此,中共统战部和宗教局就开始策划如何处置释永信。不久,河南当地政府就派人在少林寺内增设管理处,开始监视释永信的日常举动,并筹备接管少林寺的商业帝国。

其实,作为天下第一名刹的少林寺住持,释永信并非是一个不顺从中共政府的当家方丈。在全国范围内,释永信是第一个在佛教寺院内举行升国旗仪式的住持方丈。他为了讨好中共当局,不惜破坏少林寺1500年来的寺规。当然,那是身在江湖,身不由己,不得不做的无奈之举。由于宗教依附于中共权力之下,完全没有独立性,为后来的各种丑闻和腐败埋下了祸根。在他被迫带头下,中共权力的淫威,开始侵浊到了红尘之外的宗教清之地。

2025725日深夜,时间过去了整整十年,释永信终于在寺院禅房被警方带走了。从选择的时间点来分析,这是中共当局早就策划好的一场抓捕行动,其侮辱性极强,其震慑性极大。一时间,网络流传开很多相关的文章和视频,其中以仇富和幸灾乐祸的心态,散布污蔑造谣的内容居多。

尽管释永信的私生活可能存在污点和瑕疵,但笔者是倾向于同情并支持释永信。当今世界上,私德存在质疑的国家元首或公众人物不在少数,那就得如中共那样一棍子打死吗?显然不会,也不应该。佛教是中国大陆最大的宗教,其何去何从,同样决定其他宗教的发展与走向。在此做出以下几点分析:

首先,自中共建政伊始,就开始干涉宗教的生存和发展,严重限制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在毛泽东时期,中共政府强迫宗教人士,如和尚道士离开寺庙,逼迫他们还俗,娶妻生子,否则就得收监坐牢。邓小平时期,中共所谓的落实宗教政策,各个宗教才逐渐起死回生,各教徒的人数有所增加。到了习近平时期,限制宗教的各种规定又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厉了。比如,规定未成年人不得进入宗教场所,不得信教,不得出家;宗教场所升国旗,唱国歌等。这些都是过度的渗透和干预宗教,致使各个宗教的生存与发展越来越无所适从。

其次,中共的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出家人不能结婚成家。所谓的,法不禁止则可为。西方有句名谚: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世俗生活与精神生活应该分开,也就是说,世俗权力与精神权力必须是互不干预的。纵使释永信有私生子女,也没有违反中共的法律规定。因此,政府不能以这个理由抓捕并处罚他。

其三,世人有目共睹,过去四十多年来,释永信不仅为少林寺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中国佛教走向世界,做出了他人无法企及的卓越贡献。据少林寺的历史记载,释永信是少林寺第三十任方丈。在他的带领下,少林寺冲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这不仅是千年古刹少林寺的荣耀,也是中国佛教乃至宗教界的骄傲。

作为少林寺集团的CEO,时年花甲的释永信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也是当代佛门中相当有能力、有实力、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 如果释永信领取高额年薪,那也不过分,也并不违法。世界上大公司的CEO,普遍年薪都很高。如果指控释永信侵占项目资金和寺院资产,涉及刑事犯罪,那必须给出确凿证据公布于天下,以取信于寻求真相的广大民众!

其四,中国佛教协会注销释永信的戒牒,开僧籍,是否公允合理?毫不夸张地说,自1949开始,中国没有哪一位僧人对佛教做出的贡献,比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更大,更具有国际影响力。中国佛教协会以释永信不良私德为由开除僧籍,是否惩罚过重?佛教戒律不应也不能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况且,释永信16岁时就已经在少林寺出家为僧了。

其五,中国佛教协会是政府机构还是民间机构?此前,佛协限制台湾的净空法师进入大陆讲法,对四川色达五明佛学院院长索达吉堪布上师的打压,对藏地十七世大宝法王的控制等。引起人们对佛教协会的质疑。如今,事件发生没过三天,佛教协会就委任曾经的白马寺住持释印乐为少林寺方丈。这肯定是事前早就安排好的人事布局。那么,问题来了,佛教协会到底有没有权力任命寺院住持,干涉寺院管理?

其六,中国各级佛教协会应致力于引领佛教进行改革,更要敢于反思陈旧戒律是否适应当今社会。它的存在,到底是促进佛教的良性发展,而是一再影响佛教的正常走向?宗教需要生存发展,宗教走向商业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只要不违法经营,宗教商业化无可指责。

其七,东南亚等国家,比如日本、韩国的僧侣可以结婚生子,也没有素食规定。从前佛教协会会长释学诚,到当前佛教协会副会长释永信都在戒律上出了问题。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广大普通僧众违反清规戒律的案例有多少,有关部门和佛教协会应该会有统计数据。这些惨痛而悲情的事件,否能引起人们对佛教改革的探索呢?

其八,因为少林寺的响亮品牌,独特的中国功夫文化已经响遍全世界。少林寺住持释永信与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的互动交流,对佛教走向世界,走进西方文化,是很有裨益的,对于提高中国宗教的国际影响力,改善中共政府的国际形象,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一件事。

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对宗教人士都比中共红朝更加开明,更加灵活,更加人性化。在宋代,虽然道士和尚不许结婚,但没有严厉的处罚。在元代,藏传佛教当道,道士和尚允许结婚生子;在明朝,因朱元璋是和尚皇帝,明文禁止汉地和尚或僧人娶妻;在清代,在汉地僧人道士禁止结婚,在藏、回、蒙等地可以。只有在红朝,佛教及其他各宗教遭受的打压和限制最为苛刻严厉。

当那些参与此事的官员们,搜肠刮肚、绞尽脑汁地如何给少林寺住持定罪的时候;当那些制造谣言,污蔑毁谤一个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宗教人士的时候;当幸灾乐祸的人们在饭后茶余调侃法师丑闻的时候,因果报应的种子就已经悄悄种下了。等到未来机缘成熟之时,这些种子就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下一轮或下几轮的因果报应的故事,又会在曾经那片污浊的土地上演……

文革期间,中共对国家主席刘少奇扣以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后来又给予平反, 至今人们还记忆犹新。当下,中共对少林寺主持释永信的抓捕和审判,当下和未来的人们必定会历历在目,记录所发生的一切。在中国的大地上,是否还会重演类似的历史荒诞剧,时间会给出最终答案。

总之,可以认为,释永信的悲剧,也是少林寺的悲剧,更是中国佛教的悲剧。

 

7/08/2025

追思傅国涌先生



        近日惊闻笔友傅国涌先生突然辞世,享年59岁。虽然本人与傅先生并无交集,但看过他的一些文章作品,甚为敬佩。故而,撰写挽联一副,以示追思。

        挽联初稿发在独立中文笔会邮件群,


国失一良知,叹英年早逝,涌众人之哀悼;

民少一良师,伤壮志晚酬,悲同仁之惋惜。

 

        笔友张裕先生作了修改,认为联构思好,但有几字对得不够工,如上下同字的“一良”和“之”,应可避免。再如改“未酬”为“晚酬”,似以文害义了,“伤壮志晚酬”意指“感伤晚年才获得成功”(见AI解释),不至于如此吧?建议略改几字如下:


国失良知,叹英年早逝,涌众人哀思;

民少贤师,惜壮志未酬,伤同仁悲辞。


        一早醒来,看到修改后的挽联更为精致,顿时心生喜悦。Ai对“壮志未酬”的解释可以参考,但Ai 还没有进化到逻辑辨析的阶段,更还无法表达人类的情感。因此,写作不能迷信Ai。本人始终认为,人的脑袋还是最智慧。

        我写此联时,为何考虑用“晚”字?一、早逝与晚酬对应;二、晚年致力于教育,招收孩童开班授课,志愿并非未酬。三是,只可惜,傅先生突然走了,伤害到晚年的人生计划。在笔友修改的基础上,本人再改两字。

        吴称谋、张裕痛悼傅国涌先生,共同撰写挽联如下:

国失良知,叹英年早逝,涌众人哀思;

民少贤师,惜壮志晚酬,现同仁悲悯。




简介:

1)1989年因去北京参加民主运动﹐“六四”后以“参加北京动乱”的罪名被捕并被判劳教2年。
2)1995年﹐傅国涌与浙江异议人士王东海、陈龙德等人多次发起要求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的签名活动﹐12月因此被收容审查。1996年7月初﹐傅国涌被遣返到其户口所在地山西省太原市﹐7月27日在太原市被捕。同年11月19日﹐太原市公安局通知傅国涌的妹妹傅彩茗﹕傅国涌因在美国“反动刊物”《北京之春》上发表名为《民主阶段论》的文章而被判处劳教3年。傅国涌在山西太原市新店劳教所服劳教。1998年10月﹐獲提前释放。

  傅国涌曾因参加民主运动被判劳教两次,一共5年。





熊飞骏:十年寂寞傅国涌


昨天,傅国涌走了,才59岁就英年早逝,永远离开了这个他日益看不懂的人间。

昨天的网络属于傅国涌的,数不尽的悼念文字围绕着他,依旧有那么多的人文精英懂他惜他。在傅国涌告别人世的第一天,网络总算又记起了他的光华,他已经被冷藏快十个年头了。

十年前的博客时代,傅国涌的大名在文坛学界炙手可热,每隔几天就有一篇雄文在网络走红,被数以百万计的读者如饥似渴的品读传送。他的博文点击量动辄几百万,那时的博文是没打赏的,否则他早已成亿万富翁。

博客时代走出了一群真正的人文俊杰,他们的雄文有如十五的月亮,把漆黑的夜空照得通明透亮。他们是真正无私无畏的一代,在没一分钱打赏,创作收益多为负数的情势下,几百上千万言雄文在他们笔下倾泻而出,在文明沙漠点亮了恍若天上群星的午夜烛光,极大推进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他们是中国真正的脊梁,和胡适、鲁迅、陈寅恪这代人文巨匠等量齐观。

“进一步退三步”的文明密码,总是在历史关键时刻举起了它那只看不见的手。这代真正的人文俊杰,在近十年遇上了”上下合力”的文化沙尘暴,绝大多数被冷藏边缘化。他们的文章要么难于面世;要么没几个读者。不是他们的文字今不如夕;而是”社会文化品味”深陷滑铁卢。

上面的导向”天意高难问”;下面的”逆淘汰”潮流也容不下真正的人文巨匠。

段子、短视频专宠的文化快餐时代,思想深邃见识精微,真正能够推动文明进步的巨笔雄文,文化受众加速度缩水。阿Q在抖音上任性吼几嗓子,因为同声相求的缘故,很容易赢得过百万喝彩声。鲁迅的《狂人日记》如果能侥幸面世,点击量很难超过三位数。

阿Q才是普罗大众真正的知音!

傅国涌作为博客时代的人文巨匠,在彻底被动的文化逆流下,也一样被加速度边缘化。这个十年前博文点击量动辄几百万的文曲星,好不容易发出一篇新作,点击量不及好追时事热点写手的十分之一,四位数是常见的悲凉。

十年前的傅国涌也是时评高手,但他基本不追时事热点,被边缘化是大概率事件。全民情绪化时代,搞笑和时事热点才是激活公众兴奋点的永恒题材。

傅国涌因此逐渐淡出网络,偶尔冒个泡也波澜不惊,十年寂寞少人问。

不只是傅国涌一人被冷藏边缘化,博客时代的绝大多数人文巨匠,都”十年寂寞少人问”。

2012年的”**三剑客”,有几人还记得他们的名字。

因为好研读历史又不识时务,我和傅国涌有了很多交集,在华族近代史领域的共识,不只一次相互拍案叫绝。拙著《中国近代史的前车之鉴》,傅国涌声称通读过两次,还推荐给很多学界同仁,评价之高令飞骏惭愧汗颜。

傅国涌的英年早逝,我和多数悼者是不一样的心境,更多感受出”不如归去”的解脱。他不属于文化快餐时代,不是他跟不上这个时代,而是这个时代配不上他的绝代风华。胡适、鲁迅如果活在阿Q受宠的快餐时代,也会强烈感受”天国很近!人间很远!”

…………

二○二五年七月八日


谢泳:国涌二三事

一九九六年,国涌在并“入就南冠之囚”,其时我常居太原,同案的陈平兄也是熟人,但平时来往不多,当时丁东兄因母亲腿疾,基本常住北京了。第一次知道国涌的名字,感觉这是一位勇士,在那样的环境下,以个人之力对抗,如无绝大信念和热血,断不会做这样选择。以后见之明推断国涌的选择,或许会说,青春和热血难免鲁莽,但我始终以为这是国涌的荣光,人生难得有这样的义举,多年后回想,吾虽不能,但面对敢为之人,我除了惭愧还是惭愧,国涌的名字,就这样深深印在我心中。

过了几年,记不得是什么情景下,知道国涌开始写作,开始研究历史。前几年和陈平兄偶然谈及国涌,他还说,当时我给过你他的文章,你没有重视。我赶紧回答,失误失误。再见国涌,他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了。他如来太原,只要我没外出,一定是提前沟通,当面交流。国涌待我极厚,虽过从不密,但他始终将我视为知心朋友,而我给他的具体帮助,实在太少太少。国涌早年出书,偶然会想到要我来写一篇短序,我虽能按时完成,但实在想不起在具体事务上对他有多少帮助。一般人印象,国涌是个文弱书生,不抽烟,不喝酒,不开玩笑,不好热闹,但他实际办事的能力极强,常常心细如发,令人感动。有一年,他和朋友联合投资编辑《中学人文读本》,约我和丁东参预,同时约了和他有同样遭遇的山西大学王新龙,用意不言而喻。他约我们在杭州工作,事事周到,尤其报酬方面,即大方又让人感觉舒服,他的细心常在无言之中。还有一年,也是杭州,他负责开一个纪念胡适的小会,来的都是他的朋友,有丁东、智效民、李新宇、邵建等,往来一切费用也都是国涌包揽,但他从不多讲,一切云淡风轻。我有时候想,国涌算是一个错生了时代的人,如在合适时代,以他的情商和判断力,准是能做大事的人,可惜时代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他似乎天生懂得怎么关照朋友,在不知不觉中助人,顾及朋友的面子和尊严,但又让朋友易于接受,润物细无声,这些品质或许与他早年坎坷的经历相关。二零一七年冬天,他组织英国游学,专门约我前往,我当时已被学校停课,他说要我讲讲储安平和拉斯基的关系,但实为安慰我。从英国回来,他还送了我一笔丰厚的讲课费。二零二三年,疫情刚结束,国涌就给我安排了一次到苍南中学讲课的机会,课酬优渥,但国涌却毫不刻意,只说老兄来帮我个小忙。

国涌近年有时客居东京一段时间,他也多次约我前去小住,可惜我一直未能前往。他在东京期间,先完成了《一报一馆一大学》,约我写序,我及时写就,但因发到电脑邮箱里,而他那时已较少看电子邮件了,后来印出的书上无此短序,国涌除了表示歉意外,还说再印时一定补上。这本著作出版后,哈佛大学有个常规的学术沙龙,专门约国涌讲了一次,由《读库》主编老六主持,我以对谈方式参预。国涌还是一向的激情饱满,只是在视频上感觉他比以往消瘦了。今年五月间,国涌在太原出了一册《与世界对话——寻找母语教育的另一种可能》,责编孙茜女士,也是老朋友,当时我恰在太原,约他来小住几日,本来他都答应了,后来临时变动,殊料此一变故,竟成永诀。国涌在东京还完成了一部关于林昭的著作,他曾征求我对书名的意见,我建议还是以传记名之,他回答可以考虑。国涌写这本书时,曾向我借过北京大学的学生刊物《红楼》,还有反右时北大办的临时刊物《浪淘沙》《论坛》等资料,他为这个研究费心二十余年,谁知书稿已成,国涌竟为故人,痛哉痛哉!我与国涌相交近三十年,深知他的理想和心愿,他后来从事国语教育,虽是早年心事,实在也是无奈选择,他的理想远比这项事业高远。国涌是个有精神感召力的人,他有理想,有信念,凡听过他演讲的人,无不为他的真诚和激情所感染,我们这一辈里的人,能著述能演说还有做事能力的,虽也见过几位,但我最佩服国涌的人格和精神境界,他是那种有精神力量并能用这种力量影响人的学者。近二十年前,一度时期,国内高校略显开明,朋友们知道国涌口才绝佳,出口成章,脱稿演说,滔滔不绝,极富感染力,最适合当教员。东成兄在怀念国涌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他们当年欲引国涌去教书,遗憾最后没有成功。此事我曾亲历,似亦可再多说两句。当时负责教务的是北大毕业的一位王女士,国涌先在学校演讲一场,反映极好。那时我恰也在北京,东成、丁东、小群、玉圣、中义、范泓、恒文等朋友,那几年可谓逢人说项,一直想让国涌和我能有机会到学校里去,可惜我们俩均无学历,不可强求,只能顺其自然。记得东成兄也为我安排了一场演讲,学校确有诚意,当时都要我体检了,但后来的事,大家都心知肚明。此事过后,国涌兄或许就打消了再到学校的念头,而埋头著述。国涌以一无学历之人,凭才华和努力而成广为人知的知识分子,完成数十部著作并且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在他可以心安,亦可告慰家人和友朋了。他的著作不断被人阅读,慢慢影响着一代一代有理想的青年,就是在今日学院体制中,据我所知,国涌的影响也是一个巨大存在,他关于中国现代企业家、现代律师以及现代言论史的研究,多有首创之功,广为学者引用,只是碍于体制,没有彰显出来,今天在大学念新闻专业的人,很少有不曾读过他书的,他对民国新闻、出版和大学的研究广为人知。形骸终将消逝,而国涌的精神和著作可永存。

二零二五年七月十六日于厦門


刘燕子:一代人:使命未達 ——悼念傅國湧弟兄

(一)杭州初見

2025年7月7日,傅國湧弟兄的突然離世,震驚全網,很多人都在以不同的形式懷念他。江琪生先生說「這些天來,我只做一件事,就是追憶傅國湧」。

我想起,他交代的幾件事,使命未達。

1999年11月,我們在關西地區一群留日學子商議創辦一本中日雙語文學刊物,以蔚藍的天空,寬闊的大海、飛揚的夢想《藍·BLUE》命名,至2006年為止,一共出版了21期。朋友和我分別負責中·日文部分主編。

2005年,吉林藝術學院的青年教師盧雪松因在課堂放映並與學生討論胡杰的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被學生密告,校方停止盧雪松授課權。

《藍·BLUE》第20期的《觀察中國》部分即組織了一個專輯,除了盧雪松以外,崔衛平、艾曉明、張鳴、韓牙、賀衛方、陶然、笑蜀、蕭翰等自由知識人都展開了跟進式的關注與討論,內容關於思想自由、學術獨立、政治告密等問題。

傅國湧以《讓靈魂自由地站起來:盧雪松老師的選擇》表達了對盧老師的支持。

「因為她選擇的只是靈魂的寧靜、思想的自由、人格的尊嚴」。「一個靠英雄、先知、救世主的時代早已過去,只有普通人自由的靈魂站起來,我們才有明天」。

從那以後,我給傅國湧快遞過幾期《藍·BLUE》。

2018年的寒冬,我去杭州時拜訪了傅國湧。在傅家滿墻壁的書櫃上,我一眼看見《藍·BLUE》,那時我們休刊已經整整十二年。


寫真:2018年傅國湧家

那是我們第一次見面。

傅國湧夫婦都在家。

我這才知道,傅國湧的筆下的「蓉兒」,有時寫做「容兒」的女性就是他的妻子曹姊妹。他們相識、相知在1989年5月的天安門廣場。那時「蓉兒」才十九歲,一位來自浙江富陽的北師大教育系一年級的學生,她參加了她們學校自發組織的「自由樂隊」,在廣場唱《五四請願歌》,而傅國湧,也只有二十二歲,與同道者打著「溫州師範學院」的旗幟也在廣場。人海茫茫,卻因為這面旗幟,「蓉兒」發現了同鄉。

傅家客廳的一張大桌子上有一個可升降的屏幕,那時他已經身體力行,在辦「國語書塾」,招收一批童子,通過母語閱讀、思考、探索精神歷程。「蓉兒」1988年考大學時,考分高於北大,卻在填寫志願時,一連填寫「北師大、華師大、浙師大」,一心想當教師的她已擁有近三十年的教學經驗,辦書塾可謂雙壁生輝。

但我們談得最多的是從近代中國留日史的視角觀察錯綜複雜的中日關係。

早在2005年,傅國湧就寫過圍繞辛亥革命的《主角與配角》,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他除了自己的《百年辛亥:親曆者的私人記錄》之外,前一年,也就是2010年,他不知從哪裡找到具有爭議的日本政治思想家北一輝撰寫《外支那革命史》的複印本。他想知道其中關於辛亥革命的內容,就拜託人帶給香港的翻譯家阿明先生,由於北一輝「褒宋(教仁)貶孫(中山)」的立場,這本書自1945年出版中譯本之後就消沉在大歷史的裹挾中。

阿明先生翻譯好前十章後,曾拜訪中國各省大出版社,都無果。四年後由「眾籌」 集資,才在香港問世。

傅國湧為這本書寫了一萬多字的導讀《北一輝與辛亥革命》,該文收入今年出版的《在東京重造中國》(讀道社)一書中。2019年董先生與王敬翔合作,在台灣八旗出版全新中譯本,改名為《支那革命的真相》,出版社分別請了日本與台灣學者從對近代日本的影響和中日關係的視角寫《導讀》,傅國湧的這篇仍收入本書。

我認識阿明先生,於是話題涉及北一輝中國革命十三年親歷記,中日兩國的革命者在思想上、行動上的共同性,以及近代史上留日的足跡。

傅國湧很惋惜《藍·BLUE》的休刊。

(二)東京再見

日本專修大學的土屋昌明教授研究中國民間自由知識人與獨立電影。早在2017年就曾邀請過傅國湧到東京訪問,當時他做過一場主題演講:《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彭令昭與“星火”在精神史上的意義》,參加者多為中國研究者。

2023年2月,土屋教授在神田校園上映《尋找林昭的靈魂》之後,舉辦了一場小型演講會。土屋教授邀請我上京。

這是傅國湧在東京第二次探尋林昭思想旅程的報告。

二月寒風徹骨,本就沒張揚的會,來者不多。

一位發言者說,日本這類會,無論是左、是右,人都太少。傅國湧回答,這不是人多人少的問題,而是白與黑、公義與邪惡的問題。

會後,大家一起去了居酒屋,途中我趕回大阪,跟傅國湧約好,關西見。

(三)大阪三見,留下兩本未出版的書稿

半年後接到傅國湧的微信,說「見面談」。同年10月23日,他與張小蛇、大呂三人一早乘坐新幹線來了大阪。

那時,傅國湧似乎雄心壯志,除了出版、辦刊、講座之外,還準備了幾個課題。

其中之一是打算做油管訪談視頻,先逮著機會拍。

自從《藍·BLUE》之後,我已習慣於一個人一支游擊隊,更羞於上鏡。

但傅國湧天生具有很強的「四力」,即吸引力、感染力、說服力和親和力,周圍的人,都被他火一般的熱情點燃。我不好意思當面澆他冷水,就約好第二天到寒舍拍攝。

他如獲至寶地發現了全套《藍·BLUE》,愛不釋手,並聲情並茂地朗讀《藍·BLUE》的《創刊詞》:「正如《藍》所啟示我們的,反對任何意義上的語言霸權,主張文學及其精神的全面寬容和建設」。

那時,已經有暨南大學、大阪大學的博士生在研究《藍·BLUE》,但是研究的視角僅從海外華人文學,但因為《藍·BLUE》尤其是日文部分的「地下文學」、「流亡文學」,無法「脫敏」 ,最終都無疾而終。

而傅國湧最看重的是本刊獨立思想的核心價值以及大陸刊物不能刊載的這些部分。

對於獨立研究中國近代言論史和知識人史的傅國湧來說,擁有全套是必須的。我手上僅存兩套,萬般不捨,但是決定贈送一套給他,保存在他手裡,是《藍·BLUE》求仁得仁最好的歸屬。

後來他在東京的書齋命名為「藍書房」,還請人寫了一幅「藍」字,掛在書房裡,拍了照片發在微信朋友圈裡,但我當時沒有截圖。

這次與其說訪談我,還不如說我們都在傾聽他侃侃而談。

如何從一位遠離政治文化中心的偏僻地區的青年人追求並踐行自由,以政治為志業而身陷囹圄,然而多年無望的抗爭,終於使他看清了一個事實-專制在任何土壤裡都可以生長,而民主卻是一顆需要時間來精心培育的種子--多年之後成為一位以獨立學問和私塾教育為志業的民間學者。

傅國湧「見面談」的第二件是交給我一個USB,裡面有兩本未出版的書:一本是《林昭:中國的復仇女神》。我打印出來裝訂成A4上下兩大開本,本書在《後記》寫道:
「1968年4月29日,林昭在上海被全殺之時,我在雁蕩山已一歲三個月又19天,正在搖搖晃晃地學步」。

結尾:「通過十八年來的上窮碧落下黃泉,我終於可以拿出這四十六萬六千多個象形文字,以告慰這個世界只以肉身形式存在了不足三十六年的女子,不僅是為了存史實,更是要彰公義。

當我在西子湖畔撰寫和修改這部書稿時,眼中常含淚水,為她,更為這個不幸的民族,西湖是她的舊遊之地,也是她所敬慕的秋瑾埋骨之所。

嗚呼,嗚呼如天理猶存,人心不死,則林昭便永存在人間」。

傅國湧說,燕子,你不僅曾翻譯過林昭的詩文,寫過研究,而且對中文的歷史語境,思想認識與精神契合的理解方面,你是這本書最合適的日文翻譯者。

但我當時正在修改博論《不死的流亡者》,準備日文版,而且手上還有幾本書未完成,唯色的《殺劫-鏡頭下的西藏文革》日文增補修訂版,整整四、五年都未能找到出版機會。

在日本翻譯出版關於中國問題的正經書籍,不容易。

日本並沒有職業的翻譯家,譯者也大都是研究者。

大概有三類:一是大學正式教員。需要教學、研究、教務,開各種大、小會,譯書也不算研究成績,他(她)們也許能找到一點科研經費來做,但日本正在砍文科研究費。翻譯「敏感」的書,大都會退縮,近年,日本有好幾位學者入境之後都被當局關照,當代中國研究界貌似風聲鶴唳;而沒獲得正式教職的學者,需為五斗米折腰。

這些年,我離職某大學,獲得的「自由」便是靠在幾所大學當兼職教師的微收入來維持獨立寫作、翻譯和研究。曾腰椎間盤突出臥床不起,且出版後需要自己購買一部分,已踵決肘現。我看了他的《林昭》,加上原注、譯注,個人之力的話,大概需要一個奧林匹克的四年時間。

我當即表示希望與土屋教授合作,這樣時間上、精力上減半。

土屋教授開始遊說出版社的「營業活動」,寫一個出版計劃,包括書的內容梗概,出版的意義、商業的可讀性。找了東京一家比較有名的出版社,編輯雖有意,但高層並未點頭。
我又找了曾合作過的一位老學者,他曾翻譯過章詒和、王力雄等人的作品。老先生看過之後,表示作品很好,但自己年事已高,有心無力。

第二本書是傅國湧人生階段性的一本自傳《一代人(1988-1998)》。

1990年6月25日,在山西大同,「取保候審」的傅國湧,從短波收音機中聽到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夫婦離開美國駐華大使館,飛往英國劍橋大學的消息,在《日記》中寫道:「看來已放鬆對民運人物的處理。無論如何。中共允許方出去,總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但是他高興得太早了。

同一天,溫州市勞動教養委員會決定對他勞動教養兩年。理由是傅國湧於1988年11月首發起成立「中國一代人青年學術群體」(簡稱「一代人」)的「非法組織」,策劃「一代人」的「非法刊物」。

「一代人」,這三個象形文字。這三個只有八個筆畫的字,不僅包含我青春十年的苦難,甚至包含了我一生的命運。我的人生就是從這三個簡單的象形文字出發,走進波詭雲譎的大時代,也跌入一個深不可測的歷史陷阱中。”

1989年4月底,中學教師的傅國湧和同道者背著剛剛印出來的《一代人》創刊號;背著「一代人」紀念「五四」七十週年文化與民主啟蒙,白字黑布,撞進了北京。

「5月4日下午,在潮水般的人群中,我們將紀念‘五四’七十週年的醒目直幅高高地掛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面」。

「從1988年11月,不知天高地厚的我舉起‘一代人’的旗幟到1998年10月底離開太原勞教所,整整十年,從21歲到31歲。耗盡了全部的青春,期間五度入牢門,一度被軟禁,六進六出,一次次失去自由,在看守所、收審所、勞教所消磨了生命中最為寶貴的五年」。

讀這部書稿,最令人心疼的,一是淡淡地筆調寫「蓉兒」。

傅國湧與「蓉兒」於1993年結婚。1995年,因派出所查暫住證,兩人連個安身之處都沒有,幾乎陷入絕境,找到一個臨時搭建的小平房,不漏雨,接上電。當局隨時可能收網,生活似乎茫然無望。

一天晚上,「蓉兒」黯然地說一句:「夜裡看不到電視塔上的燈光心裡就會很難受」。這句話,令傅國湧肝腸寸斷,銘心刻骨。「我想到十二月黨人的妻子,仿佛看到了西伯利亞漫天風雪中那些纖弱的背影」。

「蓉兒」帶三歲的兒子探「籠」,一家三口蹲在地上吃方便麵,因為那裡連張板凳都沒有。

二是逃亡、監獄、饑餓、寒冷、露宿街頭、天冷時在「籠子」裡被迫光腳、穿涼鞋、肚子疼、腸胃不好,咽不下硬邦邦的冷饅頭……像「狗一樣到處流浪,但仍在尋求精神上的同道者,苦苦地尋找這個古老的民族的轉機和希望」。

雖然傅國湧劫後餘生,但是曾經的「籠子」生活,損傷了他的健康。

最近這兩年,他兒子給他下載了一個LINE,有時我寫信給他,卻等不到他回信,原來傅國湧不會翻墻。他在日本期間我們才能聯繫,一開始我們都不知道語音需要雙方都打開通話機能。摸清之後,記得我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話癆許久,因為我和他同屬「一代人」,長歌當哭。

那時我正在向京大一位物理教授求旁證方勵之先生的一段話:暗物質不發光,但是主導主導成分。宇宙中的星體形成靠它們的引力,重子物質,是少數。……宇宙因為這些一小撮重子物質的不同的動力學而有了光,有了人類,有了人類創造。

這段話是方勵之夫婦於2010年去參加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時,在奧斯陸大學的演講。京大教授從專業的角度再證了「發光的少數」的重物質與暗物質的關係, 那次聊到方勵之、漢娜·阿倫特的「黑暗時代」,從天體物理學,政治哲學的血脈相通,在特定時代保持獨立思考和道德勇氣的人屬於「重子物質」。

但書的事就一直耽擱下來。我對傅國湧表示歉意,但他安慰我,哪有那麼容易,不急,再等機會。又說,「蓉兒」只有兩年就退休了,到時可能兩人都會來東京住一段時間。自己身體不好,越發不大出門,手機也看得少,在服中藥。

日本式的禮貌,讓我沒細問下去。

日本已經成為全球最長壽的國家,我們至少應該可以活到平均壽命,我總以為時間還有一大把。

(四)關注流亡知識人

傅國湧記憶力極好,過目不忘,在我的書架上看到一排「六四」流亡者的書籍和資料,熱情地向小蛇和大呂推薦鄭義先生的《神樹》

他認為《神樹》是當代中國最偉大的長篇小說,沒有之一,是唯一。這句話,他也曬在微信朋友圈內。

鄭義先生自1989年6月「狂飆突起」的風暴,「作為一個內涵遠大於作家的中國人,別無選擇地撲向那個痛苦的百年大夢」。大搜捕中,在中國大地潛伏近三年之後,終於與北明會合,為了不再給隱匿自己的朋友們添麻煩,於1993年1月經香港流亡美國。當時隨身攜帶的只有一本《現代漢語詞典》與百萬字小說原稿,開始另外一種寫作,但「象形文字是我的誰也無法奪走的永遠的祖國。我背負這文字流亡,便是背負著祖國和她苦難的史詩流亡」。《神樹》帶他回到夢魂縈繞的太行山。中文版1996年在台灣出版,日文版1999年出版。

我將傅國湧的原話轉告鄭義先生,他問:國湧從哪兒讀到的《神樹》呢。

傅國湧去香港時買的。在1996年進「籠子」時,他在舊雜誌上,讀到了您的小說《遠山》,也曾在許良英先生家的書架上,看到《歷史的一部分》、《紅色紀念碑》以及北明的《告別陽光》。那次進「籠子」,也是北明進過的那個太原臭名昭著的「籠子」。我答。

此時鄭義先生已經去國三十多年,早在他「失蹤」之際,有傳言,說在中緬邊境發現了一具尸體。

鄭義先生的文字和身體,再也回不去他的讀者面前。他「不是鬥士,僅僅是不忍死難者受屈,由我的手再殺他們一刀。也不願兇手們誤會,以為時間會洗去兩手鮮血」。

後來幾次給傅國湧快遞過書和複印資料。包括安琪的《痛苦的民主》等,他會告訴我,要什麼書,在我的書架第幾排,靠哪邊。

他那麼地關切海外流亡知識人的生命歷程和命運,不僅是因為他研究知識人與社會角色的需要,也不僅僅因為八十年代的讀書與啟蒙,更是因他自己就是一位「內在的流亡者」,身在境內,但是知識人的超越體制、階層的「非依附性」、「業餘性」,只能是一位「流亡者」。

2024年元月,我短期赴美。

此時張小蛇的「讀道社」已經出版了他的兩本書:《去留之間-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一報一館一大學》。

他又托我辦三件事:一是他分別簽名送給蘇曉康和傅莉夫婦、鄭義和北明夫婦,陳奎德先生。小蛇快遞過來。

二是找蘇曉康先生複印《河殤》續集-夭折的《五四》解說詞手稿。

1989年5月,傅國湧進京時,曾在北師大的學生宿舍無意中發現過《北京青年報》上刊載過《五四》的解說詞。電視片雖然流產,但解說詞先出來了一部分。

凜冽的寒風中,蘇先生一個人來的華盛頓DC,結果中途遇到工人修路,小火車開到一半,乘客自行設法。他又轉公共汽車,多拐了幾條彎路,總算找到了我的旅館,我交給他傅國湧手寫的書信和書籍。但蘇先生說《五四》解說詞只有幾百張卡片,尚未形成最終完整的文字,而且部分行李已經打包,正在準備搬家到加州兒子的附近。

傅國湧去世的第二天,蘇先生在臉書上發了一段文字紀念他的「學究與赤誠」《天地閉間一沙鷗》:「他才五十九歲,一位當下中國及其罕見的「武訓式」的人物,也曾是八九熱血青年,坐牢後看穿政治,又探求民國史,然後就在底層鄉間辦學,不對今世抱任何幻想,一如當年胡適『要教出一個新文明』……念國湧而思胡適。」蘇先生找出1988年寫的的《胡適故居中堂上》貼上。

二是尋找1996年8月號的《北京之春》紙面版。

旅途後期,我已生病。鄭義先生馬上打電話找胡平先生,但是《北春》早在2010年改成網刊,沒找到這期紙版刊。

後來胡平先生發來了1996年4月號和8月號電子刊,分別刊載有傅國湧的《從我做起:和平抵抗》與《民主階段論》。這些文章是他第五次入「籠子」三年的主要「罪證」,《勞教決定書》上定板的「反革命煽動罪」。

離美前,坐著鄭義先生的舊車,去了一趟阿靈頓國家公墓,在無名戰士紀念碑前的石階,默默地坐了良久。

鄭義先生抄給我這段文字,“Here rests in Honored glory an American soldier known to God”。口譯為:這裡埋葬著一位美國大兵,無人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上帝知道。

托我捎給傅國湧一句話:「流亡者,不死」。

空港離別時,鄭義先生交給我一個北明準備的網兜,洗乾淨的西紅柿和黃瓜。他們甚至來不及去買禮物。我還開玩笑說,1989年傅國湧們乘坐綠皮火車進京,大概帶這些充飢吧。

本來跟傅國湧約好二月京都見,但我回日本後沉疴不起,失之交臂。

(五)一代人,使命未達

最後一次見面是2024年9月17日,阿古智子教授在東大舉辦了一場「林培瑞教授80歲紀念演講」,我的拙著出版了,也被邀請去湊熱鬧。會後阿古教授在家準備了壽司等,大家小聚。

席間談及「流亡」。

傅國湧說,我不「流亡」,一來年紀大了,新學一門外語的話,需要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二是我的腸胃不適合吃這些生冷的東西。

那天夜色已深,我和他坐朋友招呼的出租車先離開。

諾大的東京,我擔心他兩眼一抹黑,找不到回家的路,但他更擔心我這個山頂洞人,堅決要司機先送我回旅館,自己在途中先下車了。

車上,我交還給他一個信封,裡面是二十萬日元。他曾轉給一位朋友一萬元人民幣,朋友換成日元給我的。他說他不直接認識唯色,但認同我苦苦做的事,算是對《殺劫》日文版的支持。但這本書有了部分「眾籌」。我退還他,他堅決不肯。他只收了我的一盒「京果子」,說,燕子,你做的事,我懂,非常不容易,這是我的一點心意,以後用在你的別的書上。

我希望,用在傅國湧未來出版的這兩本書上。

7/06/2025

恭祝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九十华诞

 吴称谋

达赖喇嘛尊者九十寿诞


        7月6日是藏传佛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九十华诞寿辰。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藏人抗争中,达赖喇嘛尊者所发挥的作用是无与伦比、卓越非凡的,在所有藏人当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六十六年的流亡生涯,成全了达赖喇嘛尊者,使得他成为一个跨世纪的宗教政治性人物。经过他的持续努力,使得曾经神秘封闭的藏传佛教走向了世界,并成功地将藏民族独特的信仰与文化的种子撒播在了广袤的自由世界。通过他的坚守与抗争,使得西藏流亡政府问题从地区性问题,最终演变成为了国际性问题。

        达赖喇嘛尊者完成了只有他才能完成的历史使命,进而造就了一个未来即使没有他,传统藏文化也能在海外持续存在和自由发展的开阔局面。

        达赖喇嘛尊者提出中间道路的政治主张,在藏汉人民心中得到了广泛的赞同与支持,他的非暴力抗争理念更是普遍赢得了世人的共鸣与响应。


        祝寿达赖喇嘛尊者,特撰写对联一副:


横批:德慧无疆

上联:上师尊者,告别世代藏民,弘法海外,以悲悯情怀获得全球信众;

下联:达赖喇嘛,失去雪域家园,流亡异邦,凭和平理念赢得世界天空。




 附录:

祝寿诗词对联荟萃



1、刘二安先生,祝达赖喇嘛尊者90岁寿辰

达寿年鲐背,犹宏扬佛教于寰宇
赖尊者传承,且寻访灵童为众生





2、楚朦,达赖尊者90华诞



九十春秋慧日长,雪域高原耀佛光。
慈悲为怀抚众苦,智慧如海照苍茫。
转世乘因心不老,苦旅仍行愿未央。
愿君安泰如山岳,福祚绵长润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