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7年是反右运动六十周年，天问学会向全球征文已经截稿。《反右与当代中国命运》学术文集正在编辑出版的过程中，本文是为文集而写的序言。
序
共和歧途
吴称谋
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一场当代的禁言运动，也是一场从共和蜕变成专制的政治运动。反右运动必将在中国当代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历史重要性。它的重要性不是因为非凡的历史意义，而恰恰相反，是它巨大的民族灾难和深远的社会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早已逐渐意识到，它不仅影响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还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的命运，它甚至已经进一步侵害了自明清大兴文字狱以来中华民族的精魂与脊梁。
一个甲子的轮回，六十载岁月过去了，海内外学界在反右五十周年之际已经举办过好几场国际研讨会，也出版过几部相当有学术分量的研究文集。如今，不管是当年的受迫害者还是学界研究者，似乎该说的话都说完了，研究的学术成果该写的都写出来了。再是，由于很多反右运动中的受害者早已作古，剩下的都是耄耋或期颐之年的人，此时还能有新的研究成果吗？
因此，天问学会在2016年向全球提出主题为
-----“重建自由精神，再造民族脊梁”的反右六十周年征文之前，对于举办此次活动，天问学会内部成员曾一度有过犹豫。但在本主编写此序言之时，仍然感觉出版反右研究文集的时效性和必要性。当下，名曰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中国大陆，言论氛围竟然再一次紧张恐怖起来，求真的知名历史政论杂志《炎黄春秋》已经鸠占鹊巢，开始欺名骗世，著名思想文化网站“共识网”也已经被迫关闭。华夏民族，仍在遭受极权的鞭打而痛苦地痉挛；历史车轮，一直在通往自由的十字路口痛苦地徘徊……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权专制的社会制度，建立起了宪政共和的政治理念。何为“共和”，简单说，就是公正自由选举的政治。[1]从易经哲学的角度来解释，就是在阴阳两种或多种力量之间，自由地消张，对等地博弈，彼此地互化。现代“共和”的概念，也就是《易经 • 乾卦》彖辞中的“保合太和”之意 。可以说，古老的太极系统已经完美诠释了现代“共和”的真正内涵。换句话说，现代共和政治的理念与远古的太极阴阳概念之间有着跨越时空的一致性。只可惜儒家文化，一直占据了中国大道文化的统治地位，就如雾霾笼罩神州一样，把最光辉灿烂的宇宙之光已经遮蔽两千年多年了。
孙中山建立起的中华民国，结束了帝制。在经历皇权复辟，军阀割据，外敌入侵，内乱纷争等各种原因，虽然中国没有立刻实现宪政共和的理想，但仁人志士们一直在艰难地筹备和搭建共和政治的架构。1945年抗战胜利，如果国共两党精诚团结，是有希望实现共和的，但失败了。1949年中共组建联合政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们似乎再次看到共和的曙光。但是中国受世界两大阵营的影响，毛泽东上了斯大林的圈套，卷入了朝鲜战争，对抗自由世界。从此，中国在国际上站错了阵营，错把流氓作兄弟，而把朋友当敌人。1957年发生反右运动，使得中国政治彻底蜕变，重新陷入专制社会兴衰轮回的历史泥潭。
中国文化中，“左”与“右”原本一个方位词，但在世界近代史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它慢慢被赋予了政治立场或观点的色彩，逐渐形成了一种政治哲学概念。如左派、右派，左翼、右翼，左倾、右倾等。何为“反右”，说白了就是“左”反击“右”，“左”消灭“右”。当年毛的阳谋，迅速在全党形成了共识，上下达成了默契。以毛邓为首的中共，其主要目的是把敢于独立思考、内心有想法的人士，看不顺眼的异类，在政治舞台上消灭，在文化思想领域中打倒，在公共社会生活中消失。毛发动的反右运动，其实是一场“灭右斗争”。
毛在1945年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就提出了论联合政府，从毛的“组织中华民主共和国联邦”[2]
的论述来看，联合政府的性质就是共和政治。 中共在1949年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联合政府。在成立之初，还能看到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知名人士之间联合的迹象，似乎有点“共和”的雏形，但此后他们在新政权里的发言权微乎其微，所在职位的相应权力也很快虚化了。需要强调的是，1949年建立的新政权表面上是个联合政府，但本质上又是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它表里不一，性质矛盾，后来两者之间产生冲突是必然的。
随着中共“左”的独大，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力量“右”的被吞噬，到1957年所谓的“共和”已经彻底消亡。 故而，五七反右以毛左的完胜而告终，中共实现了它的最终目的，由“民天下” 到“党天下”的蜕变，从共和变成了党国。这无疑是毛的政治生涯中的最大罪错，也是中共的最大缺憾。因为这个罪错，使得无数革命先烈的理想和目标破灭了，鲜血白流了，生命白死了；使得从1840年以来，无数民族精英为民族的民主自由、宪政共和所做的努力都付之东流。
然而，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的政体，只有实现两党或多党的政治博弈，才有可能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国家政治就是一个完整的太极系统，在这个太极系统中，一旦阴阳两种或多种力量不能对等地共存共融，那么这个国家的政体必然不会长久地和谐稳定。这正是这个国家离不开强权压迫统治的原因。然而，就如毛曾经所说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这也是社会迟早会发生动荡的根本祸因。由此推论，毛的反右是一种违背治国之道的独裁行径。从此，中国走上了一条共和的歧途。
从毛的政治逻辑来分析，反右运动是毛企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体性质变回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政权，即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这个与民国政府分庭对抗的专政政权是中共“左倾”路线的产物，它效仿苏俄的暴力革命，主要政策具有浓厚的“左”的色彩。毛为了要搞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执行他的个人意志，需要全国上下有强烈浓厚的“左”的政治氛围。1949年后，由于中共残酷的阶级斗争和毛推行的冒进政策，民主党派、社会各界以及民间出现了一些不满情绪，毛则认为消除这些不满情绪“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3]
此外，毛泽东理想中的“芙蓉国”与洪秀全的 “太平天国”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毛脑子里面的社会主义有着太平天国的理想色彩。他们之间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通过暴力手段推行理想；都有“耕者有其田”、“平等均富”等口号；都是利用西方的信仰和精神资源，来反东方的文化道统；表面上的目标都是理想国，实际上却是千秋万代的家天下。区别在于：洪秀全利用“拜上帝”的信仰，运用传统的宗教组织，洪秀全自称是上帝的二儿子，施暴的权力谎称神授；毛则借用“拜马列”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运用现代的政党组织，把斯大林视为老大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和支配。由此可以推断，毛并不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而是“斯大林加洪秀全”，只不过，毛是中国化了的斯大林，成功了的洪秀全而已。
1956年中共八大，邓小平在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杜绝个人崇拜。党章里面也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刘少奇在八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全文约45,000字，其中仅4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4]
尽管，毛泽东在1953年就主动提出“退居二线”，但从毛的冒进路线遇到了挫折后，毛在党内的威望处在了一个低潮期。1956年11月15日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在讲话中说到：“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5]
由此看来，国内政局的集体领导趋势，让毛开始担心他的权力地位了。
共产国际的警钟敲打着毛的独裁梦。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抛出了批评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苏共中央开始批判个人崇拜，还有波匈事件爆发等原因，严重刺激了毛的神经。于是毛有了 “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6]
的感慨。其潜台词是，不反击敢言的知识分子，中共的一党独裁是不能实现的。进而言之，毛的独裁也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毛鉴于上述的诸多原因，对于从党章中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毛不得已作出表示同意的姿态，但他的心情是压抑的，不情愿的。他在开始制造借口，等待机会反扑。
更使毛不能容忍的是，1958年以后，赫鲁晓夫多次在国际公开场合抨击他，比如说“毛是夜郎” ， “毛是一只好斗的公鸡”[7]
等。这种挑衅的举动导致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关系决裂，中苏两党闹僵并展开论战。这时的毛已经不在乎老大哥的态度，毛搞个人崇拜的欲望就彻底公开而无所顾忌了。
所以，毛的政治逻辑是通过反右，把共和政体蜕变到专政政权，再通过搞个人崇拜来实现权力的最大化和绝对化，然后为实现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而折腾。
从毛一生的权力逻辑来分析， 反右是毛走向个人独裁的一个至为关键的重要环节。通过反右，除了毛泽东以外，不管是党外还是党内，所有人都开始恐惧起来，从此嘴巴闭起来了，脑子不敢有想法了，这就是毛要达到的政治目的。
1942年，毛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利用刘少奇卖力的吹捧，通过打压王明等共产国际派，获取党内最终决策权。中共通过党内的抓“特务，叛徒，内奸，反革命”的运动，控制文艺，加强宣传，配合对毛的崇拜之风，使得毛登上了神坛。中共也成为了有军队，有地盘的最大野党。
1942年，毛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利用刘少奇卖力的吹捧，通过打压王明等共产国际派，获取党内最终决策权。中共通过党内的抓“特务，叛徒，内奸，反革命”的运动，控制文艺，加强宣传，配合对毛的崇拜之风，使得毛登上了神坛。中共也成为了有军队，有地盘的最大野党。
1945-1949年建政前，共产党以民主的姿态收买民心，以宪政的目标博得社会各界的支持。这样中共积极联合那些与国民党离心离德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自由知识分子，一致对付国民党政权，最终取得了全国的胜利。1949年成立的联合政府，还象征性地安排了几个民主党派领导人做中央政府的副主席，但在1954年换届时就取消了。补充一句，中共只留下宋庆龄做为民主的象征，作为与各民主党派联合的招牌。文革开始后，宋庆龄七次上书公开表示反感与失望，那时她对当初的选择已经后悔莫及。
1957年，因为上述国内外因素，毛幻想通过民主党派给共产党提意见的方式，来整顿党内的求实派，他担心求实的主张赢得大多数，而名正言顺地削弱他的权力。其结果，正如毛所期待的那样，引起火烧连营的效应，民盟领导人果然提出了反对中共一党独裁、轮流坐庄等诉求。此时的毛终于有了借口，于是伙同党徒们狠狠地收拾了那些敢对执政党说三道四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同时也把党内的开明人士给整治了。当那些民主人士和政治投机分子的利用价值没有了，就到了他们遭殃的时候了。鉴于中国残酷斗争的政治文化，加上苏俄的阶级斗争理论，他们遭遇这种结局是必然的结果。
1959年，毛在庐山会议，把党内敢于实事求是说真话的人打倒，如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为巩固自己的绝对独裁，毛需要进一步制造高压的恐怖氛围。从此党内也无人敢说真话了，随后发生了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惨剧。这是1957年限制言论自由后，中国遭受的第一个惨痛代价。
1966年，毛发动文革，目标是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毛再把曾经在反右运动中的先锋和干将给收拾了。林彪和周恩来是毛的左膀右臂，都属于毛左阵营的主要文臣武将。这样，文革时期的中共当权派成了清一色的毛左派，于是毛开始了他的下一步闹腾。
1969年，毛林周把最大的当权派刘少奇彻底打倒并进行肉体消灭以后，毛林的共同敌人没有了，这样统帅和副统帅之间就开始暗中较量起来。毛在1971年成功铲除了林，当得知林摔死在蒙古大漠后，毛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这是最好的结局”[8]。毛左们毫无人性、溟灭良心地在人民大会堂喝茅台庆祝。而林之死，却让周在人民大会堂莫名其妙地大哭一场。有谁知道，那是聪明绝顶的周作出的兔死狐悲、唇亡齿寒的悲泣，古稀之年的周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林彪。果不其然，从那以后不久，毛就开始利用“四人帮”对付二号人物周恩来。
文革后期，被毛折腾得心力憔悴、油尽灯枯的周恩来患上了癌症。在1976年初，毛总算把小自己五岁的周恩来折磨得提前去见了马克思。这时他才稍松了一口气，只剩下毛这个寡人和“四人帮”、毛远新和那些忠实走卒。毛左派最终清洗并萎缩成了毛家派。如果毛有台湾蒋介石那样的年寿，毛会继续迫害同僚、清洗党徒，直到毛远新的上台。这样毛的家天下帝国梦就很可能做成了。
1942-1944年，毛借刘之力，搞整风运动，排除异己，获得党主席，登上了神坛，中共成为极权架构的在野党；1945-1949年，中共拉拢收买党外民主力量，违心吹捧民主宪政，伪装成为各民主党派的领头羊；1950-1956年，残酷镇压地主、资本家，将农民的土地又收归党有，排挤、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在政府机构的人事安排，剥夺其权力；1957-1958年，中共抛弃收拾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推行流氓文化，中共搞一党独裁，形成党天下；1959-1965年，警告打压党内开明派，大搞一言堂，中共从一党执政演变成个人独裁；1966-1971年，中共全党蜕变成为了毛左派，搞痞子政治，实现法西斯统治；1972-1976年，中共最高领导层沦为了毛家派。老婆侄子同上阵，牛鬼蛇神齐登台。最终，毛成为了蜗居在中南海里的革命皇帝。
从1942年发展到1976年，人斗人的政治运动犹如冬笋剥壳一样，把毛心目中的权力威胁者和障碍逐个剥离掉了。由此推论，毛的个人权力逻辑是，从党内整风到党外欺骗，从党外联合到一党独裁，从党内清洗到江青登台，通过不断的政治运动来实现独裁，再把专政的党天下企图最后演变成毛家天下。
从1942年发展到1976年，人斗人的政治运动犹如冬笋剥壳一样，把毛心目中的权力威胁者和障碍逐个剥离掉了。由此推论，毛的个人权力逻辑是，从党内整风到党外欺骗，从党外联合到一党独裁，从党内清洗到江青登台，通过不断的政治运动来实现独裁，再把专政的党天下企图最后演变成毛家天下。
五七反右，表面上毛和党徒们胜利了，但实际上，它们都开始走向了失败。这种失败，不是败在当时的老百姓面前，不是败在所谓的右派人士脚下，而是败在从辛亥革命以来宪政共和的历史潮流上，更是败在中华几千年以来隐而不显的天道文明上。
如今，已经寥若晨星的右派受害者们，还在期待一份正式的道歉，历史亦在期待一次公正的评判。如文集的右派作者们：姜万里86岁、牛立华81岁、叶孝刚89岁、王孝娴80岁、陆清福88岁、张淑芬80岁、余宗超82岁、顾延龄82岁、张成觉79岁、皋兰山82岁，他们的平均年龄是83岁。因为他们年岁都已很高，也许此生等不及而带着失望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们的期待会记录下来，通过文字及各种形式保存下去。可以肯定的是，不管等到什么时候，受害者们的期盼和遗憾总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得到应有的弥补。
《反右与当代中国命运》学术文集的作者，如右派家属：章诒和75岁、孙英平71岁、徐小青64岁；见证者：姚监复85岁、任彦芳80岁、陈焯73岁；专家学者：谢选骏、丁凯文、日吉秀松等。本文集收录的文章，有的是客观真实的历史，有的是反右学术研究成果，有的则是两者兼之的优秀作品。文集的作者，有专家学者、见证者、右派受难者、受难者家属等，这样多维度的历史视角，长时间的历史考证，以及浑然一体的知识架构， 使得本文集的价值和意义卓越非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五七头号右派章伯钧的二女儿章诒和，她的文章观点非常到位，思想尤其深刻，内容也独特经典。她提出反右历史是“人祸史”、“背叛史”、还是“独裁史”！当下，人们必须把个人记忆纳入到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个人记忆才得以聚合、得以交流。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公共空间，个人记忆才有可能转化为共同记忆，“粉末”与“碎片”才有可能糅合成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章诒和还认为，所有这些共同记忆和灾难见证，无一不是对一个民族最深刻的人性教育，最良好的素质教育，最完善的道德伦理教育。它相比于当下共产党搞的各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效果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当今时代，历史早已经不是“成王败寇”的评判标准了，因为历史不是“成王者”所能篡改，也不是随“败寇”蒙冤未雪而淹没的，更不是由御用学者们任意粉饰打扮的。虽然有人说，五七反右运动，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骨已经被毛泽东打断了。但从今天海内外学界来看，现实并没有这么悲惨，人们也不要那么悲观。当年陈寅恪先生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的火炬，薪火相传，遍布全球。在信息的全球化时代，真实客观的历史是由普天下民众一起来记载和书写的，这个权力已经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这正是， 燕雀亦有鸿鹄之远志，匹夫当存汗青之丹心。此乃是天问学会向全球征文，编辑出版《反右与当代中国命运》学术文集的意义所在。
诚如斯哉，是为序！
2017年2月2日于美国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